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尘封的记忆去回忆一个你最尊敬的人，其实是一件无比感伤的事，它会撩拨心灵深处不愿被触及的情感,让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今年是我的导师何华辉教授逝世的第十一个年头，往事再提，先生为人为学的一幕一幕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何先生的前半生，度过了没有青春的岁月，几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风华正茂之年，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教学事业之中，准备在武汉大学这个近代以来的法学研究重镇一展身手，续写王世杰、梅汝璈、周鲠生等法学前辈织就的辉煌，他帮李达校长整理、润色的《法理学大纲》成为建国初期少有的几部法学专著之一,他亲自撰写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示了卓越的学术天赋。可惜好运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毫不留情地把何先生裹挟其中。1959年他因所谓的“反党言论”被打为右派，那时他年仅34岁，是一个学者最富创造性的大好年华。到1979年他获得平反、恢复正常工作时，已两鬓花华，韶光不再。他的母亲在“文革”时被活活饿死，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过去生活的温馨如今只剩下孑然一身的孤苦悲怆。右派的身份不仅夺走了他的青春，也夺走了他身体的健康。我曾经戏谑地对马克昌教授说，老师已处耋耄之年而能神采奕奕，应感谢“右派”之年，让他劳动吃斋，从而为今日之健康打下了底子。但何先生并无此种幸运，以他那不肯苟且，愤世嫉俗的脾气，加上沙洋农场高强度的“劳改”，先生劫后余生已是幸事，岂能再奢望他身体还健康依旧。在先生晚年，我几次问及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是否对未来还抱持希望，有无怨悔，他只是淡然一笑，不作回答。那种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襟怀，至今巍然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宪法的学习是异常艰难的，它需要你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甚至要有丰富的人生历练。无怪乎西方学者要把对宪法学的认知和研究水平作为衡量一个法学学者水平的最高尺度了，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从事部门法研究的学者，到了要对学术生涯盖棺论定的时候，都要撰写宪法学方面的论著！但历经劫波的中国宪法学并未获得这种恩宠，相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左倾”遗毒并没有完全肃清，从事宪法学的研究，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显赫和荣耀，相反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政治麻烦。何先生为了防止他的学生重复上代人的坎坷命运，主张宪法的研究既要坚持真理、勇敢求道，又要学会表达的技巧，要“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他那种“过去不行，现在有改进，将来还应更加完善”“三段论”写作方式，成为特殊条件下“追求吾道”的经典方式。宪政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没有对西方产生之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等等的深刻把握，那么所谓由此而生的宪法学就只是一堆“皮囊”，而缺失了宪法学的精义，因此何先生要求弟子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要多读西方政治法学大家的原著。记得与我同届的武大政治学专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当时已在全国政治学界小有名气，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亚里斯多德政治法律思想。何先生是他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原以为何先生搞法律的不会对政治思想史很精通，所以答辩前并不作认真准备。后来答辩时恰巧是何先生的问题弄得他“汗出如浆”，从此他对何先生的学问深为折服。何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组织学生翻译美国宪法的经典案例，希望借助他山之石来推进中国宪政的改良，可惜那时的研究环境竟使这本翻译作品无法找到付梓之处。何先生在世时学界就送给他许多雅号，如“中南宪法一霸”，“中国宪法的四大花旦之一”，但他对此并不领受，始终保持温良谦逊的品格。学问大家总有化腐朽为神奇，化复杂为简单的高超本领，看何先生的论著总会对他文字的精炼和思想表达的清晰至为叹服。在我以为，关于宪法原则、关于英国宪法制度的总结、关于政体形式的论述等，今天中国的宪法学界似乎依然没能超越何先生的表达范式。

