79级法科生的政法往事

79级的每次聚会，江平老师都会到场。记得“相识20年”的聚会上，江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30年相聚时都能到场，第一要保重身体，第二要廉洁奉公，不要缺席。

杜新丽

1977年经历“文革”的中国法学教育，开始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沐浴着这股春风，我于1979年踏入北京政法学院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人生，说来很巧，到今年整整满30年了。1979年入校时是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毕业时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所以79级学生既是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拎着马扎上课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高中毕业后先到农村插队，再到工厂务工，我所在的单位是华北电管局的一个机械站，专门负责华北地区的电厂建设，每天开着日本进口的八吨五十铃大翻斗车奔波于各个电厂工地拉沙石土方。高考恢复后，工厂里喜欢学习的几个青年工人聚在一起复习，一个老工程师成了我们的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处于严重饥渴状态的年轻人而言，只要能上学，学什么都可以。我当时的分数可以报人民大学，但老工程师说政法学院招的人多，还是稳妥为好。就这样选择了北京政法学院。

　　1977年有3所学校设立了法律专业并招生，77级法律专业毕业生共计223人。北京政法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学院解散，教师下放、校园被瓜分，1977年不可能招生，经过两年的恢复和重建于1979年招收第一届学生，一招就是12个班共计420多人。

　　记得来校报到的那天，一进校门就怀疑自己走错了，楼前空地有敲鼓拉胡琴的，有小孩踢腿练功的，还有三三两两昂首挺胸迈着舞蹈步的少男少女行走在不大的校园里。这到底是哪儿呀，原来政法学院只要回来一个教学楼、一个宿舍楼、一个小食堂，勉强把第一届学生放下，其他的地方还由北京戏校和北京歌舞团继续使用，就这样两类气质迥然不同的学子们在一个校园里为自己的理想各自拼搏着。

　　虽然校园不完整，但也有好处呀，79级同学都知道当时想睡懒觉可不容易，除非那种超级睡虫型的，因为戏校的学生早早就起来练功了，咿咿呀呀调嗓子的声音逼着你下床用功，稍有偷懒念头的也会羞愧难当，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起早用功，何况我等肩负祖国法治建设重任的学子们呢……虽然这只是调侃，但当时79级的刻苦学习是被所有老师认同的。

　　学校没有图书馆，就将教学楼中的大教室改造成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保证每个班有自己的固定教室，随着80和81级的入校，教室不够用，教学楼里老师的办公室统统搬到了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夏天太阳晒透房顶酷热难耐，冬天没有暖气要靠火炉取暖。教学设备短缺，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拎着马扎上课的，双腿就是书桌，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师生对孟德斯鸠、卢梭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课程设置摆脱“文革”遗风

虽然是复办，但凭着北京政法学院坚实的基础以及老师们思想的解放，4年课程的安排丰富而有体系，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汉语(古代汉语)、中共党史、法学理论、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与法医学、婚姻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政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及外国法律思想史、公共外语(英语、俄语)和法律英语等课程，甚至在三四年级时，还开设了外国刑法、外国民法、日本民法等课程供学生们选修。总之，课程的设置已经摆脱了“文革”只讲政治的遗风，体系完整而科学，使我们第一届学生得到了很好的法学系统化教育，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用教材有两种，一种是政法学院老师编写的，组建教研室之后，老师们就没有过寒暑假，集中研究和编写教材，许多教材成为我国“文革”之后该学科的第一本教材，例如钱骅老师主编的《国际私法》。民法、刑法等学科用的都是我校老师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为法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还有一种就是选择的经典教材，例如当时我们国际法使用的是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次印刷)的《奥本海国际法》，该书由王铁崖教授和陈体强教授翻译，二位老师是我国国际法泰斗式人物，王铁崖生前一直担任国际法学会的会长，并且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多年。该书被西方法学界奉为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和教科书，尽管原书出版已经多年，但在国际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正是老师们的高水平和智慧一开始就将我们引入到了神圣的法学殿堂，使我们在学业上不走弯路，在事业上夯实基础。

难忘恩师情

从小学到大学，遇到的老师，到底有多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很难记得清楚，但是上大学时授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经常在眼前浮现，甚至在讲课时我会有意无意地去模仿他们。

　　江平老师当年是民法教研室的主任，给我们讲授“民法”，先生讲课时的情绪之饱满，思想之深邃，逻辑之清晰无人能比。先生不仅课讲的好，做人也好，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老师给我们上课，话筒有些问题，是江老师亲自来帮助拉线、调试，直到正常上课了他才离开。79级的每次聚会，江老师都会到场，都会讲话，让我们再一次沐浴春风。记得“相识20年”的聚会上，江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30年相聚时都能到场，第一要保重身体，第二要廉洁奉公，不要缺席。恩师的教诲滋润着每一个同学的心田。转眼10年过去了，今年的金秋时节79级将在北京相聚，我想全体同学会以实际行动向恩师递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还有讲授“民法分论”的张佩霖老师，讲授婚姻法的巫昌贞老师，案例信手拈来、取之不尽、丰富多彩，叙述案例言简意赅，在案例的讲授中，相关法律条文被诠释的淋漓尽致、通俗易懂。二位老师堪称幽默大师，讲课十分风趣。

　　政法大学老一辈教师中有四大才女，即婚姻法的巫昌贞老师、法制史的薛梅卿老师、刑事诉讼法的严端老师、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孙丙珠老师。十分幸运，她们都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她们讲课声音中气十足，神采飞扬，无处不散发着学识渊博的女教授独有的魅力光芒。还有国际法的钱骅、吴焕宁和周仁老师，将当时最难懂的国际法讲得妙趣横生。这些老师大多数具有研究生学历，是我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毕业生，“文革”之前就已经执教多年，“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作为学科带头人，复办之后为祖国的法学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立法参与者，许多法律和规章均出自他们之手。

　　毕业于海外名校的国际法教授朱奇武、汪暄两位老先生当时虽已年过六旬，以带研究生为主，但时不时会给我们这些本科学生做个讲座，偶尔冒出来的流利的英语听的我们目瞪口呆，也激励着一些同学发奋补习英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入学时的英语是从ABC开始的，但5年(做了一年律师)之后居然考取了赴英国学习的律师班，结业后通过了英国的律师资格考试，现供职于一所国际律师事务所，事业做的有声有色。

　　现在许多大名鼎鼎的教授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像赵相林老师、樊崇义老师、梁淑英老师、刘金国老师、马登民老师、刘廷吉老师等等。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地站在讲台上，深入浅出地讲解着深奥的法学理论和规则，鼓舞着我们为祖国的法治建设而努力读书。还有一位当时拥有众多粉丝的讲授古汉语的小老师，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有的学生年龄还小，但是古汉语底子十分丰厚，绝佳的口才、渊博的知识、优雅的气质带领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开始着迷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她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徐世虹老师。

　　常言道，一个学校老师是魂，教授是宝，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虽然条件艰苦，但在这些辛勤园丁的培育下我们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4年大学生活，这4年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而引路人就是这些老师。在2009年的教师节，我要给我的老师们深深地鞠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祝福他们，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

　　(杜新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私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