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经历让他对生命有了深切认识
在中国法学界，堪称“人才”的学者不计其数，但可谓“鬼才”“怪才”的，学界却近乎一致地认为非邱兴隆莫属。
他身材瘦削，长发挨肩(一年剪一次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且有毒辣之光(学生评语)。24岁写下人生第一部“不堪回首”的法学著作，却被专业人士誉为“提升了我国刑罚理论的水平”。博士毕业在即，却演绎了一出为学界瞩目的“神秘失踪”剧。蹲了近五年的监狱，出来时却带出了200万字的法制报告作品，以及一部40万字的纯理论著作，里面没有一个注解，令那些整天泡在书堆里扒抄资料的拼书者汗颜，而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让一些因爱惜他而担忧他学术前途的师友宽慰。
天分、个性，以及独特的经历，使他成为在中国公开表态应当立即废止死刑的第一位学者。回首往事，邱兴隆并不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而得意，也没有为别人眼中的错误而追悔。“做自己的人，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想自己的问题”，人群中，学界里，邱兴隆就是这样我行我素。
在邱兴隆的回忆中，来到人大，他便置身于一个绝好的学术氛围中。他的法学天分也得以更好地施展。其中里程碑式的一件事，要算1988年《刑罚学》的写作与出版，时年他2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学良在其著作中不只一次肯定了《刑罚学》的学术价值，并认为这部书使邱兴隆“一鸣惊人”。而邱兴隆本人，虽也体会了出书的快意，但更多时候是为书中不成熟的观念感到歉疚。尤其当他听说，时隔十余年，此书尚为学界广为参考、引证，便决心“再写一部刑罚学来系统地扬弃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早期学术思想”。邱兴隆说：“我总认为褒扬不是源于这部书本身有何成功，而仅仅源于它在推动新中国刑法学中刑罚论的研究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在《刑罚学》出版之前，没有哪一部著作提到刑罚功能的概念。”
如果照此发展，一个法学家就沿着一条“正常”的轨道成长起来了，可邱兴隆却偏偏要另辟蹊径。事情缘于1987年的一次海南之行。“我本好动，面对外界诱惑容易动心，就在商业一条街开了一个书店。”而他的性格又是“干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就全身心投入。”于是，这位尚未毕业的法学博士生一转身成了敬业的书商。博士毕业论文被他抛在脑后。
1989年元旦，邱兴隆接到北京电报，要他立即回校提交论文并做答辩准备。如果事情就此步入“正轨”，他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对付”一篇论文答辩，对于他也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邱兴隆回校后，仍不忘身为“书商”的“本职工作”，转赴河北联系业务。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祸从天降了。
在他去河北期间，例行检查的公安从他在京落脚的宾馆抄走了一部分书稿。这些书稿，邱兴隆称“是北大和人大的一些学生委托我联系出版的”。
1990年春节前一天，邱兴隆解除收容审查，获得自由。此时，海南大学早已致电中国人民大学，明确表示不再接收他。高铭暄经与研究生院协商，决定让他在一年内重写论文申请博士学位。而此时的邱兴隆却感到心灰意冷，“再呆下去没意思，还不如重操旧业”，于是发生了当年学界广为人知的“邱兴隆神秘失踪事件”。
邱兴隆就此断绝与学界的一切来往，下海当起了个体书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3年3月，他又因“涉嫌非法出版”被抓了。“当时书刊界的一个朋友向我借了一万块钱，在我向他讨账的时候，他说没钱，只有书——《读者文摘百期精华》，我知道这是非法出版物，但为了把钱要回来，便把书接下来抵账，然后托朋友销售。书到市面上有反馈，有人检举，抓了我。”邱兴隆说，“我说书不是我印的，但他们又找不到那个人，而当时又正好赶上‘扫黄打非’运动，我被抓作典型，在河北关了近五年。”邱兴隆在羁押期间提起上诉，在他本人和他的辩护人张金龙律师的请求下，于1998年2月被取保候审，年底改判无罪。
就在邱兴隆被改判无罪的当天，他在“失踪”九年多后，第一次给导师高铭暄教授通了电话，高老师的话他至今难忘，他说：“既然是无罪，说明小邱没错，而是有关机关错了。”带着恩师的理解与支持，邱兴隆次日飞回表示愿意无条件接收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开始了执教生涯。
没有资料，对邱兴隆来说并不是缺憾。“别人的思考来自于文献资料中的间接的知识积累，而我思考则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狱中手记的写作实际上让我完成了对刑罚进行理性思考的资料积累过程。”
囚禁期间，邱兴隆写了10来本“黑”字与“法”字系列法制报告作品，总计约200万字。活生生的现实材料让邱兴隆文思泉涌，原本以为10来万的《刑罚理性导论》，在3个月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下来，正文竟达到40万字。陈兴良对这部书的评价是：“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衡量，它不是一部刑罚理论著作，我更愿意将它定位为一部刑罚思想著作”。在写作《刑罚理性导论》的过程中，邱兴隆还形成了“刑罚理性四部曲”的构想——至今他仍认为这是狱中最大的意外收获。
被取保候审后，邱兴隆在当地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从事四部曲的第二部《刑罚理性评论》的写作。“《评论》以自己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刑罚理性统一论为标准，评价历史和现实当中存在的刑罚制度。既然是评价，就应当有根据，因此这部书有大量注解，而且这个时候也有条件获得资料了。”《评论》顺利地在半年完成了定稿。
此时邱兴隆已经对做学术研究“走火入魔”了，“把学问作为惟一的精神寄托，觉得自己不写下去，很压抑。”《评论》出版后，邱兴隆开始着手四部曲的第三部《刑罚理性辩论》的写作，为此，他开始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甚至有意识地下功夫恢复专业外语，翻译了大量的英文资料。“在被宣告无罪前，我就在做这个事，乃至我飞回西南政法大学时，带了9麻袋书。”
做学问的感觉已经回来了，而且不可抑制，邱兴隆请求高铭暄允许他博士论文答辩。
