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1944年的小范围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矛盾一直没有消除，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两党之间的谈判也在断断续续地举行。王世杰作为国民党要员，先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身份，参与了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
1944年1月1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面见毛泽东，提出派周恩来、朱德和林伯渠赴重庆谈判的要求。毛泽东当即答复：林、周或可先后赴渝。2月2日，国民党军令部复电郭仲容，表示欢迎朱、周、林来渝。2月4日，毛泽东通知在重庆的董必武上半年做好谈判准备工作。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这次林老(林伯渠)去，与林彪1942年去时不同，接触的方面会更多。国民党对我现在是以政治斗争为主。这次我们不提方案，目的只在和缓国共关系，表示我们是要与国民党合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社会各界的活动。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亢不卑，表示我们是求和，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对中间派要宣传民主，对英美要宣传抗战。这样，中共中央就确定了这次谈判的基调。
国民党方面，派往谈判的代表是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治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谈判前夕，国民党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中共谈判的策略原则。他们提出：“谈判应注意其宣传，并不期待其成功”。“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
5月1日，王世杰、张治中自重庆启程前往西安迎接已从延安启程来西安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5月2日，双方代表同日抵西安。5月3日，王世杰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初晤中共代表。从5月4日至11日，双方代表在西安进行了五次交谈。
会谈伊始，王、张不提方案，而要中共方面先谈意见。林伯渠先向王、张报告边区情形，然后问政府的政治问题解决究竟是如何解决法。王世杰不作正面回答，而要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提出以当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作为谈判基础。王、张又不赞同。王世杰说，还是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但这一问题双方交谈多次，得不出结果。最后商定将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决定。《记录》分为关于军事者、关于陕甘宁边区者、关于党的问题者及其他共4部分17条。但记录整理后，林伯渠代表签了字，王世杰、张治中二人却拒绝签字。
西安会谈后不久，王世杰又邀请林伯渠去重庆继续会谈。5月17日，林伯渠乘机前往重庆。这两次会谈虽然时隔不久，中国战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为执行大本营的“一号作战”命令，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了豫中战役，沿陇海路向西推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统帅的40万军队一触即溃，到5月下旬，接连丢失了 30多座县城。5月25日战区中心洛阳也被敌军占去。根据这种形势，5月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二十条意见》交王世杰，请王转交国民党中央。但王世杰看完意见书后，以内容不妥，拒绝接受和转交其中央。林伯渠当场予以驳斥。双方争辩很久没有结果。会谈后，林伯渠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了解国民党的意向后，决定予以让步，将20条意见改为12条，另外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全国政治者3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9条，即：
一、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为委屈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措施。
三、中共军队驻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外商定。
四、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五、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六、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七、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进攻。
八、释放各地被捕人员。
九、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
6月5日，林伯渠将此12条意见再次交给王世杰，请他转交国民党中央。王世杰说：“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因此仍然拒绝接受。这时他拿出一个《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要求中共采纳。该“提示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军事问题，只允许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部队，合共编4个军10个师10万人，其余37万人都要“限期取消”，并要将10个师“限期集中使用”。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的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三、关于党的问题，只一般提出“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等等。
王世杰拿出的这个“提示案”，与中共中央拟定的12条意见相差很远。围绕这两个方案，双方通过面谈和函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6月6日，林柏渠致函王世杰，声明两点：第一，提示案与中共12条意见相距甚远，除将提示案报告中央外，请将中共12条转国民党中央合理解决。第二，提示案开头所说“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为基础”一语，与经过事实不符，希望国民党方面考虑中共最近正式提出的意见。
王世杰收到林伯渠函件后，于6月8日复函林伯渠。函中说：因意见前后出入太大，仍不能转呈；提示案是以林的意见为基础，且尽量容纳了林的意见，希望接受。
6月11日，林伯渠再致函王世杰，驳斥了王世杰在6月8日回信中的论点。
6月15旧，王世杰再复信林伯渠，仍然坚持要中共接受其提示案，说“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为改善现状，增强团结之前提”。并说中共12条“对于如何实行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和改善措施、整编各点，均未提及”。随后，王世杰又用自己是中央政府代表而不是国民党代表的手法，来压中共代表，使其处于不平等地位。
针对以上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林伯渠立即回延安，并邀请王世杰、张治中同往讨论问题。王世杰见目前讨论难以继续进行，被迫答应将中共12条转交国民党中央，但拒绝去延安讨论问题。也不放林伯渠回延安。
