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中国人

1996年8月1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一天，98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聚集在这里，在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着一场引人注目的选举。这次选举将要产生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首批21名法官。 这些法官将根据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和其他有关文件的要求，从缔约国政府推荐的33名候选人中产生。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的常设国际司法机构，负责审理按照该公约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法庭的地点设在德国汉堡。由于海洋法法庭在未来解决国际海洋法争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缔约国政府对法官的选举都非常重视。因此，21名法官席位的角逐也就异常激烈。

选举当天，整个联合国总部都笼罩在一片既严肃又紧张的气氛中。选举从上午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经过8轮的无记名投票，21名法官终于产生。国际海洋法的历史上庄严地记下了这21名法官的名字，而他们中间就有一位中国人， 他就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理海先生。这一年，赵先生正好80岁。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他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处理全世界范围内海洋法争端的海洋法法庭的法官更是如此。在《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中对法官的个人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必须“从享有公平和正直的最高声誉、在海洋法领域内有公认资格的人士中选出”。正如选举结果产生后国内外媒体评价的那样，无论是在个人品格还是在海洋法学识方面，赵理海先生担任海洋法法庭法官一职都是当之无愧的。

1996年10月18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包括赵理海在内的 21名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在这一天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在德国汉堡的市政厅大厅隆重举行，21名法官身着庄严的礼服，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Corel先生的带领下入场。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人们纷纷起立，向这些法官表示热烈的祝贺。德国音乐戏剧大学乐队高奏乐曲。 随后，法官们一一走上讲台宣誓：他们将光荣、忠实、公平、自觉地履行其作为法官的职责并行使其权力。

在就职典礼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德国外长金克尔和汉堡市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会后，加利秘书长会见了全体法官。

典礼结束后，全体法官离开市政厅，来到易北河畔即将兴建的海洋法法庭的庭址。在那里，加利秘书长带领全体法官出席了法庭的奠基仪式。几年后，法庭的徽旗将高高飘扬在这里。徽旗上的海浪和天平，象征着海洋上的正义准则。

整个典礼活动在汉堡市参议院为法官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后结束，彼时已近午夜。八十高龄的赵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当选首批法官的兴奋、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都使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他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由于海洋争端可能是各国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能成功运作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法官正是通往成功之门的钥匙。

学者与战士

在北京大学一直沿用着一种称呼习惯，大家对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尊称为“先生”。得到这种称谓的人并不多，但赵理海教授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尊称为“先生”。“赵先生”，这是同事和学生对他共同的称呼。

赵理海先生于 1916年7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父母给他取名“理海”。他的一生也真的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赵先生在燕京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和政治系学习，并于1944年在哈佛取得了国际法博士学位。

在哈佛期间，赵先生刻苦攻读，博览群书。他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的条件，完成了《中外旧约与国际法》的博士论文。论文中表现出的作者的出众才华、深厚的法学功底和超群的分析能力都使得指导他的哈佛教授们赞叹不已。同时，哈佛优越的学习研究环境、深厚的法学底蕴为赵先生日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底，赵先生学成归国，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生涯。

1945年至1947年，赵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1957年，他来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从此，燕园又多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先生”， 学生们又多了一位令他们爱戴的师长。

赵先生的学术造诣主要在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方面。

早在1947年，赵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国际公法》，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国际法在中国很不普及，国际法的教材也很少，该书就成了当时全国各大学法律系的通用教材。该著作也初步展示了他在国际法领域的才华。

1949年以前赵先生发表的论文还有：“国际法的展望” （载于 《大陆评论》，1946年第2- 3期）；“联合国宪章释义”（载于《世界政治》，1948年第1期） 。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配合我国的外交斗争，维护我国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权利，赵先生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与当时的外交实践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苏伊士运河问题与国际法”（载于《政法研究》，1957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领海主权的正义斗争”（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古巴问题与国际法”（载于《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4日） 。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的原因赵先生几乎没有发表著作。

十年浩劫期间，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赵先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可贵的是，他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为了弥补国际法资料的不足，从1957年开始，他就坚持剪报。即使是在江西 “五七干校”的牛棚里，他也坚持利用短暂的劳动间歇，仅凭可以找到的《人民日报》，跟踪国际法发展的动向。赵先生自己曾经讲过，“困难、阻挠、讽刺、打击、迫害，可曾改变我坚定不移地要搞科研的信心和决心？没有，丝毫没有。”

