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所成立已经45周年了。眼看今日之法学所与时代同步前进，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在振兴丰富法学、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等事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预见，今后法学所的业绩将更加红火。显然，今日法学所的工作业绩已非昔日之法学所可比拟。

当我们欢庆今日的成绩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就是“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今日的法学所是在前辈法学家艰苦建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董老、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没有张友渔、周新民等老一辈法学家领导当年的一批“小伙子”奋斗创业，很难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法学所。

法学所老一辈的领导人有许多，在我接触最多的领导人中就有王珉灿（即王珉）同志。尽管他已经故去8年，但每当我作出一些小小的成绩时，总是要想起他来，值此欢度所庆之际，借机追忆王珉灿同志的为人及其对法学事业的贡献。

我和珉灿同志相识于1959年在法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珉灿同志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自中央政法干校调来法学研究所任所领导小组成员、研究组的负责人。对于我们当时还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但是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谦虚朴实，而且为人正派。他作为研究组的负责人，不仅自己日以继夜地从事研究并写作，而且充分发动研究人员的力量，组织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写作。在对某个问题共同切磋时，他能够倾听来自不同角度的各种意见，又能坚持以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立论。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谦逊态度以及原则立场，使他负责的课题组的学术空气和研究气氛总是浓浓的。参加写作的同志总是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真正起到了集思广益，发挥集体力量的作用。

在珉灿同志的领导下，研究组的成员注重调查研究，勤奋笔耕，因而成果颇丰。但是在当时我国出版事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研究成果难以发表，而珉灿同志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年轻研究人员经过辛勤劳动所得的成果能有所作用，他或积极联系出版，或内部印刷，或专辟展室展览大家的成果，使人们的劳动不至于仅限于“自我欣赏”。他的这些做法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即“大家的辛勤劳动，应当尊重”。鉴于他的这种思想，许多年轻人愿意与他共事，而且觉得心情舒畅，认为他的这种尊重他人劳动的精神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这种品德能激发他人无怨无悔地工作，能培养他人奋发向上的精神。

珉灿同志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他自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深感法制建设工作遭受林彪、“四人帮”为期十年的干扰破坏，极左路线流毒深广，使法学领域禁区林立，研究法学一度被视为畏途。但是，人心思治、人心思法是当时中国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加强。于是，他着手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派员到各地政法院校做些人才资源调查工作，旨在团结法学界更多的精英共图发展法学大业。

第二件事就是在法学研究所筹备《法学研究》杂志的刊行，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阵地。经过1978年的几期试刊，即行正式发行，成为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发行的期刊，给全国法学界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一块阵地。其后经过几批人的努力，使《法学研究》成为全国第一流法学刊物。每当我们看到现在这本杂志的兴旺发达的状况，不能不想到他的创始人——王珉灿同志。

第三件事就是他直接向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建议，编写一部中型的综合性法学词典，以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法学的迫切要求。此项建议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支持。但是，当由一项动议要变成现实将是何等的艰巨。在当时尚无基本法律的条件下，在启动这项工程时他遇到了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困扰。珉灿同志邀我协助他工作，我明知此项工作的艰巨，但为他那种高尚的“为民”意识所倾倒，为他那种执著精神所折服。

珉灿同志建议编写一部综合性的法学专科词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想通过编写工作，把全国有造诣的专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进一步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铺平道路。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到北京一些高校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关单位，座谈粉碎“四人帮”后的法制建设形势，邀请一些专家，包括当时尚未落实政策但确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参加本部词典的编写工作。事实证明，这些专家都是以后一个时期内法学研究领域中各学科的带头人。由此可见珉灿同志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

1978年8月以后，珉灿同志虽然离开了法学研究所，但他仍然是我们编撰法学词典的精神支柱。由于他的支持使得本词典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展。直至1979年的10月间，该词典已进入统稿阶段，珉灿同志仍与我们众多的常务编委一起做出版前的最后冲刺，共同讨论和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从经他手审改过的稿子，可以看出他的敬业精神。为了按计划完成统稿工作，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但他的工作仍然是那么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哪怕是个标点符号，也从不放过。1980年6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学专科词典问世了。它的出版，其效应轰动国内外。在国内，第一次印刷即达13万，很快销售一空。以后经过修订、再版，累计印刷8次，计近120万册。这样的印刷量，在专科词典中是名列前茅的。在国外，同样也得到了各界的好评。一位美国教授专门撰文评价这部词典，称它为世界一流的（当然，由于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学书籍）。记得有一位本词典的编委在美国参加一个听证会遇到了阻挠，但当他出示本法学词典，并说明是该词典的编委后，一切矛盾解决了。当我们谈到本词典的这些社会效应时，总要说这是珉灿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的一起功德无量的、实实在在的好事情。然而珉灿同志总是谦逊的一笑了之。

珉灿同志具有极强的开拓精神。1979年他到司法部教育司任职，曾同我说过，新华书店的法律书籍太少了，只有几本小薄册子。他要在几年内，使新华书店设专柜陈列法律书籍。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实践的。在他的领导下，司法部成立了法学教材编辑部。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此项既伟大、又艰巨的统编系列教材工程中去了。从此他又与一大批献身法学建设事业的同志们一起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地工作着，甚至以办公室为家，直至一大批统编教材问世，摆在了新华书店的法律书籍专柜上，实现了他的诺言。

在珉灿同志全力以赴地从事法学教材的同时，在其他法学建设上也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比如他以相当大的精力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组织、编审工作；他又参加了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建工作。即使在他离休后，仍不遗余力地到广州大学筹建法学系。所有这些事业、这些单位有今天蓬勃发展的状况，不能不想到珉灿同志是这些事业的铺路人，不能不钦佩珉灿同志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这种精神使他的革命精力永远旺盛，使人感到他永远年轻，使人真正感受到他为法学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不是一种空泛的褒扬，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体的业绩中的、能够传之于后世的一种革命精神。更值得一提的是，珉灿同志一生不计名利、清正廉洁、具有很强的党性。在那个时代，从理论上讲，各项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革命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做许多的工作。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每位具体掌权者的思想品质的差异，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给人、尤其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以一种良好的工作环境。然而珉灿同志从不计较这些。他不计较自己的官阶有多高，不计较收入有多少，不计较对他有什么谣传，也不计较个别心术不正的权欲者为他设置的障碍。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发展法学事业，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包括人为的障碍，来实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我党兴旺发达的宝贵财富。

如今，故人已去，但留下的却是美好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无穷的思念，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