7月以后，争论仍然继续着。林伯渠又多次会见和致函王世杰，提出放宽民主尺度，希望按5军16师扩编军队和请王、张赴延安讨论问题等要求。但王世杰仍然不肯答复。
为了混淆社会舆论，赢得英美的同情，国民党方面由梁寒操出面，于7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两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梁寒操当时与王世杰同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职，梁的这番话实际也代表了王世杰的看法。
8月10日，王世杰在致林伯渠的信中也说了同样的意思，指责12条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或则与事理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对待之。8月13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和董必武，向国民党提出承认全部军队的要求。8月30日，林伯渠对王世杰8月 10日的来函也作了答复，说明“中共始终忠实执行4项诺盲，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和政治解决方针”。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护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王世杰不服，在9月10日复信林伯渠，说中共“要求与时俱增”。10月13日，林伯渠在致王世杰信中承认“与时俱增”。信中说：我们可以明告王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是“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
林伯渠在回信中阐述的这些论点，使王世杰无言以对。
至此，1944年的国共谈判也告一段落。
二、提出“三条反建议”
王世杰没有因为1944年的国共谈判无结果而停止活动。不久，他又针对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新达成的协议，提出了“三条反建议”。
西安事变以来，国共两党已举行过多次谈判。以往的两党谈判，都是围绕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扩军和划分作战区域等问题进行的。1944年秋，随着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情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全盘改革要求。
1944年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8月中旬提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
10月10日，周恩来又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双十节讲演，提出了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6个具体步骤。
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仅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海外侨胞的拥护，而且得到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出于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也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解决国共纠纷。同时派人在延安设立美军军事观察小组。1944年9月，罗斯福总统还派赫尔利作为其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来华后，曾于10月中下旬接连三次找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林伯渠交换意见。赫尔利一再表示，他代表罗斯福总统帮助中国团结，绝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东西亦不偏重某一方。还说中共应取得合法的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参加等等。
在国民党方面，赫尔利此次来华接触最多的是王世杰。赫尔利在重庆活动了两个月，经与蒋介石、王世杰等反复磋商，最后形成了一个他称之谓“协定的基础”的5点建议；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他的5点建议，飞往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赫尔利。8日至10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连续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即声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谈关于中国的事情的。因中国的事情主要涉及国共两党，所以便宜读了他的5点建议，即：
一、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期能迅速击败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三、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设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及发展民主政治。
四、中国将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之官兵经中央政府编定后，依其职阶享有与国军相同之待遇，其各单位对于军火及军需品之分配，亦将享受柑等之待遇。
五、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之各政党，将予以合法之地位。
当赫尔利一宣读完他的建议，毛泽东就提出质问：把这5点作为协议的“基础”是什么意思?赫尔利说，原来是他的意思，后来与王世杰等商量过。蒋介石又对5点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赫尔接着说，这5点并不是必须接受的，而是试验性的方案，各方可以自由、公开、坦白地谈这个问题。
在8日下午的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向赫尔利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一方面肯定了抗战以来国民党的某些进步，另一方面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指出了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毛泽东说，要解决问题，就必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最后，双方转向对5点建议的讨论。毛泽东对5点建议逐条提出了具体意见，赫尔予以赞同，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新达成的这项协议叫做《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地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公平分配。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这个协定表明，赫尔利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11月10日上午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赫尔利作为见证人代表罗斯福总统分别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赫尔利乘机离开延安，返回重庆。为了实现延安协定草案，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