作为弟子说来惭愧，这次纪念何先生的活动是许崇德先生大力坚持的结果。他们两位老师之间有着最为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同窗之谊，患难之谊，更是同道相知相识之谊。何先生在武大搬过几次家，但每次搬家后，许先生书赠给何先生的条幅总是赫然摆在客厅的最中间。何先生与许先生上世纪80年代合写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投身于宪法学的研究队伍。许先生有着壮丽的事业人生，但在纪念许先生80华诞时，我在纪念画册中却依然找到了一张两位先生的合影相片，那张相片的构图并不精美，影像业已模糊。此事深刻反映出许先生对两人友谊的那份无比珍重的用心。两位先生对对方的学生都视同己出，在学习生活上给与全方位地关心。何先生刚刚去世时，我们弟子们出了一部纪念文集，许老师欣然为之作跋。今年我们要出何先生的论文选集时，请许先生为该书作序，许先生又不顾高龄，慨然应允。何先生临终前，他担心邹平学、赵世义、朱福惠、陈晓枫和我几位博士生不能顺利毕业，他又特意将我们托付给许先生、马克昌老师，请两位老师予以关照。因此当我博士答辩时，许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我的答辩，当我由于紧张少答了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许先生没有责难我。反而用主人请客人吃十道菜，结果只上了九道菜这样一个笑话，缓解了我的窘迫。许先生那时作为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政务活动十分繁忙，学校的教学研究活动更让他不得余暇。但他依然信守了对老友的承诺，这份真情让我亲历了古代士大夫那种重信然诺的遗风。何先生与许崇德、吴家麟、张广博、肖蔚云等老师都是同学，一部中国现代宪法学史几乎就是由他们谱写的，而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以及高尚的人格，又堪为我们这些晚辈后生的人生典范。

何先生是那种身教重于言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他很看重学生的道德人格的修炼，但他从不对我们这些弟子进行空洞的说教。有两件事让我至今依然记忆深刻。一件事是我们几个弟子在他家里参加首次研究生见面会时，他说起他和马克昌先生到韩德培先生家里去拜访时，通常要站着向韩先生请安、汇报，如果没有韩先生的口头直接示意，他们是不会落座的。我理解他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应该对师长保持礼貌尊重，对上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另一件事是他作为院学术委员会的主席主持一次职称晋升评选活动时，院里一位德高望重老师的孩子与另外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老师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何先生在私情与公德发生冲突，委实难以决断的情况下，他只能无奈地采取“逃会”的办法。何先生一辈子没有显达过，他所当过的“最大的官”也不过是教研室主任。悠忽之间，先生已逝去十年有余。但在武大、在中国宪法学界，在中国法学界，凡是认识何先生的人，提及何先生无不肃然起敬。我想这是因为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每个人。

武汉大学宪法学博士点是中国最早的几个博士点之一，博士点的创建凝聚了先生的巨大心血。这个博士点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如童之伟、周叶忠、胡肖华、朱福惠、邹平学、周伟等都已成为中国今天宪法学界栋梁级的人物，其所以如此都与先生独到的选才、育才视角，开放的学术胸襟、独特的人格魅力有关。记得何先生开始招博士以后，他就规定我们这些过去的“硕士”弟子们，如要读博士，一年只许一个人报考，即使万不得已有多人报考，他也只会招一个。他说如果对自己的弟子太过偏爱，只招过去的学生，江湖上谁还敢报考他的博士。那时的研究生教育不象今天膨胀得不像样子，而且考试的制度安排是笔试完后立即面试。因此每年研究生面试后，何先生都要让赵宗荃师母在家亲自做饭，宴请全体考生。赵师母是烹饪高手，饭菜做出来色香味俱佳，加上先生这份礼贤天下的情怀，使每个考过先生研究生的人都终生难以忘怀。

何先生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体育比赛有着浓烈的爱好，我每次到先生家时，谈最近发生的重大体育比赛，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之一。他的象棋棋艺十分高超。如果拜访他的人能够与他旗鼓相当地杀上一盘，那将令他快乐无比。

何先生是一个有着绝高智慧的人。1980年还只是一名讲师，到1982年经过“三级跳”已跃升为教授。他的《比较宪法学》、《分权学说》是新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可惜天妒英才，上帝并未补偿他流失的人生岁月。90年代初期他就因身体孱弱，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每年冬天因武汉气候寒冷，他只能到气候温暖的海南岛去度过，每次上下飞机都得靠弟子们背上背下。后来他再无力承受长途旅行的颠簸，便只得在武汉苦苦地支撑。先生晚年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的，但他很少在弟子们面前表露痛苦，他那达观的人生态度，顽强的生命意志给我们极大的感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斯时斯刻，珞珈校园桂花飘香，虽然先生已驾鹤仙去，但先生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