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沐先生与妻子切生日蛋糕

一、百年中国的见证人　
　　　
　　今年，是我的恩师芮沐教授99周岁华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应该给先生庆祝期颐大寿。作为先生的学生，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怀，使我终身受益，师恩如海，我衷心祝愿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先生人品高尚，学问深厚，心胸开阔，身体健康，这些都是我一辈子都要向先生学习的。　
　　　
　　先生是著名的法学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在我为先生贺寿之时，我深刻感到，先生就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在这部大书中，先生用亲身经历，记录着晚清的历史、民国的历史，旧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先生是百年中国风雨沧桑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无论兴衰荣辱悲欢离合，他都目睹了，都参与了。　
　　　
　　先生也是百年中国法制史和法学发展史的见证人。从清末的立宪到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从效法英美到以俄为师，从“无法无天”到“依法治国”，从“一边倒”到“入世”……先生都是最有发言权的。　
　　　
　　先生早年留洋，先后访问过许多国家，会见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体验过最丰富的生活，读过很多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先生走过很漫长的治学之路，包括有路之路和无路之路，经历过许多能忍耐的困苦和难以忍耐的苦难，也享受过人生最多的喜悦，得到过最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先生是充满了智慧的长者。他以用自己的宝贵人生经验，指导了我这个愚钝的学生。他不仅传授知识，更难得的是他教给我怎样做事，如何做人。现在，学生已经年过50，回想起来，我感到后者比学问和知识更珍贵。　
　　　
　　庆祝先生百岁华诞，最重要的是把他宝贵的治学经验，继续传承下去，也把他高贵的精神，发扬光大。学生按照先生教给的方法，再来指导学生的学生，让学术薪火代代相传。　
　　　
　　二、跟先生读硕士和博士　
　　　
　　1978年，我考入北大法律系读本科。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上硕士研究生，即随先生读书，三年后硕士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答辩时，先生请来了一些有名的教授。那些教授年龄也很大了，但是，他们都是先生的老学生，在先生面前，都称先生“先生”。这是学生称呼自己指导老师的敬语。我清楚的记得，参加答辩的老师中有法学家，同时又是著名书法家的李志敏教授。　
　　　
　　1985年我又考上博士研究生。三年博士学习期间，还到香港一年，搜集当地银行法律资料。1988年回校后，我写关于香港银行法制度历史的博士论文。这次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是先生亲自请来的，其中有中国银行的老专家李嘉华先生等。　
　　　
　　我在先生门下先后读了两个学位，共六年多时间。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我作教师的生活。我跟先生学到了做学问最基本的、也是最有用的方法。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亲身体会，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　
　　　
　　我上讲台讲课前，在教研室先要试讲，讲给经济法教研室的老师们听，我还记得第一次试讲时，芮先生专门来听。我看到先生坐在那里，心里十分紧张，说话的速度快了。试讲了一堂课后，老师们给我提意见或建议。我记得先生给我提的意见是，“说话太快了，要慢慢地讲，不要着急”。当时听我试讲的还有杨紫煊老师、魏英老师。可惜魏老师因病过早地去世了。　
　　　
　　先生经常会给我讲他的经验，每次讲完，他都会说，并不要求我接受，只是供我参考。先生的谦逊，让我这个学生诚惶诚恐。对先生的教诲，我一定都是全盘接受。　
　　　
　　先生年轻时，在外国留学和教学。1947年回国后，先生特别尊重学生，也有学术民主的作风。他对我们这些年龄比他小将近50岁的年轻人，从来不轻视，而是叫我“老吴”，叫邵景春“老邵”，叫得我们两个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也不敢不让先生这样叫。后来叫得多了，我们只感到亲切，与先生没有距离感。过去说有“忘年交”，先生叫我这个比他小将近50岁的学生“老吴”，这也许就是“忘年交”的例子吧？　
　　　
　　先生指导我时，年事已高，我还不到三十岁，跟先生谈话，大有敬畏之感。在先生的若干学生中，我被先生认为是属于“不聪明，但却用功”的那种学生。先生开始住在蔚秀园的单元房，后来搬回到校内燕南园现在的公寓。这里距离学生住的25楼不远。读硕士的时候，先生常约学生到教研室谈话。后来，先生年龄更高了，才约学生到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读博士时，学生住在31楼三层，宿舍正对着水房，先生不知道如何打听到学生的住处，有一天一大早，先生拄着手杖，登上三层楼，找到学生的宿舍门口。等先生进到房间来，见到我这个学生宿舍房间比较零乱，到处都是书和本子。虽然一句话没说，从脸上可以看得出，先生不太满意。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面对先生突然“查房”，我和邵景春都在房间里“立正”，等着先生训话，都忘记给先生请坐和倒水了。　
