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受命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深受日本侵略者毒害的中国人民一直盼望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在盟军总部支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1945年12月底,中国国民政府在一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参加审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

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最终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璈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首席法官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12岁那年，在父亲支持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当年夏，梅汝璈又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在24岁那年获得博士学位，指导教授称赞他有着“令人惊异的头脑”。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学业的梅汝璈把多余的奖学金用作欧洲之行，广泛地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讲授英美法学、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让梅汝璈感到高兴的是，他刚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顾毓琇在东京的中国同仁及朋友为梅汝璈举行欢迎宴会，顾毓琇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海汝璈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

梅汝璈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激动地说：“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依法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