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了庆贺而回味

　　今年是江平老师按照民间习惯的八十华诞，孙国栋兄约我写点文字，以为贺礼！我欣然从之。江老师作为大家人物，可谓面面俱到。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江老师，投身政治改革和为民主与法治鼓与呼的江老师，活跃于社会事务和制度建设的江老师，甚至喜爱诗歌、音乐和足球的江老师，每一方面都值得我们细致品味。我跟江老师记名学习的时间从1991年算起，一晃就18年有半了，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从一个受教者个例的角度，通过絮絮叨叨的叙事方式，回味我和江老师这些年的师生情缘，以体会他作为教书育人者的一面，以及他寄于其中的如此这般的教师志趣。

　　2. 追随江老师学习的粗略记事

　　198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后到了一个乡镇做司法助理工作，虽似逍遥自在，但总有无所事事之感，兼有未酬心志之不甘，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追随一个名师再读书，到北京再过过那种寻师觅友的校园生活。我选择的这个名师当然就是江平老师，1991年，即我23岁的这年，终于如愿以偿，以理想的分数有计划地成了他的最后一个硕士生（此后他便只带博士生）。由此我和江平老师结缘，也和他可谓爱恨交织奉献了一生的法学事业结缘。

　　我追随江老师学习的近19年，大抵可分做三个过程：求学、创业、出离。

　　第一个过程，从1991年到1997年左右。这是我单纯的求学时期。我当时是硕士生和在职博士生，后期也同时是留校的年轻教师（1993年底开始），属于最爱学习的时期，也是最爱琢磨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江老师心情不是太愉快，活动范围受限，但可经常呆在家里，甚至还有时间打点牌。这个时期，毕竟刚刚进入花甲，江老师依稀还有几分青年时期的俊秀影子，不论是形象上还是个性方面，也偶尔棱角与激情乍现。他带学生的方式是启发式的，不给加任务，也不定期督导，主要靠上课、谈话和带着开会、做项目来启发和影响。估计按照他的想法，是要和学生建立完全民主与平等的关系。有时我们觉得他这样过于温和了。以我所了解的，与我现在教学生的方式不同的是，江老师对他的学生大概从来没有使用过管理和批评的方式。

　　但我对他总是心存几分敬畏，害怕多于亲近。怕什么呢，江老师不总是和蔼可亲的么？但总是怕，学生怕老师，天经地义嘛！有时去老师在文化楼的“蜗居”办点事情，老师总是说，“来来来，小龙，说一说，最近都干点什么呢？”然后让我坐在他的那间面北的又当书房又当卧房的狭小屋子的一张旧椅子上，和他面对面谈话，这个时候我总是希望快点结束谈话，因为他睿智过人，和他在一起谈话压力很大。其间，虽然老师经常让我干点这干点那，其意在锻炼，但我也是收敛多于放肆，在他面前不敢放开手脚。记忆中，其间被强留在老师家吃过两到三回早餐、几回正餐，但每次心里面都是很紧促的。

　　他对展示浪漫才情或者富于实务精神的学生更为欣赏一些，我在硕士阶段做了一篇在他期望范围的现实研究型论文毕业，博士阶段则完全走到唯理化的胡同里，虽然最终写作不至让他失望，但这种选择恐怕让他感到有些不以为然，他不太看重穷究思辨这种东西。但我想他后来还是理解了我的这种选择。这一时期，我自觉老师对我有三点还比较满意，办事效率高、交往比较广泛、文字功夫也还马虎得过去，但估计有一点不满意，就是我这个人表面温和但个性颇刚（按老师的说法我这是属于游刃性不够，太较真）。这期间，最感激的，是他1994年初把我喊回来考博，鼓励我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潜心发展，所以使我今天还属于“书斋之人”；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懵懂地只顾忙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和事务而没有协助老师好好做他安排的课题（幸好有师弟师妹们的用功可为补偿），但我也知道他不会计较。

　　第二个过程，从1998年到2005年左右。这是我作为教员的创业时期。这一时期，江老师早已经摆脱了一度压抑的状态，完全活跃起来，自由挥洒，进入到他的人生最好时期，成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社会活动家。这一时期，我也是个精神焕发的青年教师，完全扎到昌平校园里面，颇有一种要继受老师衣钵的壮志凌云。我先是出国研修1年，然后回到法大继续任教，时年30岁上下，意气风发，连兼职律师执照也决定不再续了，打算全心全意做好教师。这个时期，我和老师的交往有了变化，有点亦师亦友的样子了。老师逐渐把我当学生又把我当同事，渐渐不叫我“小龙”，而是叫“卫球”。我向他汇报工作和其他情况，或者谈天说地，也忽然没了拘束，有时甚至胡说八道也行。甚至有时觉得他太累，太正襟危坐，故意搞点闲谈，像解构主义之类的“大话西游”。但他不会跟我太过闲扯，最终还是保持那种长者的气度。有时他也会给我打个电话，就某个疑难或者理论问题也听听我的意见。

