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任职三届创历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红都瑞金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九部一局”中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从此诞生。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人民检察制度便与历史上的名人、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起人民检察的“老祖先”，不能不提何叔衡。1914年，38岁的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何叔衡性情耿直、忠诚、无私无畏，深得毛泽东欣赏。1931年，经毛泽东推举，何叔衡出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在检察工作中，他刚正不阿、护法爱民，人称“何青天”。　

　　项英、谢觉哉、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在人民检察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择开国元勋、党内的“圣人”罗荣桓担任检察长。与罗老一同工作的，有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的李六如;有检察理论主要奠基人王桂五;有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还有蓝公武、何香凝等。接替罗老的，是任职最久、连任三届检察长的张鼎丞。

　　1 在人民检察史上，谁最先提议设置控告箱?

　　1931年成立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领导有6人，他们是部长何叔衡，副部长高自立，委员董必武、刘少奇、张人亚、蔡书彬。成立之初，部长何叔衡即召集部里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　

　　“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有的地方干部侵吞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没几天工夫，委员部就掌握了很多材料。

　　1932年2月1日，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等作了全面汇报，与会者均惊愕不已。毛泽东当即拍板:“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为了加强检举、监督力度，经何叔衡提议、毛泽东批准，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均可见到一种木制控告箱。　

　　控告箱正面上书“控告箱”三个大字，箱盖上书:“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　

　　箱子的右侧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控告箱上这些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均由何叔衡亲自拟定。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控告箱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等大量贪污案件的线索，都是检察人员从群众投入控告箱的检举信中发现的。　

　　其中，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案是刘少奇亲自主持查办的。中央印刷厂厂长杨其鑫、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生任人唯亲，分别任用兄杨其兹、内兄凌全香为本厂会计科长。因缺乏监管，两会计科长采取少支出多报账、虚列工人工资的手段，贪污公款，后被判刑。两个厂长也因此受到处分。　

　　群众举报是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检察工作走群众路线，始于中央苏区的检察实践，是检察事业发展的革命法宝。2009年6月22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77年过去，举报威力不减当年。　

　　2 谁办理了苏维埃时期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腐败案?经过检察程序，被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是谁?

　　1934年1月至2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领导人改称主席，由项英担任。中央加大了检察工作力度，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数量有所扩大，包括赖荣光、滕代远、罗荣桓(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蔡畅、董必武等35人。　

　　在项英主政检察委员会期间，查处了“于都事件”等一批苏区干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大要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33年开始，他利用职权强借公款50元经商，牟取私利。受其影响，于都县贪污挪用之风盛行，引起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关注。　

　　项英接到群众举报后，亲率工作组前往于都，彻底查清了事件始末。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了熊仙壁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其余与此案有关的贪污犯罪分子也依法受到惩处，包庇熊仙壁错误的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熊仙璧贪污渎职案是苏维埃时期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的最高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项英主席出席法庭并讲话，最高特别法庭检察长梁柏台担任国家原告人，支持公诉。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苏区少数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检察工作力度明显加强，一批大案要案被及时查办。　

　　此前，邓小平亲自支持查办了谢步升贪污杀人案。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到群众举报:当时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在打土豪中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没收的财产据为己有，奸淫有夫之妇、又将其丈夫杀害。于是，他大力支持中央工农检察委员部侦破此案。1932年5月，谢案开庭审理，一审机关为瑞金县裁判部，二审机关是临时最高法庭，国家原告人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张振芳、陈子丰，主审为梁柏台。一审判决谢死刑，二审维持原判。谢步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　

　　1933年11月，毛泽东主席秘书谢觉哉受主席指派到瑞金县苏区检查工作。几天下来，谢觉哉愤怒难忍:瑞金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光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公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等就有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其他小额的贪污浪费就更多了。　

　　回去后，谢觉哉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听后也是十分气愤，下令将唐仁达送到最高特别法庭接受审判，其他人员要么撤职查办，要么给予警告处分。　

　　随后，谢觉哉向毛泽东提出:“为了从根本上惩贪治腐，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不久，谢觉哉与项英、何叔衡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3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的公诉人是谁?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及主力红军到达陕北。这一时期，苏维埃工农检察和审判工作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在处理案件时，更加注重体现法制的严肃性、民主性和平等精神。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29年参加革命，犯罪前任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刘茜，山西定襄人。1937年10月5日黄昏，26岁的黄克功约16岁的陕北公学学生刘茜到延河边散步，求婚不成，枪杀了刘茜。　

　　此案惊动了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复信审判长雷经天，同意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由雷经天担任审判长，在陕北公学公开审理此案。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作为机关团体代表，与边区保安处黄佐超、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一同作为公诉人出席法庭，陈述意见。法庭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当日黄克功被处决。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虽说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正如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评价所预言:“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4 为何选择罗荣桓担任新中国首任最高检察长?　

　　革命胜利了，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六如、蓝公武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罗瑞卿、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1968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陈少敏没有举手)、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在129师，锄奸部部长卜盛光是刘复之的入门师长)、冯基平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　

　　“罗荣桓最守纪律，是党内的‘圣人’。”毛泽东赞赏罗荣桓的为人。对于共和国第一任总检察长的人选，中央的考虑是万分慎重的:这个人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面对复杂局势，而且明辨是非，原则性强。在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罗荣桓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1949年10月22日，中南海勤政殿，罗荣桓检察长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他激动地说:“检察署的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我们首先应制定检察署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开始工作。”在罗荣桓的提议下，确定李六如、蓝公武、罗瑞卿、杨奇清、周新民为检察署组织大纲起草人，蓝公武为召集人。　

