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杨老风采，印象极为深刻：一是他那撼山摇岳般的笑声，高高隆起的腹部随着笑律而抖颤；二是他那一生不改毫厘的纯正孝感乡音，刚开始我这个北方人是一句也听不懂；三是他每每得意地对别人伸出姆指和食指，嘴里说着“我，八十岁！”然后再得意地望着对方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
那是1985年10月，我还没办正式转业手续，就先到国务院参事室上班“帮助工作”，并且很快为我办了正式工作证，因为要派我陪同国务院参事外出视察，那时买机票必需要用工作证。
很快成行，第一站是南京，然后是南通、无锡、常州、苏州，乘船到杭州，又到了绍兴，再返回杭州乘机回京。所有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到，江浙的人文景观之丰富，文化底蕴之厚实，令我目不暇接，唏嘘不已。但此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结识了杨老玉清参事。
于是，我知道了杨老是湖北孝感人，武汉大学四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四年、法国巴黎大学四年，真正是学贯中西，他拍着自己的肚子对我说：“这里面都是学问”。一路上他可谓诲人不倦，我则恰象进了免费大课堂。在南京讲孙中山，在太湖讲“到此忘机”的“机”就是机巧，在南通讲张骞，在西湖讲“梅妻鹤子”，在绍兴讲鲁迅、徐渭、王羲之……参观南通广教寺，他当场挥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一人不升天堂我誓不升天堂”，书写完毕，他对方丈说：“这是佛祖的话，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当即响起掌声和笑声。杨老一生曾与许多历史人物熟识过从，董必武、陈独秀、蒋介石、顾维钧、张居正、熊十力、胡风、聂钳驽……一路上听他侃侃而谈，我更晓得了不少掌故和逸事。
回京后，因为杨老家就在机关对面，我去他府上机会较多。每次晤谈，如沐春风。那时国家正从“左”的框框里摆脱出来，参事们经常来机关座谈时事，参政议政，我负责记录、整理、归纳，根据需要报送领导参阅。杨老的发言往往直指时弊，锋芒毕露。我整理时，尽量呈现原意，又想法去掉一些棱角，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形成材料后，杨老看了都给予肯定。杨老是穷学生出身，在旧中国官至司法部政务次长，解放后也一直是国家干部，他一生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廉、俭雅。读书看报写文章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那几年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有高论，或报送内参，或见诸报端。我印象较深的几个论点有：
一、人才是汽车，制度是马路。中国不缺人才，是缺好的选才制度，好比没有好的马路，汽车只能摆在田沟里。过去的选才制度是靠科举，是靠伯乐，今后应该靠选举，靠扩大群众参与。
二、 国家应建立行政学院，专门培养政府官员；应建立市政学院，专门培养市长。不少市长是当厂长出身，管好一个企业不一定能管好一个城市。
三、 共产党也要讲廉政，也要反腐败。（此论一出，可谓四座哗然。反对者讥曰：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会有腐败？既无腐败，何需倡廉？）
四、 国家要建设“法治”，而不是“法制”。不能以“法制”代替“法治”。两者仅一字之差，但完全不是一码子事。
以上有些观点在20多年前讲出来，是需要相当胆识和勇气的。当时也是赞同者有之，不赞同甚至反对者更有之，而且更多些。惟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同志，一次在中南海老会议厅听了杨老的宏论，第二天又专门打电话要他的发言稿，说“杨老的话，在党内是听不到的”。
我内弟吴雅山是个记者，闻知杨老其人其论，趋前采访并拟就一篇短文，到了主编那里给压下了，说是“太敏感，不能发”。雅山心中忿忿然，杨老一笑说道：“文章写得很好，是我这个人不好。”当即书送雅山一联：“政事方能及物，文章止于润身”，雅山至今犹珍爱之。
好象是还没到九十周岁，杨老就操持摆寿宴，要过九十大寿。他一生节俭，不事铺张，更不迷信，生活上也从来不怎么讲究，此时何以如此注重这个形式呢？结果当然是摆了宴，祝了寿，不久杨老就溘然仙逝。我猜测他好象是为自己设计一个完美的终结仪式，含笑告别这个他深深爱着的世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山东高密挂职，未能回京参与办理杨老的后事，未能与他老人家作最后的告别。
杨老爱国，一生追求光明；杨老爱党，对党充满信心。当年他极力宣扬而一时不被多数人理解的观点，现在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已普遍接受并成为共同理念。作为一位民主人士，他以自己的学识和奉献，诠释了怎样才是党的诤友，怎样做才能称为是党的诤友。他象历代仁人志士一样，是清晨最初鸣唱的雄鸡，人们尚在睡梦里，听到他们的大嗓门，曾经不情愿睁开眼睛。如今天已大亮了，人们早都起床做事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清晨那最初的鸣唱。
值此《杨玉清日记摘编》出版之际，谨以此文怀念我十分敬重的老参事杨玉清。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 办公室副主任 机关服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