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之一)

机遇

1979年至今已有整三十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那年九月初秋，我踏进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毕竟已过30年，梦依稀、发稀疏，两鬓已染霜。关于79级本科时代的记忆已经变得有些模糊和零碎。近期，同学们说起“三十年”相聚之事，才撇开眼下许多事情，开始在脑海里打捞、搜寻那些已经沉底的陈年往事，模糊的记忆有的又逐渐清晰起来，那时的人与事，不断在头脑中闪回、重现和展开，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些梦呓似的记述。由于是再现，也就无法准确回归、还原，且已有鄙人现时的无意识加工，故文中之不实之处，还请读者诸君见谅。
1977年，的确是一个历史时刻，那年恢复了高考，也恢复了对知识的尊重。一些人已经先我们一步迈入了大学的门坎。而我还没有醒悟，还在空想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我当时工作的单位还不错，性质神秘，尽管我只是一名工人，一名正规的二级钳工，与影视剧中的“潜伏”没有任何关系。工作环境和待遇都不错，使自己很难有再搏的心理，更没有想到恢复高考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1978年我醒悟了，但单位又不同意了，单位性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到了1979年，高考已经成了每一个适龄人的权利，一种新潮，成了检验一个人智慧的门坎。舒适恬静的日子也让我感觉有些乏味、枯燥，为了追逐新潮和刺激，我把自己逼上了高考之路。经与领导沟通，领导最后同意，并且意外地给了两周的假期。领导的意见是，如果没有考上，以后就必须断了高考的想法。事后有人猜想，按照领导的估计，我考上的几率很低，不如给个人情，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这在当时人才所有制观念下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高考中的，的确有些运气。语文试卷中有一个词儿——肆虐横行——是我前一天晚上才从报上看到的，据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分。数学是我知识结构的短板(那时被录取的文科考生中有不少数学是零分)，但由于进入单位以后，上了电视大学，虽然没有学好中学代数，但却学了大学微积分，没有想到电视大学所学的微积分在高考中派上了用场。有一道数学题(分值大概是8分)，我并不知道如何运用中学的代数解题，但用微积分公式就非常简单了，真是所学必有所用。
　　 录取通知送到单位，单位领导半信半疑，问是否送错？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班、辅导班，也没有声张，除了我的好朋友及个别领导外，单位其他人都不知道。因为单位家属子女中还没有考上的，尽管单位里许多技术人员都是文革前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由于单位保密的原因，录取通知书还给投寄错了，几经周转才到我手里，此时，离开学已经没几天了。
　　 虽然我喜欢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这主要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法律。我母亲当时在法院工作，这是影响我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第二志愿是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选择法学也是幸运的。所谓幸运，即当时中国的法学几乎就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播种就有收获，无论何种观点的主张大概都可算是“率先”。法学从废除国民党六法开始已经断裂了几十年，相比之下法学人才更加紧缺。

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之二)

▲工地包围着东山大楼

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其名气远不如其旁边的烈士墓、白公馆、渣滓洞；歌乐山山下的人远远不如山上的名气大。
　　 大学对我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经历过“文革”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面压制，但我还是对大学充满了敬畏。不过，那时上大学的心境与现在不同——与其说是要踏入知识的殿堂，还不如说是参加了另一场革命。
　　 从杨公桥远远地便可以望见“西政”的东山大楼——当时还没有穿上灰色的“外套”，一身赭红色，似乎表明法学也是“文化革命”中的“烈士”——由于耸立在东山上，显得高大无比，虽然仅有五层。好在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我的工作单位对我不错，用“北京吉普”——现在应该叫越野车——把我送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在“西政”标志性圆拱型大门处，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同学，是一位女生，也是来报到的。印象中，此人手提一只藤编箱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像抗战时期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张白莉，四川营山人。
　　 我进大学的年龄已是现在研究生们毕业戴上硕士帽的年龄，但在班上，我还只能排在第七位。同班的同学，年龄最大和最小几乎相差一倍。当时及以后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即我们班有两位同学第一次一起进教室时，老师还以为是父亲把儿子送到了教室，于是便拦住年龄大的同学，语气和蔼但坚定地说：“这是教室，学生进去，大人就可以回去了。”最后还加上一句：“请家长放心，孩子我们会照顾的。”这个被允许进教室的学生就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按照法律规定尚属未成年人，用专业术语讲，系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这位“未成年人”就是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教授。这位“大人家长”就是陈彬同学的室友———钟实同学，他一口厚重的湘西口音，直到毕业。今年，我与陈彬谈起这一往事，陈说应该属于“段子”，并非事实。不过这种事，即使是当事人也并非清楚，有些事自己并不比他人更清楚。
　　 班上的同学，不仅年龄差异大，且身份各异———军人、干部、工人、农民、教师、运动员、应届毕业生，可谓“品种齐全”，“成分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几年后，这样的组合就不再有了，只有应届生和往届生的划分。
　　 大学复建，一切都处于建设之中。没有礼堂，也没有阶梯教室，更没有体育馆，学校是一个大工地。最初，洗脸漱口只能在工地取水。开学典礼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进行，每一位同学提着自己寝室的凳子，排排而坐，真像战争时期的抗大或抗战时期流亡昆明的清华北大。我还依稀记得，坐在我右手边的人是邱兴隆———以后成为传奇人物的邱兴隆同学。
　　 进校报到后，我被分到九班。分班是如何进行的，至今也是一个谜。全班42个同学就这样从全国各地非常偶然地排列组合在了一起。
　　 第一年，我们年级的同学还住在现在的东山大楼。十几个男同学住在一个房间，就像刚入伍的“新兵蛋子”。第一个有印象的同班同学是张贤普，江西人，个子高，话不多。毕业至今再也没有见过，虽然曾在同一个城市有一年的时间。

