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我和郑成思的那段历史的人，都以为我是他的老师，因为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说：“这是我的老师。”其实，从严格的教与学层面上说，我并不是他的老师，因为我没有教过他。

那是1965年的9月，我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候郑成思是学校大三的学生。根据当时中央“到农村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学校规定成思所在的班必须到农村去锻炼一年，而我作为刚毕业留校的老师也必须同去，就这样，我成为成思这批学生的带队老师，一起去了河北省香河市的百家湾。我与成思的接触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队里唯一被推荐入党的人

　　 到了农村以后，我们住在农户里，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郑成思的眼睛近视得厉害，所以干活的时候有点费劲，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记得那年秋天，有一次我们到地里去收白薯，白薯成串生长的，他看不准，一镐下去，正好打在白薯上，把白薯打炸啦。（大笑）

　　 虽然眼睛近视，但是郑成思并没有以此为借口搞特殊。记得我们进行民兵拉练的时候，他起得特别早。因为当时天还没亮，我怕他看不清，就悄悄让他站在队伍后面，但他没听我的，坚持站在最前面。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他纪律性很强，严格遵守农村教育的各项制度，从不吃老百姓的饭菜，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他做事相当有原则，而且极为认真，在农村教育期间，他深入农户做调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帮老百姓干活，老百姓非常认可他。另外，我发现他抓紧一切闲余时间学习英语，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早早地起床，到田地里去读英语。即使在最冷的冬天，他也没放松过，每天他回来吃早饭时，我都发现他的脸已经冻紫了。

　　 正是基于他的这些表现，我积极地推荐他入党。我们队就推荐了他一个人，唯一的一个。在那个时期，入党的条件十分严格，虽然他是政法学院的学生，但他的入党申请不属于政法学院审批，而是由河北省农村教育工作委员会审批。

　　 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为了政审，我还特意回到北京，亲自到他家了解情况。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可是从郑成思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因为他从不因为自己的父亲而居功自傲，生活也很俭朴。

　　 后来郑成思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时候，还有人找我调查情况，我对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感动至今的事

　　 我们在百家湾一直待到1966年7月，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四清”工作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我们就坐着专车回到学校。车刚一进学校的北校门，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学校的学生知道郑成思他们这批学生回来，都在北门列队欢迎。我刚从车上下来，就被大一的学生揪了出来，他们说我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让我措手不及，我看见郑成思也同我一样非常吃惊。

　　 当我回到宿舍时，才发现我的宿舍已经被学生占了，我被赶了出来。我抱着行李出宿舍的时候，一个学生从后面踹了我一脚，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手里的脸盆掉在地上，顺着楼梯掉了下去。这时，郑成思就在后面跟着我，他赶紧抢步把脸盆捡了起来，没有说话。我说：“成思，你把脸盆给我吧。”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呀？”我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得去找后勤。”他说：“那我陪你去吧。”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他一直默默地陪着我。

　　 我到学校后勤找房产科，他们说现在没有房子，最后协调了半天，在学校的5号楼找到一个床位，同屋还有一个工人。等我安顿下来时，已经是夜里1点多。从下午4点多我们上专车回学校，直到住进5号楼，十几个小时，他一直陪着我，我们没多说一句话，但他在我身边起码是一种安慰。

　　 第二天上午，学校就贴出很多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写我的，郑成思看到后悄悄来5号楼找我。一见到我就问：“刘老师，你出身不好啊？”他这样问我，吓我一跳，我说：“我出身很好啊，我是革命烈士出身。”他说：“是呀，我听你说过啊，可是大字报上说你是资本家出身，说你是资本主义狗崽子，还说修正主义就是喜欢你这种资本家出身的孩子留在学校。”我虽然觉得冤，但事已至此，我有口难辩。

　　 没几天，郑成思又悄悄来找我，他很兴奋地对我说：“刘老师，这几天我查收一些情况，原来他们说你是资本家出身是因为你长得又白又胖。他们说‘咱们贫下中农哪有那么又白又胖的啊’，所以刘老师你不要怕。”我对他说：“成思，不用说了，你明白就行了。”他说：“我当然明白啦。”他这样做让我很感动，那时候我已经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了，很多人躲我还躲不及呢，可他不但来安慰我，还帮我打听原因，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之后，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至今。“修正主义”的问题搞清楚后，我们老师队伍组成了“文革”的战斗队，我是负责人。大家的干劲都很足，可是好景不长，我又莫名其妙地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