　　　
　　现在，我也做了老师，也带了硕士和博士，可我还没有打听他们宿舍的具体地址，也没有过去“查房”。我也关心自己的学生，可我的耐心、我的细心都不够，比起先生来，我这个“老师”做得很惭愧。　
　　 　
　　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更加深刻体会了先生当年说的许多话的含义。先生讲的道理，都是朴实无华的，但却是最管用的。下面学生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三、开书单　
　　　
　　进入师门，先生会先给每个学生一份油印的书单，书单上有几百本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这样的必读书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此外，还有政府的文件或工作报告。外国专业书也很多，但有的在图书馆里还找不到。　
　　　
　　先生给我们这个范围很广泛的阅读书目，不一定要求我们全都通读，而是希望我们选择其中一些来读。这个书目本身已经给了我一个指引，就是看到了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知识背景”的构成，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资料域”，知道自己遇到问题该去读什么书。我在后来读书也比较杂，与先生给我们的这个书单有一定关系。先生经常鼓励我们多读书，阅读的范围应该广一些，而不要只是局限在“法律”书籍里。因为在这个书单上，大部分书都不带“法”，按图书馆的分类，也不在法律类。　
　　　
　　过去说“功夫在诗外”，先生也是这样指导我的。北大有非常好的图书馆，大馆好，法学院（当时还是法律学系）的法律图书馆也好。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北大的图书没有什么损失，一直积累到现在。更重要的是，北大的图书馆和法律图书馆的管理者的水平很高，他们会采购书，还编新书通报，做卡片。图书馆是当时的“第二课堂”。我还记得，在图书馆里经常有学术报告会，有讲座，还有珍贵图书展览以及优秀教师讲义、读书笔记和学生的课堂笔记展览。　
　　　
　　我在图书馆里看书累了，就跑到走廊里去看这些玻璃柜里的展览。看到老师和学生笔记上秀丽的字迹和画图，心里特别佩服。这些老师和学生们的笔记本身就是艺术品。在今天电脑时代，那些娟秀的笔迹已经很难见到了。我还记得，有一本笔记，连本子都是学生自己做的，非常特别，好像是一个册页那样的，可以连续画图。现在社会高度工业化了，工厂机器制作的统一格式的本子，没有一种适合连续画图的。　
　　　
　　芮先生从国外留学回来，是读外国法律书的学者。可以说，先生对国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十分深刻，对国外学术发展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他从不直接做简单的类比，从不说外国学术发展的水平如何，国内的学术发展水平如何。在先生的眼里，外国的月亮并不更圆。先生也不照搬洋理论，他的一切学问，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书，买也买不起。所以，每当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好书，读得都非常仔细，而且还做笔记，有时还画图。那时读过的书，现在我还记得。而现在的书比那时候多了，多得看不过来，看得人眼花缭乱的。也许是因为看得太快了，内容也记不住了。也许什么事情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吧。现在的我，宁愿回到清静缓慢的读书时代，看得慢一点，记得牢一点，纸张也少浪费一点。　
　　　
　　四、每周汇报学习情况　
　　　
　　芮先生带我做研究生时，年纪已经很高了，不能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布置了书单后，每周让我们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我当时最紧张的就是面对先生，一周时间过得真快，好像也看不了几页书（尤其是外文），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马上就要和先生见面了，说什么呢？　
　　　
　　先生每次都问，“这周看了什么书了吗？写了什么东西了吗？看书写了笔记了吗？有什么体会呢？你都说一说吧。”然后，我就战战兢兢地回答。先生在我说话的时候，从来不打断我，耐心地听我说。先生从来不会打断学生说话的。他当时都那么大岁数了，听我们这些隔了两代人的学生讲话，还这么耐心，一点都不着急，也不嫌烦，真是一种极高的修炼。　
　　　
　　我现在才体会到能做到这一点多么重要，对那些不争气的学生，很难不动火气。可是，我也体会到，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学生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种鼓励。让学生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学生在老师面前没有拘束感，这样才能培养学生说话的勇气、独立思考问题的信心和挑战老师权威的胆量。　
　　　
　　先生当年听学生汇报学习情况，都是一个一个单独进行的。一个学生汇报时，别的学生不许旁听，就好像看门诊那样，其他学生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外面等着。一个学生汇报完了，再进去另一个。学生还可以向先生请教问题，先生都认真回答，如果问题不能立即解答时，先生会说，他需要查资料，下次告诉你。　
　　　
　　后来我到国外进修时，发现外国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约见学生，是教授的“办公室时间”，在约定的时间，教授单独同学生谈话，如同医院医生看门诊那样。学生如果有问题，需要向教授请教时，就在教授办公室门上的约见登记单上给自己排时间，然后，在约好的时间，教授在办公室等着学生。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隐私权。　