正是在“五七干校”的这段时间里，赵先生凭着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海洋法发展的前景，将海洋法确定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干校生活刚一结束，他回到北京便立即投入到海洋法的研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加强国际法研究的指示给了赵先生极大的鼓舞，从此他便将全部的生命与热情都投入到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1982年和1984年，赵先生利用他在干校积累的资料，先后出版了两部著作：《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和《海洋法的新发展》。其中《海洋法的新发展》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该书在国内是第一部论述新海洋法公约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之一。该书的出版在世界国际法学界引起了注意，著名的《美国国际法杂志》还专门作了书评。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赵先生在海洋法领域的研究已走在了中国和世界的前列，也标志着赵先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时期已经到来。

从1979年开始，赵先生发表了大量论文。仅八十年代他就发表了20篇论文，主编了两部著作——《国际法论集》（法学杂志社，1982年）和《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87年）。其内容涉及国际法诸多领域里的问题：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主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否决权、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大陆架划界、国际海洋法法庭、领土问题，等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赵先生一直笔耕不辍。1996年7月他在80岁高龄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之后，他先后在《中外法学》上发表了5篇论文，介绍和分析法庭及法庭受理的案件。在他去世的2000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渔轮“卡莫柯号”案》发表在2000年《中外法学》第4期上。

应该指出的是，与法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国际法学的研究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国际法的研究参考资料几乎都是外文的，这就给母语是汉语的中国学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一般较研究国内法的学者要少，但赵先生是国际法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之一。

赵先生在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领域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使得他在国内外法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赵先生先后担任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海洋法学会理事、顾问，海洋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89年，为了推动我国海洋法研究事业的发展，在赵先生的倡议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海洋法学会（后改为“中国海洋法学会”）成立，赵先生任副会长。1991年赵先生被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聘为高级法律顾问，这一职务在他担任法官后辞去。

赵先生是学者，也是战士。

他是学者，他用自己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著书立说。

他是战士，他用手中的笔，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斗争，用他娴熟的国际法知识维护国家的权利。看看赵先生的著作目录就可以发现，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是为了维护我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而写的。其中有：维护我国领海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领海主权的正义斗争》（1959年）；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有 《从国际法看香港问题》（1984年）、《澳门问题的由来》（1987年）；在中印领土问题上有“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87年）。赵先生的这些文章往往从国际法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的合法主张，强有力地批驳了对方的观点。

《日本法院对光华寮的审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一文是赵先生的这类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这篇文章发表在 1987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86年2月作出错误判决，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光华寮（一所建筑物）判归台湾所有；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维持上述错误判决。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的判决。赵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进行批驳。他还应光华寮案上告人辩护律师团的要求，对该案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以个人名义提出了长达万言的意见书。意见书中他以大量法律依据有力地论证了光华寮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的财产，日本地方法院的判决是违反国际法的。赵先生的这份法律意见书得到了日本律师的赞叹。

我们今天研究东海大陆架问题时，必须要参考的两篇文章仍然是赵先生写的“从‘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看东海大陆架问题”（1982年）和“适用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法律原则”（1990 年）。

在这两篇文章中，赵先生详细论述了国际海洋法中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分析了国际法院的有关案例，用大量的证据论证了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适用的原则。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读赵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仍会发现它们的闪光之处。

在南沙问题上，赵先生在1992 年和1994年分别写下了《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和《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此类文章中最重要的两篇，其中阐述的观点，如“发现”和领土取得的关系、“禁止反言”、“时际法”原则仍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高风亮节 激励后人

在我们这些晚辈和学生眼里，赵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他虽然满腹经纶，却虚怀若谷，教导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同时，他是一位学风严谨、恪守学术道德的学者。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著作源于他的勤奋。他写论文全部独立完成，在别人的论文上署名这种事赵先生是十分鄙视的。