　　 突然间，小小的政法学院，铺天盖地的全是横幅，上面写着：“5·16”反革命分子刘金国必须低头认罪。我看后很生气，就在其中一个横幅的文字后面加了四个字，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刘金国必须低头认罪，纯属造谣。我是用钢笔写的，字很小，但还是被人发现了。为此我还挨了顿揍，肋骨被打折了一根，在家养病。

　　 就在这个时候，郑成思悄悄地来家看我。他说：“刘老师，你怎么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啦。”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了，如果相信我还会来问你吗？”连着两次我遇到问题，他都用“当然”来支持我，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难忘师生情

　　 我与郑成思这么深厚的感情都是在百家湾那一年培养出来的，那段日子让我至今难忘。

　　 记得有一次，我到离百家湾5里半路的团部去开会，因为怕回来太晚，就让郑成思陪我去。整整开了一下午的会，他一直在外面等着我。直到晚上8点多，我俩吃完饭才往回走。农村的土路特别难走，其中有一段路，两边是成片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那天还刮着风，就听见高粱地和玉米地“簌簌”直响。我对他说：“你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青纱帐那段吗，就是这种感觉。”他说：“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呢，万一从地里蹿出个人来怎么办呀。”那时候阶级斗争还存在，他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有坏人跟踪我们呢？他说完我也有点害怕了。于是我俩一会儿他在前面，一会儿我在前面，一路小跑着回到住处。到家后我俩都一身大汗，当时我就说幸亏他陪我去开会了，如果是我一个人，这么晚往回走，还不知道吓成什么样呢。

　　 郑成思平时话不多，但我时刻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照顾。当时农村住的都是土炕，我和他脚对脚地睡，睡觉的时候不是我碰到他，就是他碰到我，两个人谁稍动一下都能感觉到。所以每天早晨他出去学英语时，都轻手轻脚的。再说洗脚吧，在冬天睡觉前，如果能用热水泡泡脚是很舒服的事，可是因为农村水资源紧缺，为了节约用水，我俩共用一盆水，而他每次都坚持让我先洗。还有，有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回来我不想吃饭，他不是围着我问我为什么不想吃，而是想办法怎么能让我吃，要么往菜里放点盐加点味，要么给我洗个青辣椒让我开开胃。

　　 郑成思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做出很大贡献，被人称为“知识产权第一人”。他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勤奋、自学是分不开的。其实，郑成思的大学是不完整的。我们从农村回来后，赶上“文革”，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了，何况那个时候学校也根本没有知识产权的课程，这一切都是他刻苦的自学得来的。

　　“文革”之后，他到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我们断了联系，直到他回国，主动找到我，我们才再次建立了联系。

　　 郑成思对我一直特别尊敬。记得有一次开法学会，会后聚餐时，他特意从主桌席上走过来给我敬酒，他对与我同桌的人说：“这是我的老师。”有时候，他组织学术研讨也会请我过去，不过毕竟我与他不是一个学科，我是搞理论法学研究的，他是搞知识产权的，所以一起开会的机会很少，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

　　 郑成思是个纯粹的“书呆子”，他不喜欢和人一起吃吃喝喝，他一门心思地做学问。后来，虽然他很忙，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我们的联系没有中断。在学术讨论会上，只要他遇到政法大学的老师，他就会过去打听我的情况，还托人给我带来他写的书。政法大学搞知识产权的黄勤南，每次遇到我都说：“郑成思让我给你带好呢。他对你可真是尊重啊，每次开会都打听你的情况。”

　　 得知他走的消息，我特别震惊，但也有预感。我常和他说：“你呀，做学问是要做的，但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让他多锻炼身体，可他总是说没有时间，任务太多，特别是在全国人大那段时间，他特别忙。后来我听说他都不能坐了，只能站着写东西，太严重了。可惜了，这个人走了太可惜了。

　　 虽然我们相处只有一年，但我们之间的“师生情”，比我带过三四年的学生还要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