　　　
　　五、“不要与人商榷”　
　　　
　　先生一直告诫学生“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在学生的记忆中，先生对于商榷一类的文章都不太感兴趣，他也不赞成学生写与别人商榷的文章。学生如果要做学问，就自己做，和人家商榷什么？先生从来没有向学生解释为什么，但他就是不鼓励写。直到今天，学生也不敢问先生为什么不喜欢此类论文。　
　　　
　　从上学到现在，学生没有写过商榷性的文章，这与先生的教诲有关。师徒如父子，先生不让做的，学生就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回到家里，父亲就教训我说，1946年，他还在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芮先生就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了。父亲说，芮先生是他的老师，所以，先生应该是我爷爷辈的大教授，对芮先生一定要毕恭毕敬。 　
　　　
　　为什么不与别人商榷呢？先生也不解释。先生的教诲，学生听了就是。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深刻意义。　
　　　
　　论文的观点对与错，学问的好与差，都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时间来评判的。有时间，不如多读写书，多看资料。争论观点的对错，其学术价值并不会很高，我们在争论中创造了新的知识吗？我们有什么贡献呢？只是参与了争论而已。时间是评判者，如果我们能看得到，时间一定会告诉我们对与错的，只怕我看不到而已。先生最相信时间的评判，先生是百岁老人，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现在，一些论文方法就不对，资料也有缺陷，根本没有下工夫。这种论文根本不值得去争论。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话，那就是要问一下：为什么这样差的论文能够发表，为什么真正用自己全部心血做学问的人少了？　
　　　
　　六、“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　
　　　
　　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看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释性的文章。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就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思想。先生的外国语条件非常好，不仅精通英文，德语和法语也很好，此外，先生还能看俄语。　
　　先生也建议学生不要去看中文翻译过来的资料。翻译的文本总与原文有些不同。中文资料翻译成为英文时，也会遇到文化差异，难以翻译。先生坚持“语言能够翻译，但文化不容易翻译”的观点。精通外语的学者，多持这种观念。对先生的这一教诲，学生的执行是毫无保留的。　
　　　
　　看原著，不但是看专著和论文，还包括看法律原文。我们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先生要求学生看有关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多有中译本，但是，先生还是要求看英文版。　
　　在学习中国有关法律时，先生总是会问学生，看过法律原文吗？原文是怎么规定的？学生可能没有看过原文，只是知道大概的意思不会错。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词？上下文是怎么写的？细微处见差别，也见水平。这是先生要求学生看原文的目的。　
　　　
　　读中文文献，也要有这种态度。我们这代人，受到的传统教育有限，读古典文献并不容易，但我仍然坚持读，硬着头皮读。今天讲《论语》的书到处都是。但是，买这种书的读者，有几个真正通读了《论语》原著呢？中华书局2006年印的《论语》，只要9.8元一本，还不到10块钱，开本不大，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随时阅读。而书店里卖的什么读《论语》的心得体会，都是大书，没有一本小到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书价也不会在20元以下。　
　　　
　　七、“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　
　　　
　　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先生的观点，被当时的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所接受。领导们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表述：“重要的是孩子生出来，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认为，先生说的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　
　　　
　　后来在教书和做研究时，我按照先生的教诲，研究真实的法律问题，研究真实的金融问题，而不是研究“金融法的定义”等问题，法律的“定义”是先生所说的“概念问题”。　
　　　
　　先生的学风，带有美国普通法那种强调实用的色彩。因为先生在1947年以前，曾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教书。先生也一定受到过欧洲大陆法学研究方式的影响，因为先生在去美国前，在德国大学学习和工作过。　
　　　
　　在社会科学领域，要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非易事。我们做研究，如果就停留在概念上，单纯进行逻辑的游戏，那就没有时间深入事物的内部去，也不可能探索内在的规律，更何谈解决问题。　
