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梅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但每当重读先生的著作，回忆起师从先生的那些岁月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的谆谆教诲时常在心中萦绕。

“姚梅镇同志”

先生一生坎坷，早年家境贫寒，求学之路艰辛 正值风华正茂，可望大展宏图的年龄，又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磨难。然而，先生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矢志不渝。十年动乱结束后，先生与韩德培教授一起致力于恢复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武大法律系副主任并兼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先生还担任过武汉市政协常委，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活动，认真履行着一个法学家的社会责任。1987年，先生以他七十多岁高龄，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支部大会前照例与先生有一次谈话。当时先生的一席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先生说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在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尽管受到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年事已高，但在有生之年还想为党多做些工作。在支部大会上，先生一反过去授业讲学的大师常态，怀着一份对党的虔诚和敬仰，一字一句地读着他一丝不苟认真书写的入党申请书。当先生说到“人老心未老，体衰志不衰，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弥切”这段话时，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先生的真诚所感动。当时参加支部大会的多为先生的学生，在讨论先生入党申请时大家都按党内惯例称他为“姚梅镇同志”这个称呼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来说虽然显得有些怯生，但却充满敬意。

“你就是专家”

先生为人素来谦和，对学生尤其如此。以至于在先生入党转正的支部大会上有人还提出过先生对学生太过迁就的意见。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每次去先生家，师母必先泡上一杯清茶，先生总是从书桌前转过身来，放下手中的活，换上一副眼镜，仔细倾听我们请教学问，耐心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记得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答辩委员会都是由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一些顶尖级的专家组成，汪暄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尽管平时我也曾向这些专家请教过学问，但他们严谨的治学风格我同样有所领教。这始终让我对自己能否通过答辩缺乏信心，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然而，先生循循善诱的一席话让我恢复了自信。先生说道：“国际经济法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是刚刚起步，因此，在你所研究的问题上，你就是专家。”先生这段话也许正好印证了有人所说的“迁就”。然而，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可以对他尚未出道的学生说“你就是专家”，这不仅仅是在修复一个后进学子的学术自信，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代宗师博大的胸襟！多少年来，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我也时常会把先生的这段故事说给我的学生听。二十年来，先生这句话不仅使我在遇到坎坷时能够找到自信，更使我深刻理解了尊重年轻一代、善待晚生后进、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人生哲理。

严师风范

先生治学严谨是有口皆碑的。1985年，外校二名研究生到武汉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这二位研究生的导师与先生乃是至交。论文送来后，先生反复审阅认为达不到硕士论文的标准。为慎重起见，他又让我们几个学生轮流看了一遍。最后只接受了其中一位的申请，这位研究生在对论文作了认真修改后通过了答辩。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是不讲情面的。对我们几个博士生，先生除了在专业上严格要求外，对我们的外文阅读翻译训练从来没有放松过。先生一辈子没出过国，但他的英文、日文和法文功底让许多人叹服。翻译国际条约、协定是先生拿手的功夫，其文字之精炼、语义之准确每每使我们读起来无不拍案叫绝。我们的学位课程专业外语乃是先生亲授，考试内容就是翻译一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考试结束后，我的自我感觉良好，看了先生批阅的试卷，才感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我的师姐王传丽文革前毕业于北大西语系，是我们同学中外文基础最好的，连她也只得了八十多分。先生对我们要求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跟随先生的几年中，我们在先生的指导下翻译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国际经济法资料选编》，上百万字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法律、法规，每一个翻译稿先生都亲自校阅、修订，字里行间浸透着先生的心血，也饱含着浓浓的师生情谊。

国际经济法研究会

作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人，先生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组织，以使得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和教学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先生的这个想法萌发于1984年江西庐山的国际经济法讲习班。经过几年的酝酿， 1987年在武汉正式召开了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姚梅镇先生当选为会长。研究会成立后，每年召开年会，出版文集，当时我国的大学法学院大都开始设立国际经济法学系或专业，各种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然而，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社团却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按照有关规定，民间学术社团必须经民政部门批准才具有合法性，从研究会成立直到先生去世前，先生一直在为争取研究会的一张出生证而奔波。记得先生曾为此事专门拜托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和经济学卷的主编张遵修老师，张老师也曾竭尽全力，多方游说。作为当时研究会的秘书长，我受先生之托也曾经造访民政部和中国法学会的有关部门，但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直到先生辞世，这宗夙愿到底未了，成了终身遗憾。先生晚年为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倾注了全部心血，但却对我国的民间学术研究受制于行政机关官僚主义的状况感到一筹莫展。今天的情形似乎有所改观。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现称学会）已挂靠司法部，成为合法社团，前两年新成立的另一个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也正式隶属中国法学会，此是后话 。若是先生九泉下有知，也许能感到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