我们不妨看看赵先生自己是如何描述他是如何写论文的。他在1980年“给国际法研究生的一封信”里写到：“我不是文学家，很难做到下笔成章。遇到难题时，我往往写好几遍方才罢休。写作过程中还不断地修改。先勾划出一段话的大致轮廓；等思路通了，才写在一张破纸上，经过初步推敲，才誊写在稿纸上。每写一句话，立即改一遍，每段话完成后，又要改一遍。直到拿出初稿，边誊写，边删改，先后已修改了四五遍。”

赵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用秘书或助手。从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到论文的抄写（当时电脑还不普及），所有的事情全部自己动手。我做赵先生学生多年，他从未让我做过秘书类的事情。在70岁高龄以后，赵先生还坚持自己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

赵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在他的日历上是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有一次，赵先生和我都接到了外交部的通知，参加一个文件的讨论并提出意见。到会后我们才知道，此次会议完全是一个工作会议，要一连开三天，而且要求吃住都在会上，不得离开。三天的会议安排非常紧张，除了讨论之外，还要求与会者认真阅读文件。我们都觉得赵先生年纪大了，开会时随便说两句就行了。没想到赵先生和我们一样，坚持了整整三天，中间还让师母跑了一趟送药。

赵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他的学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赵先生的第一堂课是从介绍国际法书目开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发给我们的是一本他自己整理的书目，手动打字机打的、油印后装订的材料。几十页的材料中详细列出了当时主要的国际法著作和世界各国的国际法期刊，大部分为英文和法文。在信息发达、电脑普及的今天要做这件事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些资料的整理全靠用手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打出来，这个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赵先生对这些著作了解的程度，他竟能如数家珍一般将这一部部著作一种种期刊的主要内容、特点一一道出，甚至还告诉我们哪本书在哪个图书馆的哪个架子上。

我做赵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时，他已是七十高龄，但仍坚持亲自授课。

记得赵先生的课总是三课时连上，整整一个半天。当时我们都觉得上赵先生的课很“辛苦”。原因是他的课中间只有一次十分钟的休息，而且赵先生上课一丝不苟，总要布置一大堆必读的外文资料，并要求写读书笔记。由于赵先生的严格要求，上他的课，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偶尔有谁缺课，赵先生会亲自过问，询问原因并帮他补课。经过了赵先生这样严格的要求，学生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赵先生在学习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却是十分关心。至今我还记得他到学生宿舍来的情景。

赵先生一共教过多少学生，虽然没有统计过，但用“桃李满天下”形容一定不为过。但他一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只有6个人。

赵先生招收博士研究生绝不讲人情面子，达不到要求绝对不收。入学后更是严格要求，论文水平不够的绝对不能毕业。在我们这几个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倾注着赵先生的心血。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的写作、资料的收集，到最后的答辩，每一个环节赵先生都亲自把关。

仅从博士论文题目的选定上，足可见赵先生对学生的良苦用心。这些论文的题目一般都是国内没有人研究过的、在国际上属于前沿的问题；它们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又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博士论文，既填补了国内海洋法研究的空白，其研究水平也走在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更重要的是，赵先生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熟悉国际法、精通海洋法的专门人才。如今，赵先生带出的6位博士，有的活跃在国际组织，有的工作在国家的海洋法研究部门，有的像赵先生一样留在北大继续从事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大家经常会在海洋法的研讨会上发现，会上主要发言者都是赵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所以我们经常被称为是海洋法上的“赵家军”。

对导师的尊重和热爱经常让我们想到要为赵先生做点什么。1996年的7月3日是赵先生的八十寿辰，也是他从事国际法教学五十年的日子。当时我们特别想为他举行一个大型的庆贺活动，并征得了师母的同意。但赵先生知道后却坚决不肯。他批评我说，不要搞这些形式化的东西，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后，在北大法律系的坚持下，赵先生只勉强同意召开了一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座谈会。

然而，当大家得知7月3日是赵先生 80岁的生日时，纷纷向他送上了祝福。北京大学、北大法律系、中国海洋法学会以及赵先生在国内外的学生们纷纷送来了花篮和鲜花表示祝贺。

面对大家的祝贺，赵先生动情地表示，自己还要努力地工作。

他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2000年的10月1日，赵先生结束了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一个阶段的工作后回到北京。十天后，赵先生去世。他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光荏苒。如今，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维护法律的尊严，寻求公平和正义，为世界和平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赵先生一生追寻的目标，现在这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追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