　　　
　　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如果觉得很难定义的时候，总愿意用描述的办法。描述性的定义与科学定义相比，前者也许不够准确，但却可以让读者形象地了解“它是什么”。举例来说，如何定义“人”呢？人对自己的认识，更加困难。至今，在不同学科，对“人”的定义都不同，而且都是描述性的。没有跨学科的科学定义。　
　　　
　　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要求学生们“要结合实际，研究实际问题”。先生在晚年见到学生时，经常重复说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真正体会，并身体力行，却不容易。因为，我在作学生时，习惯于看书，也习惯于听课，更习惯钻图书馆。我对各种知识非常感兴趣，甚至超过对问题的兴趣。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并不熟悉。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书面语言，与实际生活中真实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在书里，除非那书写得是下了工夫的。也不一定在课堂上，除非教授是下了工夫的。也不一定在图书馆里，除非你在图书馆会“淘书”，像沙里淘金那样，将好书“淘”来了。　
　　要结合实际，就要深入生活。在实际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眼睛，亲眼观察；用自己的耳朵，亲耳听情况；用自己的嘴巴，与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面对面谈话。这样做了，所了解的情况就会不同。　
　　　
　　这是我们经济法学学科的基本要求。要有第一手资料。我们在大学里，但研究的是现实问题，如果不会调查研究那就不如年轻的记者们。年轻的记者同志，遇到问题，很快就赶到现场，在第一时间采访，争取获得“独家新闻”。欧洲著名艺术家米开朗杰罗也说：“要画鱼，就到市场去研究鱼。要画马，就到外面去研究马。要画人，就到修道院里去研究尸体”，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当然，做学术研究工作与记者采访、画家创作的性质不同。做学术研究，不仅要深入生活，还需要有思想资源、历史资料，还要特别讲究研究方法，也需要研究经验等多方面的准备。只有生活经验，而没有上述准备，就是即使你到了生活现场，也可能空手而归，或者人云亦云，不会有独到的见解，讲不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学者要在两个方面都努力，闭门造车写的文章，让人读起来有“与世隔绝”之感，了无生趣。　
　　　
　　结合实际，也有程度的不同。“马观花”，“水过地皮湿”，这也没有用。结合实际的程度不同，对实际情况熟悉的程度不同，结合实际的时间长短不同，结果也就会不同。长期深入生活的人，对实际情况非常熟悉，不会被表面现象所激动，更不会看到一点情况，便大发议论，遇到一些新情况，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兴奋不已。熟悉生活的人，他们更加深沉无语，朴实无华，这些都是熟悉生活的表现。　
　　　
　　短时间跑一趟现场，只能是“接触”，不可能了解到深层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时间，哪怕就是跑一跑也好，因为也许可以感受到一些书上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聪明的学生，他们比较敏感，不带框子，也不顾及利害关系，观察事物的角度新颖，与带框子的人不同。　
　　　
　　这些年来，我对先生的教诲深信不疑。现在，我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就直接对学生们说，我的先生当年就是这样教我的，所以，我现在也要这样教你们。如果你们非要我说明为什么？只好等到你们10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时间就会证明这个要求是对的。你们身体健康，就能等到那一天。　
　　　
　　今天，先生早已退休，不再直接指导现在的学生。所以，学生我有责任将先生的教导，继续传给现在的学生，使后来的学生们同样受益。　
　　　
　　八、“如有时间，可多学一门外国语”　
　　　
　　先生其实是很内敛的人，在许多时候，都是保持沉默的。他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也许是他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后心有余悸？也许是他特别能忍耐寂寞、能容忍苦难、能宽容别人呢？百岁的先生看得太多，于是不想多说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无法言说的大智慧。　
　　　
　　如今的学术出版空前繁荣，书太多了，多得好像沙漠里的沙子，要“淘”到一本好书，非得沙里淘金不可。现在的学术论文写得也太快，因为有了计算机，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体制的压力，提速达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速度。那么多专著，那么多“成果”，到底有多少新的思想贡献？又创造了多少新的知识呢？　
　　　
　　先生写的东西很少，惜墨如金。但是，每当学生遇到外文问题，向先生请教时，先生或者直接回答，或者先记录在纸张上，过了几天，先生就会来电话告诉学生答案。有时候先生叫学生到他家去，当面讲一讲这个问题。先生懂得多门外语，家里外文工具书资源丰富，先生能花上几天时间，“考证”学生提出来的看似简单，实际不容易查到“知识渊源”的问题。这不就是一种学术态度吗？这不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吗？　
