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是继容闳之后中国留学教育的最丰硕成果。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称：“论者谓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公为第一人。”此“外国律师”第一人即指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新加坡，3岁时随父回国，迁居广州市郊芳村，14岁进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毕业后留港任高等审判厅及地方审判厅译员。1874年他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奋发走英伦，入林肯法律学院，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考取英国律师，所谓第一位“外国律师”即由此而来。

他是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第一位律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政治、文化奇人。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又是清末膺命修律的两大臣之一，还先后两任清朝驻美大使；辛亥革命后他以南方代表的身份参加南北议和，接着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兼外交部长。伍廷芳人生经历极其丰富，言行举止不乏怪异之处，胡适先生曾如此评论过伍廷芳：“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议论压倒了西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的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

不习经书习洋文

伍廷芳虽然出身华侨商人家庭，但父亲同样期望他能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从而光宗耀祖。他随父回国之初就被送入私塾接受启蒙。但伍廷芳对经书及科举那一套毫无兴趣，私塾先生除了让学生熟读四书五经外，不许他们涉猎其他书籍，伍廷芳便暗暗带了一些小说、野史之类的，背着老师偷偷地看。

1856年，伍廷芳在亲戚陈言陪伴下到香港，进入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保罗书院学习。该校为吸引华人子弟入学，规定入该校就读的华人子弟，校方免费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补贴。这也是伍廷芳进入该校学习的重要原因。

从1856年，伍廷芳在亲戚陈言陪伴下到香港，进入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圣保罗书院学习。1856年至1861年，伍廷芳在圣保罗书院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治英文、算学、格致诸科”。伍廷芳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学校教师的一致好评。到毕业时，伍廷芳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知识分子。毕业后，伍廷芳被选拔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成为港英政府机构中的一员。

这之后，伍廷芳一方面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为港英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则与黄胜等人一起创办了近代由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黄胜是广东香山县人，1847年与容闳及其兄黄宽一同留学美国，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可算是伍廷芳的前辈。他们创办报纸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唤起民众，伍廷芳后来回忆：“慨国势积弱，由于民智闭塞，乃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于港，大声疾呼，振聋发聩。”1864年，伍廷芳还协助陈言创办了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华字日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1864年，伍廷芳与何妙龄小姐结为夫妻。何家为香港华人社会中非常有影响的家族，何妙龄之父何福堂，毕业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后皈依基督教，1845年受封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兄何卫臣，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其弟何启，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香港著名华人领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何妙龄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成为伍廷芳一生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与她有接触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著名的伍廷芳公使夫人。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美丽、娴静、亲切而高贵的，她有高尚的思想和慈善的心肠。”

为求新知留学英伦

伍廷芳1862年受聘担任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1869年起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首席译员。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起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首席译员。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没有使伍廷芳忘记国家的命运。港英政府宣布赌博合法是伍廷芳选择留学英伦的直接原因。

早在1867年2月，港英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其中第十八条赋予港督以公开招商开赌的权力。伍廷芳认为，聚众赌博合法化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且奖励赌博决不为法治精神所允许，因而上书港督要求收回成命。但伍廷芳人微言轻，他的声音并没有受到重视。1874年，伍廷芳告别温馨的家庭，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奋发走英伦，入林肯法律学院，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改弦更张之不可。”

林肯法律学院位居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被视为是培养贵族的摇篮。伍廷芳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对他取得入学资格起了重要作用。该校校规严格，学生必须住在学院里攻读12个学期，且必须在法学院餐厅内进食规定次数的晚餐方能毕业。出席晚餐的全都是伦敦法律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他们不仅在进餐时传给新入校者以种种学识，而且介绍其在实践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出席晚餐者“皆伦敦最高地位、最有学术德望之人，每日在‘吧’中会议进餐，不仅授予新入‘吧’者以种种学识，且每餐必会谈其有用之经验”。因此，对新进入该校的学生来说，在这种场合，既可以增长学识，又可以结识伦敦上流社会人物，这对今后的事业会大有帮助。