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之三）

学习·读书

小组聚餐

每天，晨曦才露，有的同学就像老家大门前推碾子的驴，围着图书馆大楼已经转了好几圈了。手持黄色封面的许国璋《英语》，围着破旧的教学楼不停地转，发音跑调，且带有浓厚的地方腔。上课时因发音闹出笑话是经常的事，相声《学外语》就是对其最形象的描述。无疑，在所有科目中，学外语应当是那时同学们最难的事情。没有听力课、没有外语磁带，学的就是单词和语法，典型的“哑巴外语”。“新三届”许多同学早就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这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先天不足。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富有想象和创新力的时期。
　　 那时的书，只要是书，似乎每一本都是经典，当时许多书都是翻印的(有的还注明“仅供批判参考之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盗版，极其朴素的灰色或黄色的原纸色封面，十分简陋的装订。也许正是书的稀少，才显得珍贵，才会如此认真地阅读。有时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痛苦。在本科期间，我印象最深的外国法学著作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最有意思的话题是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犯罪学之父———龙布罗梭的遗传犯罪论。
回首当年，坦言之，本科时我们所学的东西大都已经过时，有的完全没用，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那时所学的知识还远远没有体系化，夹杂着一些政治口号、苏式法学并掺合着大陆法系中的理论碎片，现在能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就更少了。但本科学习过程中的思维训练，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使我们终身受益(往往不在于我们知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学习过程本身，这一过程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从本科开始，我们荡起了理性思考的双桨，开启了个人的知性时代。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因此，作为吃饭的场所———食堂就成为最重要的地方。尽管烈士墓街道上的“邱四”小面馆的小面也非常不错，但依然不能天天食之，特别是卫生难以保障。现在很少有感觉饥饿的时候，也是一种后现代式的痛苦。但常常感到饥饿更是一种痛苦。不到十一点，就已经觉得饥肠辘辘了。此时，知识的接受能力已经大大下降，眼中只有米饭和猪肉最灿烂。我一直质疑学生一上午上4节课这一做法的科学性。但现在依然如此，想来应该有一个什么教育生理方面的实验验证一下4节课的科学性。
　　 下课以后惟一要做的就是全速直奔食堂。望着长长的队伍，心中只有焦虑和烦躁。还没到取饭窗口，两眼就直盯着大师傅的菜勺，期望不要在自己打饭时颠上几下———我们的心总是随着菜勺而上下翻滚。想来那时心境真是有意思。我们应该感谢黄庭孝老师，他作为伙食团团长发起过一场食堂革命，改变了食堂服务环境，增加了菜品种类，提高了饭菜质量。黄老师手持饭勺的高大形象至今留在我的心间。
　　 现在的学生食堂已经步入了“划卡”的现代化时期。当然，学生永远都不会对学生食堂完全满意，虽然学生食堂也有竞争，但其竞争毕竟不能与学校外餐馆的竞争相提并论，自然垄断是十分明显的。

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之四)

模拟审判

模拟法庭审判现场

对模拟审判，那时同学们都很有兴趣，与僵硬地坐在教室听课相比，模拟审判要有趣得多，可以说是一种表演。模拟审判在当时已经被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学习的实践环节。
　　 至今还记得模拟审判的案件是一件故意杀人案。还是刑事案件更具有刺激性，尤其是杀人案，这与现在流行警匪片应该是同一个道理。可能是年龄和形象的原因，我很幸运地成为我们班模拟审判法庭的审判长，合议庭法官是宦锐和黄春生同学。王人博同学担任本案的辩护人，有意思的是西南政法学院第一张记录模拟审判的照片竟是我班模拟审判开庭审判的照片，照片的焦点当然是我这个审判长。当时模拟的程度远不如现在———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官服，更没有法袍、法槌等“法器”。令人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现实地成为一名法官。

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之五)

应付考试

当年的我们在紧张地复习

考试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面对的，没有考试也就没有学习，和现在的学生一样，我们那时也同样将考试作为最重要的战斗。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考试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促进同学们更好地学习，考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现在我们作为教师依然如是说。基于名誉，绝大多数同学都期望一个好的成绩。有一些同学以是否有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对待考试。对于自己感觉没有实用价值和意义的科目，从心理上是抵触的，只要能够过关，不至于难堪就可以了。猜题押宝是必然的(我经常给别人押宝，但中的不多)，现在的学生似乎也是如此。讲究效率是每一个人的理性思考。因此，大部分同学都将考试复习准备时间控制在考前一个月左右，记忆好的，半个月。这个时段大概就是复习的最佳时间段，时间太短记不住，太长又忘了。就像现在人们对付司法考试所总结出来的规律一样。通过强化复习，提高考试成绩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真正打基础而言没有太大的帮助。记得快，忘得也快。对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考试竞争中胜出的社会意义。考试竞争的意义在于强化了作为人的生物竞争性，强化了竞争意识。这种竞争意识有助于今后更广泛的社会竞争，尽管这会使社会陷入无情之中。
　　 考试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其欺骗性在于给人们一种这样的假象：考试结果总是给人一种考得好等于学得好，反之则亦然，与种瓜种豆的原理相同。其实，考分的高低与学得好坏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考分的高低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由于这种假象，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我对外国法制史一直有兴趣就与我在本科该门课程考试成绩优秀有关；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选择民法专业，而是选择民诉方向，就因为本科我的民法考试成绩一般，自己没了自信。考试不好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考试有一定的偶然。所以，我现在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只看考试成绩，是否用心思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