　　我们学习国际经济法，遇到很多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要认真去查，就会知道多么不容易，仅仅是要看懂那么多外国语，就要花许多时间。那些不精通外语，需要等待别人翻译的人，也许不会关心这类问题，也不会花这些时间，但他的研究，可能就因此失去了深度，也不够精密。学生是幸运的，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去找先生。因为先生精通多门外国语，先生真是教授的教授，老师的老师。先生舍得花时间，帮助学生找到准确的答案。　
　　　
　　作为学生的我很惭愧，我没有继续坚持学习在硕士阶段已经学了“第二外语”日语，也没有毅力继续我在博士阶段开始学习的法语。更没有敢去“碰”德语。好像学那么多外语对我是一种“奢望”，因为我太忙了。可是，先生却不嫌多花时间，也不怕耗费精力，学习了许多外国语，先生能看许多外国语的资料。这才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本分啊！　
　　　
　　如今，我也当上了教授，但却只剩下一种国际工作语言（英语）了，可是我深深地感到遗憾。今天，我们从英语世界翻译过来的书太多了，但从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书还不多。精通这些“小语种”的人才太少，就是懂得这些外国语，但他的知识背景又未必能胜任翻译的工作。我觉得，这阻碍了我们获取更广泛的知识，也影响了我们观点的平衡性。　
　　希望我的学生，能向芮先生学习。至少都能多学一门外语。　
　　　
　　九、以学生的目标为目标　
　　　
　　先生指导我读书的时候，从没要求我帮他写东西，也不用我或其他学生帮他收集资料。他的研究都是自己做的。一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二来我也没有那个水平。　
　　先生不要学生“打工”，却常常问学生：对什么领域感兴趣？对什么具体问题感兴趣？博士期间想做什么研究？先生开始问我时，由于没有准备，我也回答不出来。先生说，没有关系，回去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来告诉他。过了很长时间，我好像都没有想清楚。先生也不催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后来，我看了一些书，也做了一些资料检索，发现当时对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我自己也这方面的书籍也感兴趣。我就对先生说了这个想法。先生对我说，在国内研究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的学者很少。我将自己检索到的情况向先生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司前司长杨贡林先生当时出版过一本这方面的书，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盛瑜老师也出版过国际货币法的专著。先生说好，他认识这两位学者。　
　　　
　　后来，北大法律学系刘隆亨老师也出版了金融货币法的教科书，再后来，北大法律学系的讲师李健生先生开始讲授金融法专题。健生是我们读硕士时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很用功，学习很好。他后来出国了，我就接着他讲授金融法专题，后来，这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研究生课程。　
　　　
　　芮先生看我对国际金融法领域有兴趣，就告诉我，在国内资料可能不太够，应该到香港去收集资料，才好做研究。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有比较发达的商业银行体系，证券市场、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高度发达。而在1985年，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有关的法律也没有颁布。　
　　　
　　芮先生推荐我去了香港，当时的系主任张国华教授也帮我写了推荐信。1986年我来到香港收集资料，开始对香港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史进行研究。开始我在香港树人学院，一边讲课，一边收集有关资料。半年以后，芮先生推荐我到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可以接触到一些金融法律实务。事务所主任是位英国律师，他很尊敬芮先生，他知道我来事务所的目的是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所以也不给我什么具体工作。白天在事务所的时间，我就到资料室去看书，翻资料，读案例。我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事务所的主任。主任是非常好的人，他很高兴给我讲解。后来他让我做过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将内地刚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法》翻译成为英文，并为他讲解。　
　　　
　　我后来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和提纲，拿给芮先生看时，先生对我说，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是最重要的。他愿意指导我写我喜欢写的题目。选择喜欢的题目，才有利于完成博士论文。论文从开始写，到最后完稿，先生总是支持。他总是说：“好啊！继续写下去啊！”在先生的鼓励下，我顺利写完了论文。我感到，先生好像从来不给学生任何打击，总是鼓励，于是，我做研究就有了信心。写完初稿，誊好一遍送给先生看时，先生说“好啊，好啊。这不是写出来了吗？”先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看完了全文。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我一一做了修改。然后就答辩。先生请来了七位教授，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先生。我记得最年轻的是法律系的李志敏教授，其他都是从外校请来的七十多岁的老教授。　
