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捕。上级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出狱。担任此项工作的就是张友渔同志。
　　 张友渔当时任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负责宣传、社会、文教和社会团体工作。
　　 接受任务后，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
　　 “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被移送到这里。“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
　　 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
　　 张友渔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奉系的矛盾。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奉军进津，国民党市党部必然马上恢复，他们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蔽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
　　 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宣传部长刘不同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查找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了张。等到刘不同查到了张友渔的住处，他已经远赴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