对死刑问题的思考始于囚禁期间。在邱兴隆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是被判死刑的人。而他作为一个刑法学人，对于哪些人该判死刑，哪些人不该判死刑，有一种法律意识。但现实跟他的意识之间差距很大，“那些我认为不该判死刑的被判了”，这令他反思，“有些罪，本不该规定死刑，怎么还规定死刑”。最终邱兴隆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回到生命神圣的本源上来，废止死刑。
邱兴隆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明确表态废除死刑是在2000年3月份。当时他应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邀请去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死刑的德性》的讲座，从“死刑是否符合道德”的角度考察了死刑是否必要，得出的结论是：“死刑，从报应正义的角度是不必要的；从功利目的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必要的。既然作为刑罚正当根据的两项内容都不要求有死刑的存在，或者说都不能证明死刑是正当的，自然，死刑是经不起道德检验的。也就是说，死刑是应该废除的。”
时隔多年，经历了与国内外反对者和慢性废除死刑论者的多次交锋，他对于最初的主张仍坚定不移，“我还是坚信，中国应该现在废除死刑”，与此同时，他也以积极的作为践行着这一理念。2002年在湘潭大学期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死刑问题研讨会。“做这个事情胆子比较大，因为当时死刑问题是比较敏感的。”邱兴隆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死刑问题由一个政治问题、敏感的问题，转向一个公开的、大众化的、学术的话题。”报道见诸报章网络后，引起社会舆论大波，仅网上帖子就达一万六七千张。
2003年，邱兴隆组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死刑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法学院死刑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5月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联手在湘潭合办了第二个死刑研讨会—死刑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
除了在各种公开场合、论文中阐发观点，邱兴隆的一个重要司法实务是为死刑犯辩护，“把我的思想贯彻进去”。而在最近，他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怎么应对。“对于二审律师不管死刑复核的缺憾，我主张最高法院决定不改判的死刑案件，复核人员应该无例外地跟二审律师见面，征求他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律师的意见，贯彻到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中来，才能真正实现防止错案，限制死刑的作用。”
“对于死刑犯的监管，我有一个想法，应该由公检法联合出台方案，在罪犯一审判死刑后，其案件移交省高院二审的同时，罪犯本人也应该移交到省会城市的看守所。这样既解决了省高院开庭的不便，又大大提高了最高法院的复核效率。”
“第三个问题是律师方面应该做的。全国各地，律师水平不一，这决定了对死刑犯的辩护是否有效。我认为律师应该建立一个联盟，在全国搞一个‘面对死刑者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死刑案件辩护同盟’，这样律师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沟通信息，以达到有效辩护。为此，我正在着手建立‘死刑案件辩护同盟’网站”。
邱兴隆也知道，面对在人文精神、信仰基础、立法导向，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他所提出的立即废止死刑的主张不可能为官方接受，“但瞄准天上的星星总比瞄准树梢上的鸟要打得高，我提出来你要废除死刑，你总得有点态度吧。我提出你要走两步，你走一步，总比我提出你要走一步你不走要强得多。”邱兴隆笑称自己废除死刑的主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伎俩”，但这个“小伎俩”又确确实实基于他对生命神圣的信仰。
他也并不孤单，在主张废除死刑的队伍中，还有许多人跟他一道摇旗呐喊，其中的主干人物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久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
再积累
在邱兴隆第一次被取保候审后，好友陈兴良曾对他好言相劝：“经历了这次不公正的待遇，你自己也应该成熟了，不要再折腾了。”但邱兴隆的性格似乎决定着他不可能呆在一个地方终老一生。2001年4月，在西南政法刑法专业博士点获准通过后，他想起了他年迈的父母。于是离开重庆，回到湖南，到湘潭大学法学院出任主管学科建设的副院长，继而任院长。
这段时间，他承担了多项重要课题，并在湘潭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死刑研究中心，承担多项关于中国死刑问题的国际、国内课题。
干了3年零8个月，邱兴隆与湘潭大学的聘任期届满，他决定离开湘潭大学，改做律师，于2005年1月创建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在湘潭大学期间，行政事务缠身，着实让他感觉太累。这时，邱兴隆对学术“走火入魔”的状态早已结束，按照他的初始设想，自己不会再回到学术界。
可偏偏他又是丢不了学问的。接手了大量刑事案件后，邱兴隆发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大量在理论上找不到答案的司法案例迫使他思考，而且到了“不坐下来研究不行”的程度。
2006年9月，邱兴隆再返学术界，律师事务所交给学生管理，在厦门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授，“我不要特殊待遇，也不尽特殊义务。我是一名普通教授，工作会保质保量，但校方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他一面在律师事务所兼职，一面在书斋搞学问，他觉得只有这样他的才思才不会枯竭。
对于那套曾经给他意外惊喜的“刑罚理性四部曲”，邱兴隆说他会继续写下去，《辩论》正在进行中，而《泛论》总有一天也会写出来。“我要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找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