　　　
　　答辩顺利通过后，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去，问我毕业后怎么打算？我说继续做研究吧。先生说好，就留在学校教书。当时博士毕业要先做助教，然后才能评讲师。而到社会科学院工作，直接就能当助理研究员。当时国务院经济法律研究中心的领导也希望我去那里工作。但是，芮先生说，当助教也要留在北大，哪里都不许去！因为北大最需要老师！需要有人教书！　
　　　
　　先生的话就是命令，没有学生敢不听的。我的同屋同学邵景春博士也被芮先生“命令”留校教书。我从助教开始做起，当时由于需要人讲课，助教就上讲台了。讲了一年的课，被聘为讲师。以后当了副教授、教授。现在指导学生时，我依然问学生自己想做什么研究，喜欢什么题目，我学着当年芮先生带我的方法，帮助学生完成他们自己喜欢的研究，鼓励他们写出他们想写的论文。在学生毕业工作的问题上，我也是尽量鼓励学生以教书为业。我向芮先生当年对我说的话那样，也对学生说，如果你们问我的意见，我就劝你们教书，当个教书匠吧。中国不缺企业家，也不缺律师和法官，但是，缺好老师。我运气好，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你们的运气不太好，你们的老师，不如他的老师。我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太多宝贵时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学毕业时候还大，由于基础差，读书太晚，开悟较迟，所以，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前途。但是，你们没有耽误，一直读上来，基础好，年纪轻，发展的空间很大。你们如果当老师，一定会超过我的。你们的学生，一定会比你们更幸运。　
　　　
　　十、要学生锻炼身体　
　　　
　　先生的身体很好，他也要求学生身体要好。我跟先生多年，没有发现先生吃什么补品，饮食也不讲究。什么东西都吃，从不挑食，没有任何忌口。我毕业工作后，有时与师兄师弟们请先生出来吃饭，为的是请先生吃些好的。先生岁数大了，但是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好像小孩子一样高兴。我问他想吃什么时，先生说吃家里不能做的菜吧。家里吃饭比较清淡，白菜豆腐，没有什么油水。先生出来吃饭了，就要吃有油水的菜肴，比如烤鸭。先生一百岁了，还喜欢吃烤鸭，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北京的冬天越来越暖和了，可有那么几天还是很冷的。但是，先生从来不穿毛裤，最冷的那几天，先生才穿秋裤，上身只穿毛衣。当先生看我穿得比较多时，就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体。我问先生如何锻炼身体呢？先生说，没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都是过去年轻时锻炼的。现在老了，只是走走路。每天，不论什么天气，先生和师母都要出来散步。有一次，冬天下大雪，我去先生家里，快到的时候，看到先生在雪里慢慢地走着。我赶紧扶他，他不让我扶，说自己可以走。我对他说，下这么大的雪，别出来了。滑倒了怎么办？先生说不怕的，也不会滑倒。　
　　　
　　还有一次，我跟先生到东北去开会，那也是一个很冷的冬天。饭店里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没有供应热水。先生就用冷水洗澡。我担心先生感冒，劝先生别洗了，等到明天有了热水再说。先生笑笑说，“没有关系”。就用冷水洗了澡，也没有感冒。这些都是锻炼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先生人不娇气，心里不怕寒冷，挺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这样总挺着，人的抗寒能力超过了我这个年轻人。　
　　　
　　先生退休以后，每周依然拄着手杖到法律系来参加教师例会。我们对先生说，可以不来了。如果要来参加会，我们用车去接先生。可先生不用车接，一定自己走来。我看到先生坐在最前排听会的时候，心里感到很紧张。因为先生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双手搭在一起，扶在手杖上，脸上还挺严肃的。散会后，我问先生，您有什么意见吗？先生说：“没有啊，我只想听听，你在开会时说些什么？”　
　　　
　　我现在体会到，先生的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他退休以后，依然工作，依然参加系里的会议，关心系里的工作，关系单位的事、国家的事和世界上的事。事事关心但却不烦心，那人怎么会老呢？如果一个人，有一天，什么都不关心了，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期望了，这样的人，无论他的年龄多大，就算是老了。先生这样的人，活到一百岁了，他的心依然是十分年轻的，他依然充满好奇和热情。　
　　　
　　结语　
　　　
　　我深深感到，这一辈子能跟芮先生学习，是莫大的荣幸。先生是一本渊博的大书，我有幸走近这本大书，阅读了其中的几页。但是，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章节，我还没有读，还等待我更加深入地阅读，也要等我的阅历增加，才能深刻理解。　
　　　
　　我估计，我这一辈子，恐怕怎样也读不完先生这本大书了。原因很简单，芮先生已经一百岁了，我才年过半百，已未老先衰。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先生的背影，永远都跟不上他坚毅而敏捷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