赫尔利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将延安协定、的副本送给宋子文，请宋将文件译出交蒋介石。宋子文接到协定副本，先和蒋介石作了一番研究，然后和王世杰一起来到赫尔利住处，指责赫氏“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并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赫尔利去找蒋介石商谈，想说服蒋。可蒋介石明白表示，不同意协定中关于“成立国民联合政府”条文。
蒋介石集团对周恩来到重庆的态度也极为冷淡。当时有外电报道说：“在周恩来到达时，华南的军事形势极为严重，但蒋介石仍使周等了一个多礼拜才接见他；蒋委员长见周恩来谈话半小时，并采取极为专横的态度。”这时出来与共产党代表周旋的仍然是王世杰。王世杰经过几天策划，于11月21日，即周恩来到达重庆的第11天，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针对延安5条的“3条反建议”。王世杰提出的“3条反建议”是：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王世杰在提出“3条反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了“3项办法”，即：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其组成。
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及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派美国将领一人为所属中共军队之直接指挥官。
明眼人一看便知，王世杰的“3条反建议”和，“3项办法”，其中心内容仍然是要中共先交出军队，然后再给予合法地位。这时，赫尔利在罗斯福支持下，改变态度，支持蒋介石集团的要求，主张中共接受王世杰的“3条反建议”，与国民政府合作。
毛泽东得知“3条反建议”后愤怒地说：“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周恩来揭露了赫尔利背弃延安协议的行为，并决定回延安。
周恩来回延安后几天，1944年12月30日，在重庆的赫尔利经与王世杰等商议，由赫尔利出面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他本人与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同赴延安，与毛、周面商一切，以完成协定。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函赫尔利说：去年11月间我党方面所提5条已为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国民党政府所提3条，我党方面又万难同意，此时你们来延安，恐得，不到任何结果。我党建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返往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可再到重庆磋商。毛泽东发出此信后，不久即收到赫尔利再次邀请周恩来去重庆的信件，中共中央遂于1945年1月22日决定周恩来再次去重庆谈判。
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26日开始会谈。王世杰与宋子文代表国民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赫尔利代表美方，共同举行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其“3条反建议”和“3项办法”。主世杰还特别对“3项办法”作了说明。其实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在周恩来提出要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王世杰说，5项协议草案中无党派会议和国事会议。周恩来质问说，国共两党能包办国事吗?如果你们同意5条，请问不召集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又如何产生联合政府?面对周恩来的质问，王世杰等人无言以对。
2月2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王世杰。该草案提出：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王世杰也提出．一个由他起草的关于政治咨询案，但该案根本不提联合政府。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2月3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蒋介石以傲慢的态度对周恩来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意图，王世杰于2月14日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王在会上说：“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让步”，“但中共觉得这些提议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拒绝了。”因谈判已无成功的希望，周恩来于2月15日返回延安。此次谈判结束。
4月23日，王世杰在给蒋介石的检讨中说：“自去岁五月起至本年三月，经随时秉承钧座指示，进行磋商，终以中共一再反复，职等复乏肆应之能，任务未达，实感惭悚。”
王世杰的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说“随时秉承钧座指示”，“任务未达”倒是实情；说“中共一再反复”，其实“一再反复”的是国民党和赫尔利，而并非中共；王世杰也并非谈判无能和不效力，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民意和不肯向中共让步的基本政策，决定了谈判的结束。王世杰在这次谈判中受挫了，下次还会再来。
三、作为国民党四代表之一与中共高层会谈
在王世杰与中共小范围会谈之前，蒋介石就曾多次提出要同毛泽东面谈。1942年8月，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他想去兰州转赴西安时，在西安同毛泽东谈谈问题。 1943年共卢国际解散时，蒋介石又一次致信毛泽东，提出要“面谈一切问题”。这些提议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后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伏下一笔。
1945年夏，国际形势瞬息万变。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此时，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并利用苏联的压力来迫使中共屈服，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邀请电。电文中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更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之至。”
8月20日、23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第二封、第三封邀请电。
8月24日，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中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在得到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的信息后，8月26日，蒋介石第4次致电毛泽东：“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至此，毛泽东赴渝问题，国共双方取得一致，并已有了具体安排，即将付诸实施。
此次谈判，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是王世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蒋介石、毛泽东不参加具体事务谈判。
8月28日下午3时半，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重庆。其后，连日分访政府当局，交换团结问题意见，并约见各界人士。