伍廷芳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完成了学业。他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外，还经常到议院去旁听，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经过3年的潜心苦读，1877年年1月，伍廷芳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资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伍廷芳学习了合同法、刑法、宪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等课程，尤以刑律、国际法最为擅长。这为他日后成为蜚声中外的外交家奠定了基础。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也是伍廷芳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英国，伍廷芳还拜会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伍廷芳向郭嵩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建议朝廷多派学生到海外求学。由于不懂国际法的缘故，郭嵩焘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难免有许多窒碍之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懂国际公法的人的帮助，他希望聘请伍廷芳作为公使随员。但由于伍廷芳另有他就，只好作罢。

首位华人大律师

1877年3月，由于父亲病逝，伍廷芳回到香港。因林肯法律学院的名气，伍廷芳返回香港后不久就被批准为执业大律师。5月18日，港英政府律政司经过认真审核，决定准许伍廷芳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伍廷芳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中国人。伍廷芳由此步入香港社会的上层，成为香港华人的领袖。

1878年8月，颇具开明思想的港督轩尼诗宣布废除针对中国人的公开笞刑，此令一出，即遭在港英国居民的强烈反对，伍廷芳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港督，认为笞刑有违平等与人权原则，理当废除。10月7日，在港英国居民举行民众大会，旨在反对港督废除笞刑举措。11月，130多名华人名流署名请求英女皇留任轩尼诗，另有2000名华人签名要求英女皇废除香港笞刑。上述两封请愿书皆由伍廷芳等人交给港督，此后不久均获英女皇批准，从此香港正式取消笞刑。

1878年12月，伍廷芳被港督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港府委任的40名太平绅士中的唯一华人。1880年2月，伍廷芳就任港府立法局议员，开启华人进入香港殖民政府参政、议政的先河。

继出任大律师之后，伍廷芳还在1877年至1878年出任香港政府考试委员，参与选拔官员。1878年至1882年，伍廷芳又担任香港保良局副主席，负责社会治安、保护妇幼、组织救灾等工作。工作之余，伍廷芳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香港的社会福利、教育、商业等事业中。杰出的才干、成功的事业，使伍廷芳赢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赞誉，华人皆尊称其为“伍叔”。

伍廷芳以大律师身份参与案件的辩护并不多，但他总能以渊博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为维护华人权益竭尽全力。他有过胜诉的喜悦，也有过败诉的无奈和屈辱。“福州中美诉讼案”和“争免华人死后剖尸案”是两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1877年，美国一名失业船员薄得自称美国驻福州领事馆官员，采用威吓手段逼迫福州渔民交纳巨额保护费。受害渔民遂状告到福州地方官府，官府以勒索罪将薄得拘捕，并对其提起诉讼。但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以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为由，促使福州地方官员撤销对薄得的起诉，将其当庭释放。中国贸易会聘请伍廷芳为辩护律师，决心打赢这场官司。伍廷芳经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多次交涉，最终却因对方的蛮横无理而不了了之。

港英当局明文规定，华人病死必须有英国皇家医院出具的医学鉴定，证明其无传染病，否则要剖尸检验方可埋葬，而仅有中医证明则为无效。伍廷芳对这种公然歧视传统中医、对华人极端不公的行为感到强烈愤慨，他多次上书港督提出严正抗议，但是这种局面最终未能改变。

在香港执业的经历使伍廷芳强烈地感觉到，国家弱则华人律师无用武之地。他从此开始为废除治外法权进行不懈的努力。带着强国富民的梦想，1882年，伍廷芳离开香港，北上天津，出任李鸿章的幕僚，襄办洋务。从1882年至1896年，伍廷芳在李鸿章幕府生活了14年，被李鸿章倚为左右手，随后逐渐走上了外交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