　　一开始，我估计他对我能不能站住课堂有些不放心，经常有意向我“传授”一些做教师的经验，但都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比如自话自说当老师一定要恪守本分，要认真站好讲台，要学会备课等等，有一次还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讲课提纲来示范。这些对我启发很大，都照单接收了。终于有几次，江老师在外面听到一些对我上课和科研赞誉的评价，挺高兴的，还跟我说起来，明显有以资鼓励的意思。特别是在2001年拙著《民法总论》出版，老师明显为我感到溢于言表的欣慰，使我不胜惶恐。又有几次，我和他一起出席法大学生活动，看见我也受到学生热情欢迎，他挺感动，说卫球啊你干得不错啊！在我晋升教授、博导的时候，老师以爱才之心少有地现场鼎力支持（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他是个举贤避亲者），令我终身感铭。

　　有时我也组织一些学术活动或者其他活动，每次邀请江老师出席，他总是爽快地答应，并且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组织的事情比较放心。抱歉的事情也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在美国我给他差点开翻了一次车；另一次，北京有一年冻雨天交通忽然完全瘫痪，正好遇到我和朋友给老师“安排”了一个私人活动后送他去参加一个早先定好的律所的活动，结果中午12点半从他家出发，临近下午5点还没有到三环上，中间他非要下车一个人挤公交车回家（最后晚上10点才到，又无法联系，把师母急坏了），当然我和朋友也好不了，晚上12点也没能够达到四环，最后只好在路边找了个韩国宾馆过夜，也算是有关北京交通的笑谈了。这一时期，是我无拘无束可以和老师相处的时期，自以为可谓师生相望，一眼即知春秋花开叶落。

　　第三个过程，从2005年到现在。这是我在物理空间意义上与老师出离的时期。我先是从法大民商院游离到比较法所，然后干脆跑到了在他看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北航。这个时期，也是江老师忽见老态的时期，他虽然心志弥坚，精神依旧健朗，但明显是老年人的形态了，多了一些“随其自然”之心态。无论我2005年接受米健教授邀请突然从民商院调到比较法研究所，还是2007年接受北航邀请忽然到北航法学院任教，都未及与江老师商量，是我自己的心血来潮。那段日子，决定走不走的问题的确困扰我，所以很有倾诉的心情，但能跟谁说呢？经常是彻夜难眠之后就忽然想到江老师，想和他聊一聊，有两个早上甚至6点钟就给他打电话，说想去他家里坐一坐，老师当然知道我是没有烦恼不登三宝殿的，便爽快地让我来一起吃早饭，这样我就过去与他一起吃早饭，但最后我还是扯别的，没敢透出调北航的事情。

　　我忽然就走了，事后江老师表示了一些不理解，但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是担心我的个人发展，觉得我离开了法大的讲台和学科太可惜。我的这些举动给江老师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困惑，甚至使他有些为我牵挂担心，对此我心里十分抱歉。我自感几分愧疚，离开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法大，或许辜负了他的期望。尽管如此，江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慷慨，在理解我的地方支持我。现在，他只要见到与北航有关的人，总要听听我的事情，听说我还干得马马虎虎，总算有些释怀了。见到我，甚至又会鼓励几句。到北航之后，其实我更想与他多聊天，向他请益，但怕他操心，所以多是打打电话而已。

　　上次老师生病，把我吓了一跳，所以开始不时找个时间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南地北，劝他少干点累活。一个月前，我带自己的两个博士生去老师家拜中秋，他忽然问我，“怎么样，是不是干得有点疲倦了？有没有新的打算？”我笑说自己体力好没事，真累不成了我准备下海做律师去，赚大钱支持年轻人重头再来。当时，江老师看着我，笑了一下。这笑里面，包含了我能够看得懂的一种关切的信息。这个时期我和老师的交往可以概括为：一方面精神上互相越来越了解；另一方面却是我越来越觉得修行在个人。我忽觉他是“大象无形”，你会觉得他很近，因为你需要他指导时他就在眼前，你也会觉得他很远，因为他用的是一种老师的距离关心你、启发你。

　　3．江老师的老师之志

　　在我絮絮叨叨但仍属粗略的记事里面，追忆这近19年的往事，一条主线是清楚的，就是我非常的幸运，能够跟着江老师学习。我虽然未必认认真真做好了他的学生，但是他是认认真真做好了我的老师或者我们的老师。19年以来，江老师给了我这个虽然平凡但因为仍然甘愿追随他学习因此成为他万千学生中的一份子一件极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在今生找到了一种有老师的归属感。他不是简单地做了老师这个职业，而是在与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平凡学生（记名和不记名的）交往过程中，在法学教育园地，以一个真书生的风范，以他的敬业务本、优雅从容、宽容平等、谆谆善诱和诚心待人，树起了老师这个职业。

　　我们都知道，江平老师之志，是吞吐宇宙的民主与法治之志。他屡屡说，如果没有这两件东西，其他一切都会很苍白。由此出发，江老师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表现了许多人所不具有的勇气、品格和品位，因此让我们回味无穷、精神鼓舞。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主观客观原因，在我这个学生看来，还是比较相信，在这个恢宏大志方面，他目前已经真正做到的，总体上恐怕还主要是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所能做的只是呐喊”——这不免有些令人遗憾。但是，他至少相当程度地做成功了一件事，那就是，使我们这些法律学习者、法治觅求者，有所景仰、有所归属。师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本应是学习与超越的关系。但对我来说，宁愿说不超越——这不仅仅是因为懂得谦逊和敬畏才是聪明人的问题。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