　　起草小组成员中，副检察长蓝公武，秘书长周新民是党外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吸收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工作，其中也包括检察机关。在当时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十一名检察委员中，除了上述二人之外，李锡九(民革)，以及廖仲恺夫人、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的老朋友何香凝老人也是党外人士。王桂五回忆，当时高检署内，党内外人士和衷共济，亲密无间。李六如、蓝公武都已年近七旬，被大家尊称为李老、蓝老。两位老人，既是同事，又是诤友，经常为工作争得面红耳赤，但却没有任何芥蒂和隔阂，事情一经决定，就分工负责贯彻执行。　

　　在默契而真诚的合作之中，起草小组很快写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草案)，经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于同年12月20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试行。从组织起草小组到条例批准试行，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工作效率之高极为罕见。　

　　回忆起父亲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儿子罗东进形容罗荣桓“很认真、很上心、很投入”。罗东进记得，当时高检署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家里来，向父亲汇报组织大纲的制定进程，商谈细节问题。这个组织条例是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第一法规，是人民检察制度最早的法律渊源，作为检察长，罗荣桓对它看得很重。

　　“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了。”罗东进感叹。1949年10月27日，为调整高血压用药，罗荣桓再次住进北京医院。　

　　5 为什么由副检察长李六如担任党组书记?　

　　1949年11月10日，罗荣桓不得不致信毛泽东:“毛主席，我继续在休养治病中。据苏联大夫诊断，还要一个时期不能工作。检察署长之职务是否可以由李六如同志代理，以便其主持一切，请指示。”毛泽东对上信批示:“安心休养，李六如代理检察长。”　

　　接下来的1951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决定高检、高法的党组分别设置，高检从此单独设立了党组。由于身体原因，在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党组后，仍然任检察长的罗荣桓没有参加党组。高检署第一届党组的成员是:李六如、刘惠之(副秘书长)、王立中(办公厅副主任)、王桂五(研究室副主任)，李六如任党组书记。　

　　据王桂五回忆，检察长罗荣桓同志虽然未参加党组，但遇有重大问题，李六如都会向他请示汇报，有时罗检察长也主动给予指导。而直接写给他的报告，一般他都要看并作批示。　

　　“我记得，当刮起第一次取消风时，罗荣桓告诉李六如将此事报告毛主席，并说要多给毛主席写报告。”　

　　当时，时任高检党组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的李六如闻讯后赶忙从南方回京，把王桂五叫到家里，由他口述，王桂五记录，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从国家制度和实际工作两方面说明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王桂五用钢笔把信抄好之后，李六如又用毛笔在信上加了几句话。后来，毛主席决定保留检察机关，这样才刹住了第一次取消风。　

　　此后，从最高人民检察署到地方各级检察署加紧建立机构。截至1953年12月，全国建立各级人民检察机构930个，共有干部5600余人。至此，检察机关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了。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张鼎丞当选新任检察长，罗荣桓的担子才完全卸下来。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9月，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12月16日，他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悲伤感慨:“国有疑难可问谁?”

　　6 历任检察长中谁任职最久?

　　共和国历任检察长中，张鼎丞任职最久，连任三届。这位老人经历了新中国检察事业最曲折坎坷的一段路程。　

　　“少奇同志，我水平有限，对检察工作又没有经验，恐怕难以担此重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看望因患肝炎住院的张鼎丞，张得知中央拟提名自己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立即回家给刘少奇打电话。　

　　“鼎丞同志，党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检察工作很重要，要由有威望、有经验的同志来加强领导。党让你干，你就能干得了。你就别推辞啦。”电话那头，传来刘少奇爽朗的笑声。　

　　“既然党和组织信任我，那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吧。”建立检察机构，充实检察人员，成了张鼎丞上任之初的首要任务。　

　　不幸的是，1955年11月28日，常年超负荷工作的张鼎丞肝炎又犯了，血压也升高了。他向中央提出到广东休息一两个月，得到批准。　

　　虽然沿途天气越来越暖，南方湿润的气息越来越浓，但张鼎丞并没有心情理会。他利用这个机会，调查了沿途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广东等9个省、市的检察工作，并听取了安徽、福建两个省院的工作汇报。　

　　一些省份存在的错捕、错判现象让张鼎丞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他没有“遮家丑”。1956年2月28日，他将调查情况汇总起来，给彭真、董必武、罗瑞卿写了报告，直陈“镇反”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必须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由公检法三家组织力量对已处理的案件有重点地进行复查。　

　　他的意见受到中央重视。司法部门先后下发几个通知，督促各地复查纠正了一批错案。　

　　1957年反右运动后，人民检察告别了短暂的黄金时期，进入风雨飘摇的波折期。　

　　1959年，张鼎丞第二次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连绵起伏的政治运动让张鼎丞疲惫不堪，保护部分干部免受打击又不能如愿，张鼎丞拟好了辞职书，但由于时机不对，只好作罢。1964年，66岁的张鼎丞第三次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68年，得知中央决定撤销检察机关后，他看着屋外灰蒙蒙的天，不禁为检察事业的命运多舛，为新中国的行路崎岖，在心里暗暗哭泣。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三部宪法，决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在黑暗中沉寂了10年之久的检察机关，终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在新宪法表决通过的那一刻，张鼎丞眼含热泪，拼命鼓掌。而这时的张鼎丞因为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已经偏瘫6年了。　

　　一年后，为了响应中央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号召，张鼎丞让秘书起草了辞职书，递给中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1981年，张鼎丞在北京逝世。　

　　资料来源:《何叔衡传》、《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王桂五论检察》、《人民检察史》(画册)、《中央苏区检察史》、《党史信息报》、《检察风云》和《中国检察》光盘等。　

　　郑博超、林世钰、郭洪平等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史实在中国检察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共和国检察人物》等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丛书中将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