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崖先生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曾任国际法院前南问题特别刑事法庭大法官。采访先生是我的夙愿。在北大读本科时我曾参加系刊记者招聘，考试题目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即将赴海牙就任国际法院前南问题特别刑事法庭大法官，在王先生离开中国之际，你将如何进行这次采访？没想到来到清华后，竟然有机会实现这个夙愿。

先生因身体原因不得不从国际法院大法官任上离职，回国后一直在家休养。我对能否采访并没有把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师母。我自报家门后，先生接过了话筒，听说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我简直欣喜若狂。过了几天，李兆杰老师（先生的弟子）把我找去，告诉我老先生最近十分激动，这些天一直在回忆清华的时光，希望我们认真准备，并且采访时要注意先生的身体。

终于见到先生了。先生大病初愈，身体有些消瘦，但精神很好。采访前，我们在清华档案馆找到了先生在清华读书时的注册卡片。卡片的内容非常简单，“姓名：王铁崖，性别：男，籍贯：福建省闽侯县，22年6月在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21岁。”（民国22年应为1933年，先生当年其实只有20岁，是清华法学院政治学五级最年轻的学生。）先生接过这张发黄的卡片，念叨着：“很好，很好。谢谢。”先生的回忆，就从这张注册卡片开始，前尘往事，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清华时光

“我要讲的话很多，先讲讲在清华的情况。我先在复旦大学英语系，后来转到政治系，1931年又从政治系转到清华读三年级。刚一进校，就赶上“九·一八”事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很浓，停学上街游行，还组织了三个星期的军训，我也参加了。后来学校说，都回来读书吧，读书也是救国之道，所以我们又回到学校读书。然后，我受了一年的苦。那时清华有一股不好的风气，新生入学后要受高年级同学的迫害，流行的做法是‘拖尸’，英文叫toss，就是要受老生的捉弄，先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最后被两个学生拖起来，甩到墙上去，墙上有电。我是三年级学生，他们对我比较宽容，所以免去了这一劫难。

“我孤身一人来到北平，举目无亲，语言也不通。幸好我的哥哥有一位同学庄果在清华，他对我很好，时常照顾我，还带我参加进步活动。更重要的一点，那时庄果和几个学生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乔冠华，我从那时就开始认识乔冠华。在庄果的影响下，我那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不幸的是，庄果不久就病逝了。

“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上课需要先登记。当时的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先生，他代理政治学系主任，和我是同乡（陈岱孙先生是福州人），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谁也不曾提起。陈岱孙先生很宽容，我选什么课他就登什么课，也没讲什么话，就笑笑说，可以了，可以了。我是从复旦过来的，有些清华必须修的课我没有修，所以三四年级还得补课。清华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规定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理科的一门课，理科学生必须选修政治、法律、经济三门课中的一门。我当时选了生物学的课。清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规矩，所有大教授都要到一年级去教课，外系的课也是大教授教，我的生物学就是陈帧（著名生物学家）教的。

“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当时清华的图书馆非常好，参考书可以到图书馆去借。许多课程教员一上来就告诉学生这门课要念哪些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在图书馆都有，可以去借。但有一个规定，晚上可以借回去看，第二天必须还，这个制度非常严格。图书管理员办事很认真，我得益很多。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需要参考两本外文书，一本德文的，一本法文的，当时图书馆没有这两本书，我给图书管理员说了，管理员说我们给你买，果然没多久就从德国和法国买回了这两本书。这种情况不光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现在，国内许多大学也做不到。

“清华的体育运动风气很盛，每天下午4：30，所有的学生都要到操场上运动，不许再学习。流行的运动有‘斗牛’，就是在篮球场里无规则地打篮球，抱着球跑也可以，类似于橄榄球运动。我没有这个力气，就跑步。我以前身体不太好，到了清华以后就比较好了。

“清华还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教授都是有名的学者。象法学院的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选外系的课，我选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课，常去听蒋廷黻先生的课，他是当时国际上都很有名的学者。还有叶公超，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英语当时不光在国内是一流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我差一点儿选他的课。在清华的几年，我确实收益很大。

位职海牙

先生在耄耋之年远赴海牙，就任国际法院大法官，国内对先生这段经历报道得比较少，因而这段时光就成了我们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在海牙，头一年工作很重，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有很多材料必须要看。特别法庭分为上诉庭和审判庭，我在上诉庭。在所有的法官中，我年纪最大，其他人都是七十岁以下，我都八十多了。当时的法庭里面，大多数法官都是过去当过法官的，没当过法官的学者有五个，我是其中一个。我刚去的时候是很苦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法院，更没有当过法官，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他们的statue，我要研究；他们的程序证据规则，这是最复杂的问题，我也要研究。

“我在国际法院过得很愉快。当时的庭长是一位女法官，美国人，她对我很好，重要的案子叫我参加，不重要的案子就算了，不让我参加。我的几位同事也不错，他们对我都非常尊敬，因为我的资格比他们都老（笑）。案子讨论时他们都觉得我的意见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许多法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这样过了两年半。法庭处理的案子有的是很重要的案子，但是法庭的工作很慢，一个案子可以审判两年，我经手的案子结案的只有三个。

“我有一个助手，是北大毕业的，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英文非常好，对程序非常熟悉。第二年，我实在太累了，他就把这些案子分类，必须看的，可以看可以不看的，不用看的，然后让我看。案子判决时，分为几个部分，每个法官担任一部分，分头去写，然后再讨论通过。我回来就和他讨论，让他先起草，然后由我修改，这样我就省事多了。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眼睛也失明了，就由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刘大群接替我。他在审判庭，很年轻，干得不错。”

