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作为学生后来成为同事， 20多年来赵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不是他教育别人的话，而是他要求自己的座右铭。无论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他都是在学习、研究、写作。在他那里，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对时间的珍惜已经到了吝啬的程度，为此他也得罪过不少人。结果他的朋友就剩下那些与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有关系的了。

赵先生 70岁就退休了，但是他不但没有从国际法的研究中退下来，反倒比以往更忙了，出版的东西更多了。他的《国际法基本理论》、《当代国际法问题》和《海洋法问题研究》都是在他退休之后出版的著作。作为晚辈的我，想到曾经有过“退休之后好好享受一下人生”的念头时，不禁感到内疚。我们中国的国际法研究还很落后，需要像赵先生这样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无私地去工作、去努力。

赵先生对国际法的教学非常认真。我们上他的课时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坐着上过课，而且一站就是3个小时。作为晚辈，我们不得不佩服。我当老师以后也养成了站着讲课的习惯。年轻的时候还不以为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体会到当时赵先生真是很了不起。记得他给我们开过两门专题课：“海洋法”和“国际法基本理论”。他备课非常认真，从来没有想到哪说到哪的现象。那些我们读起来都困难的拉丁术语，大部分他都能熟练地背给我们。而作为晚辈的我，除了那些由两三个字组成的那种极简短的术语外，其他就背不下来了。

无论多忙，赵先生的著述都是自己完成的。作为他的学生，无论在学习期间还是在留校当老师之后，大家极少有被赵先生“抓关差”的情况。这是赵先生的学生都公认的事实。我们见到赵先生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图书馆，包括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赵先生一般都是自己查找资料，后来因为他当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工作加倍繁忙，所以才不是亲自查找而是多数由赵师母帮助做这些工作。据说，偶尔也会找学生帮忙。但是，赵先生一般都会把报酬亲自交到学生的手里，这让学生非常感动。想想现在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些学者在学生撰写的文章上署名甚至剽窃他人的成果，赵先生的行为令人钦佩，他给我们这些为人师表者树了好榜样。

赵先生生活的俭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他在买书上却肯花大钱。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北大图书馆前遇到他，赵先生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新书。那是他刚刚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在图书馆买的。要知道1000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在几乎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赵先生的行为感染了我们，视书为宝、并不惜花大钱买书成为我们北大国际法学生的传统。

赵先生对学生非常好，与他接触的学生不会感到任何的压力。他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看在眼里并适时地予以表扬和鼓励。每次到他家里看望他，他都会介绍正在研究的课题，有时会把近期发表过的文章或书赠给我。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接到赵先生书稿中关于政策定向学派的一章，他要求我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时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学生怎么能改老师的书稿呢？但是赵先生鼓励我说：“你是研究这个理论的，你比我了解得多。”赵先生的鼓励使我增强了继续研究这个理论的信心。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好的老师我是多么的幸运！我一直以赵先生为榜样，努力像他那样对待学生，但是我做得还很不够。

赵先生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他不仅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者，还是一名“活到老工作到老”的“工作狂”。他从1992年就被诊断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但是他从未间断工作，更没有因为身体的不适影响他按时到坐落在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履行其法官的职责。

赵先生虽然离去了，但是他为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的认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这些晚辈们！

（作者白桂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