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

龚祥瑞老师是上海人，所以讲的是一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龚老师当时给我们开设的是外国宪法与比较宪法课，他讲课充满激情，声音洪亮，脸上表情生动、丰富、多变，嘻笑怒吼，幽默风趣，全可以在一堂课上表现出来，酣畅淋漓，无所顾忌，所以经常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过去。我们小组爱好摄影的何山，就将龚老师在课堂上的各种表情拍摄了下来，到现在为止看到的人，都无不拍案叫绝。

由于龚老师上课效果极佳，所以一门课上下来，将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吸引过去了。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陶景洲、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都被吸引到了龚老师的周围。许多人后来也都受到龚老师的欣赏，经他推荐到国外攻读研究生。有的则受他影响，开始从事宪法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姜明安就是一位。

我当时因为一心想回上海，没有考虑出国，对宪法行政法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没有参加龚老师组织的兴趣小组。因此，和龚老师接触不多，但因为都是上海人的缘故，我也去过他家几次。

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我为了考华东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向他请教考试方法的那一次。他对我说，他在华政没有认识的老师，但考研究生有技巧，就是要去琢磨他们老师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他知道我想报考徐轶民老师的外法史专业，他就说：“你要将徐老师所编写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以及油印的教材、讲稿等搞到手，把它们弄熟悉了，甚至把它们都背出来，你就不怕了，保证你考高分。”然后他就和我讲道理：考试和研究不一样，考试就是死记硬背，而研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要有自己的观点。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保证你考上。后来，我按照他的思路去复习，果然，在华政考试得了第一名。

大学毕业后，我和龚老师在学术会议上见过几次面。感觉到他在当时中央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非常活跃，写了不少关于西方宪政与法治方面的论文。对此，我是非常关注的，他的西方国家文官制度，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以及西方司法制度等著作，我都一一珍藏。

另外，我感觉他的身体也非常好，虽然在读大学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有过胃出血，住过医院，但后来恢复得很好。不幸的是，没有过多久，他就患病去世了。真的是很可惜。

应该说，龚祥瑞老师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他是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的学生，在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毕业，和王铁崖先生是校友，也是当时北方最为著名的法学家钱端升的三大弟子之一(还有两位就是王铁崖、楼邦彦)。但是他后来和钱、王、楼三位先生的关系都闹僵了，原因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站出来揭发了钱先生，结果，其他三位先生都被划为右派，而他却逃过了一劫。也因此，龚老师为许多人所轻视。但是，客观地说，在“反右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那种扭曲人心灵的特殊时期，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批判父母的现象比比皆是，龚老师这么做，或许也有许多无奈和苦衷吧。

龚老师对新中国宪政与法治的发展，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的。因为如此，我才写下了这些文字，以示对先生在天之灵的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