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一场雪
陈端洪

那是11月24日晚，临睡觉前。我习惯性地准备关闭手机，发现一条新的短信，漫不经心地打开。王叔文老师去世了！这是莫纪宏老兄发来的。我立马打回去，但是没人接听，大概是太晚的缘故。我没有再拨打，转手关闭了手机。
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遗憾和悲伤充满了我的心胸。这段时间我内心里一直在念叨王老师，想找个机会去看看他。每一年我都有这个念头，但是自从1999年在他原来的住处看过他，2000年回国后听说他搬了家，很远，也就再没有去看望过他。他病了，我是听别人说的，给同学莫纪宏打电话，问到新地址和电话，准备去看看。老莫说，王老师最近不想见人，需要休息，最好等一阵再说。这一等，就无限期地拖下去了，这一拖，我便永远没有机会了。
这些年之中，我在法学所的一个研讨会上见过王老师一次，他没有发言，就提前离会。他由人扶着，走起来颤颤巍巍的。我赶紧过去打了个招呼，没有时间多说几句。这就是我与王老师最后一次匆匆的照面。
过去的五六年里，我为什么没有去看望王老师呢？我不是每一年都想到了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不爱交际，尤其不爱去人家里拜访？是的，我有这个习惯。不喜欢礼节，不给自己和其他人过生日（小孩过生日也是应付），过年过节基本上不给人道贺，特别是不给位高权重的人（除非朋友）道贺？但是这些坏习惯并不能让我原谅自己，因为王老师生病已经五六年了，他也不再位高权重了。是王老师有什么对我不好吗？凭良心说，仅就在校读书期间而言，王老师对我算是最好的了。他给我一个人（曹叠云和我一起去听课，但他是吴大英老师的学生，而且比我高一级）讲过香港基本法的课，一共八次，按照法学所当时的习惯，他可以不上课。每次上课地点不定，有时在法学会；有时在开会的地方，他抽空给我讲课；有时在他家里。在校期间，有一年过年，我还和女朋友（现在的夫人）一起在王老师家吃饭喝酒，他全无架子。1992年，为了让我去山东参加年会，他从自己的课题费中为我报销了差旅费。一直到毕业找工作，他还帮过我。毕业后，我没有和王老师经常联系，但是1999年出国之前，我和夫人去看他，他一点没有怪罪我的意思，仍旧是那样亲切。那么，难道是因为王老师失势了？这绝对不是我没有去看老师的原因。我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我不但不巴结得势的人，反而同情那些失势的人。我夫人说，你就是懒，光说不做！懒惰耽误不少事情，因为懒惰，这些年一事无成。越是一事无成，越是无脸见老师。然而这次的耽误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诚实地说，在学术上，我是王老师的学生中最不守正道的人，算不上邪道，但多少可算是奇门。在安身立命方面，我也丝毫未得尊师之风，至今还是无党无派。我尊敬他的学术和为人，但我行我素。这造成了我和王老师之间的心理距离。本来我计划以宪政主义为题写博士论文，先写了一篇文章提交给王老师，让他看看我是否具有做研究的资格。王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家里，严肃地批评了一番。记得他当时气得在家里走了几圈，说不出话来。最后指着我说，你想做中国的孟德斯鸠？最后，我听从了王老师的意见，改题为地方立法。我是极不情愿地应付完的，一个字也不想多写。我原来的文章被退回来之后，仍然不甘心，就偷偷地投给了《比较法研究》。稿子被采用了，但我已经放弃了继续研究宪政的计划。王老师尽管在选题上对我要求严格，但是在后来的论文审查，答辩，毕业找工作等事情上，他待我并无成见，反而处处帮撑着我。
反思起来，也许我在心里，或者在潜意识里，因为这件事产生了隔膜。我的这种隔膜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安排不尽人意，可能加深了。来到北大，是我这种性格的人当时最佳的出路。但是，北大没有让我教宪法，多亏姜明安老师好心，以行政法的名义接受了我。一直过了好几年，我才又回到宪政研究上来，而且是以开选修课的名义。后来的事情，也不是王老师期望的。他本来希望我从事宪法教学，但是宪法不成，行政法也未尝不可，他同样帮我联系。
在我这一代人中，我是最早集中关注宪政理论的，但是我却一事无成。我对自己深深地不满。正是因为自己不满意自己，所以我才一直害怕见到老师。可是现在，我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老师了，即便我做好了挨批评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我的懒惰和自责，我在五六年里都丧失了看望王老师的机会，我成了一个不孝的人，成了一个有辱师道的人！我无法原谅自己！
25日早晨起来，给莫纪宏兄打电话，得知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去王老师家慰问师母。我马上出门，赶往师母家。
令我惊奇的是，昨天晚上，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不是很厚，但大地一片肃穆、安详。王老师，您走了，没来得及让我见您一面。我满心的遗憾和忏悔，您却给大地洒满白雪。我在白雪里寻觅，多想再看到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