9月2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为庆祝胜利，蒋介石于晚8时半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王世杰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共20多人作陪。
9月3日上午，王世杰以外交部长身份往访毛泽东，畅谈很久。
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王世杰表示，对这次会谈，我们是有诚意的。为使会谈有结果，9月2日，毛泽、东对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又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共11项交王世杰转蒋介石，其内容和：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准)；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军队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结束党治，迅速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合作的具体办法等。中共希望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
但王世杰将上述条文交蒋介石后，他们认为中共要价太高，与他们设想的“距离太远”，希望将提案“重新考虑”。为了对抗中共11条，9月4日，蒋介石将他自己在毛泽东到重庆后一星期才仓促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王世杰等国民党谈判代表，要他们将其作为谈判的基调和准则。
蒋介石的谈判要点开头即说，中共9月3日提出的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接着他提出了4条：一、军队问题：中共军队之编组，最高限度为12个师。“中共军队驻地，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二、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但“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三、政治问题，蒋介石说，我答复毛泽东，“现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土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士，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拟定的上述谈判要点的中心是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即以此为基调，同中共代表进行谈判。
四、签署《双十协定》
王世杰秉承蒋介石的这样一个旨意同中共谈判，谈判是艰难的。从谈判的过程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双方就政治、军事问题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且未设专人记录。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中共代表将11项具体谈判方案提交给国民党。蒋介石也为国民党谈判代表拟定了谈判的原则和具体谈判要点。这就为下一阶段谈判时全面展开做了准备。
第二阶段，从9月4日至21日，谈判移至尧庐，即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的侍从室进行，谈实际问题，共开会8次，有时每天谈，有时隔一两天再谈，并结合以个别交谈。会谈主要围绕中共9月3日的方案展开。9月8日，王世杰将国共两党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的纪要一件，以及国民党对中共11项方案的答复一件交给周恩来。“答复案”的内容除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和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外，还有4点同意中共意见，即中共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工作；安置编余官佐；实行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确定政治教育方针。此外各项均予否定。由于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至9月21日，谈判停顿下来。
第三阶段，经过周旋，和谈又得以继续进行。王世杰等认识到，一味施加高压，无法使中共屈服；而谈判如无结果，他们也难以向国内外交代。所以谈判中断3天后，王世杰又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9月27日至10月5日，双方又进行了4次会谈。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段顺利些了。10月2日会谈时，双方同意将一个多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等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10月5日，周恩来在征得王世杰的同意后，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淡纪要》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论。周恩来告诉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毛泽东拟于下周返回延安。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损失3万多人，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这样，10月7日以后，国民党的态度缓和下来。
10月10日下午，国共双方谈判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蒋介石则在仪式结束后才到。
《会谈纪要》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并应采取必要步骤，由闸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困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地增加和合法地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
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自日本五条件投降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慎办入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双十协定》签订后，图共重庆谈判到此结束。谈判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除了中共的努力外，应该说，与包括王世杰在内的国民党谈判代表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王世杰在国共谈判中，虽然没有张抬中那样友善，处处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没有像邵力子那样获得“和平老人”的称号，但弛在抗战胜利前后一直在为两党谈判而奔忙。如邵方子在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上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所说：“报告会谈的经过，本人曾想最好是王雪艇(世杰)先生担任。王先生奉命和中共商谈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但王先生现在到伦敦去了，不能参加会议”邵力于又说：“我们在会谈中是无话不说，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筋脉偾张，但不久仍然恢复到和谐的情绪。”邵力子的这段话，反映了王世杰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两党谈判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