在海牙，先生的心里始终想着中国。先生说：“不容易，这个工作不容易。人家都看着你中国人怎么办呢。人家都认为你中国法律比较落后，人家要看你中国人的法律到底怎么样。”

就这样，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以他出色的工作，展现了中国学者在国际法上的造诣，结交了国际友人，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上的声誉。

心系国际法事业

谈起国际法研究，王铁崖先生禁不住激动起来。

“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不仅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连一些中等国家都不如，连埃及、印度都不如。江泽民主席1996年12月在中央法律讲座上讲了一次话，说要重视国际法研究，讲得非常好。所以我动了个念头和其他教授给他写信，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即下指示给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转给教委主任，教委主任又下到两个司，社会科学司和教育司，就没有下文了，到下面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中国现在国际法很好嘛，用不着这样搞。我说这是坐井观天，瞎子摸黑，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在哪一个地方中国人才能够出头？哪一个地方中国不缺人才？现在外交部从司长级到部长级都承认，我们中国国际法人才是太缺了，不是太多了！这是很危险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法人才没有啊。国际法院法官，我之后有刘大群来做，刘大群之后由谁来做呢？一代不如一代，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强！（先生猛地一挥手）你是六十岁，我是三十五岁，我比你强，这样才对，这个社会才能发展。现在好啦，五十不如六十，四十不如五十，三十不如四十，这样下去怎么办呢？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讲到这里，先生异常激动，我不得不停下来，劝先生喝点水，平静下来。三年前，先生在离开中国去海牙赴任前给北大法律系学生作了一场讲座，我有幸聆听。先生也提到了他写信的事，一样的激动，一样的无奈。

“现在来讲，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国际法研究远远落后别的国家，不行的，这个话我对很多人都讲过，太落后了，比一些中等国家都落后。这样不行，我们必须赶上去。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推动中国国际法事业的发展。我现在年纪很大了，八十八了，没有多少年了。我已经做了几件事，现在还想干几件事。一个是要办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学会是我发起的，一定要办好，为中国集中一些国际法人才；第二，在清华设立一个国际法图书资料联合中心，把图书资料搞好；第三，在北大国际法研究所设立专著出版计划，与法律出版社合作，搞个专著系列（丛刊）。这样做成的话，中国国际法的前途是很好的。

“中国的国际法研究要赶上去，一方面要靠年轻教员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帮助他们，在图书资料方面帮助他们，要不然没有前途。所以这是我去世以前的心愿，希望给年轻的教员帮一些忙，希望不要遭遇太多的困难。现在问题还不少，但是我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克服，向前进，就好了。”

清华精神

在采访之前，我们就听老师说，先生对清华的感情很深，先生认为他一生最有意义的几年就是在清华度过的。先生与清华的关系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这次采访所关注的对象。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回过头来看您走过的路，您的青春时光在清华园里度过，从清华园里走出，到国外留学，回国任教，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最后又和清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最终归宿到清华。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答：我觉得很难说。我最后又归到清华，我觉得非常幸运。1952年院系调整时，我反对清华取消文科，差一点犯错误，后来我就不讲话了。清华恢复文科，这很好，我又能够和清华发生联系，我觉得很幸运。当然我也不能忘本，我也是北大人，北大和清华都是我的母校。（笑）

记：杨振宁先生退休以后回到清华来任教，他说坐在清华的教室里，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感觉人生好像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您怎样理解这一句话，或许您也有同感吧？

答：他和我不一样，他是真正单一的清华人。我是跨两校，不一样的，我坐在北大的教室里看过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笑）。我在北大的路比较曲折，‘四清’啊，‘文化大革命’啊，都是在北大过的。我在清华过得比较痛快，两年大学，三年研究生，一年清华研修，我在清华一共生活了6年，但直到现在仍没有机会再一次坐在清华明斋里看窗外的风景，也不知自己会有什么感想。

记；您认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感染看您，让您离开清华以后仍然够受益终生？

答：我学清华的精神，“认真”两个字，非常重要，我没有完全学到手。认真做事，认真做人，认真……毛主席讲过，共产党人就要讲究认真。认真两个字，非常重要，清华有这种传统。清华的这种传统解放以后还在，清华文科并到北京大学，清华的传统在北大也生了根。现在清华恢复法学院，要发扬这个传统，我相信，清华的传统再加上现代法治精神，清华法学院一定能够办好，一定能够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作为一位老校友，您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有什么期望和忠告？

答：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十分落后，不光是国际法，很多东西都落后。应该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你们年轻一代，一定要下决心，把中国的学问搞上去，这个是当务之急呀！

我希望你们能学贯中西古今，大陆法、普通法都可以接受一些，但不能照搬，要把中外古今揉在一起，要有独创精神。清华应该有条件产生另外一个陈寅恪，怎么会没有呢？

要我讲期望和忠告，我记得复建清华法学院的时候，我去了，讲了话。后来建院一周年的时候，我在海牙，来信让我题词，我也题词了。我主要的意见是，清华一定要学贯中西古今，要发扬清华的光荣传统，促进整个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希望你们努力为世界的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采访结束了，我们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清华老校友的肺腑之言，感受到的是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拳拳爱国之心。采访中，我偶然得知，明年先生和师母将庆祝他们的钻石婚，真心祝愿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

我们期待着，先生能在四月的春天里回到清华园，参加清华九十华诞庆典。当一位世纪老人回到魂牵梦绕的母校，当他又一次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这本身也将成为校园中风景的永恒。

（研0 吴飞 暴强 法9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