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五十年的人生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父母；特别是母亲。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教，对子女而言，一般是“严父慈母”制：严厉的父亲，慈祥的母亲。严父如同刑法威慑，慈母如同道德教化；一个雷霆万钧，一个春风化雨。他们的关系，正如传统中国国家政治的 “德主刑辅”、“恩威并济”、“礼刑并用”、“宽猛相济”一样。中国政治的这个原理，在我家里体现得很突出，只不过父母的角色互换了一下而已。在我家，实行的是“严母慈父”制。如果慈父代表德教，严母代表刑罚的话，那么我的家里就是典型的“德主刑辅”体制。在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里，我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德主刑辅”的家教。在我的人生成长历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严母的力量，是刑罚的力量。所以，我在本文里，把“严母”置于“慈父”之前。
（一）
1987年6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我手捧着题为《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关系论的反思》的硕士学位论文，怀揣着导师杨鹤皋先生的叮咛鼓励，接受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在我的硕士论文的扉页，我写的献词是：
谨以此著献给我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劳动妇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那到处“莺歌燕舞”的时代，她教我认识了数十种可以充饥的野菜；在开放改革的伟大时代开始之际，她把我送进了文化大观园。
她向往一个人人都是白求恩、张思德的世界-----那是一个无需法律的世界。可是，中国现在格外需要的是法律进而法治（道德次之）------竟是他儿子的宣言！
写好硕士论文，我第一个想到要献给母亲。因为母亲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没有她的教育风格，就没有我的人生性格。
1991年10月，我参加了台湾《中央日报》举办的第二届“重建师生伦理”征文比赛，在参赛的400多篇海内外应征文章中，我被评为社会组第二名，获得了奖牌和奖金。在那篇题为《文明的薪传》的散文中，我有一段话专门讲到小时候父母亲对我进行的“师生伦理”教育：
我上小学第一天的事，今生今世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窗前踩着缝纫机为我补衣服。一进门，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我的老师很矮很小，这么小的老师我不怕，我打得赢他！”话音未落，母亲顺手抄起那长长的竹尺向我打来。不一会儿功夫，我的屁股上大约就挨了十几下。深夜，母亲抚摸着我屁股上的一道道青痕，轻言细语地说：“老师身材再矮小，他也是你的老师。你要恭恭敬敬！他有文化，他教你知识。现在是新社会，没有文化就是瞎子！有文化才能做个有用的人，不然就是废物！今天打你就是要你一辈子记住：敬重老师就是敬重文化！”
是夜，我那念过四年私塾的父亲，也跟我讲了一大通道理。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至今却还记得特别清楚。父亲说：昔日的圣贤们讲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上等之人，不教成人；中等之人，教育成人；下等之人，教不成人”。你既非“生而知之”、“不教成人”之人，那么就要好好学习，就要受教育，就要尊敬老师，就要跟老师学习人伦日用、科学知识。不好学习、不敬老师的人，就好比一头牛、一头猪，只知道吃喝睡觉，那就不能叫人！父亲还跟我讲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父亲说这些话时的动气的情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自那以后，二十多年来，自小学、中学、大学至研究生院，我对老师们一直怀着对知识或文明一样的真诚的尊敬[1]。
这篇给我惹了点小麻烦的散文，其实主要是写给父母亲的。“师生伦理”是父母教我的第一层伦理。在还没有怎么教我“父子伦理”之前，就如此让我领教师生伦理。我父母亲就是师生伦理的最好护卫者。记得那时，当我们在学校犯错误时，父母总是授权老师：“帮我打！教不醒就打！打就是爱护，我感谢你！”这绝对不是说反话，因为有时我在学校调皮捣蛋做坏事，被老师体罚后，回到家里如果告诉母亲，母亲会再将我痛打一顿，然后第二天赶到学校向老师赔礼，并给老师送去一两斤西瓜子、黄花或花生作为谢仪。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母亲认为，老师的惩戒，是在她自己鞭长莫及的时候，老师代替自己阻止了孩子犯更大的错误。他总是说，老师的心和父母的心是一样的，都是恨铁不成钢。那时候，绝对没有听说老师批评学生，学生回家告状，家长到学校兴师问罪的事情！只要老师没有把学生打伤（仅仅皮肉肿痛一下不算伤），家长都坚决支持老师；就算是打破了皮出了点血，只要是孩子确实有错，家长们也只是带孩子去上药包扎了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老师体罚了学生，家长跑到学校来殴打老师“报仇雪恨”的事！
（二）
1992年7月，我的第一本专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与郑定、詹学农合著）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也提到了我的父母亲对我的家教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法律观念：
当然，这种“法即是刑” 的观念，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作者本人。记得小时候因淘气挨母亲的棍棒时，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点王法！”那就是法！[2]
1998年6月6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的导师是著名法学家曾宪义先生。在我的这篇题为《刑法中的亲情：中西法伦理的冲突与融合》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我又写道：
说到当博士，我常常忍俊不禁。少时读书爱逃学，父母总训我：“不好好读书，将来只有当博士！”在故乡的词汇里，博士者，木匠也。因为怕当“博士”，因为怕瘦弱的胳膊轮不起大斧头，于是读书就不能不稍加用心。……由此，我不得不特别感激我的双亲。父亲常念叨“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斯为下矣”等圣训，驱我走上了职业读书家的人生旅程。母亲常常彻夜不息地踩踏缝纫机，为儿时的我弹奏了最美好的催眠音乐，她挣来的分分硬币、角角纸币，都转化成我们的铅笔、钢笔、练习本、课本。双亲的爱，造就了我视爱如命、嫉恶如仇的人生性格，使我尤其重视亲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写博士论文。
2003年9月，我的第五本专著《现行法秩序思问录》出版。在题为《成我误我皆“贡献”》 序言中，我提到了我父亲对我的人生观的深刻影响：
人好不容易唠叨世界走一遭，总得有点目的。那目的，应当是对社会或多或少有点贡献。我有此念头，倒不是什么伟大理想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蒙童时代我父亲讲授的《三字经》中的规劝：“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3]
2006年3月我在多个网站上发表《袁宝璟案与政府的安忍之怀》一文。文章中，我又提到了小时候母亲对我进行教育时“以刑为主”、“执法无私”的法家风格：
我想起小时候，村里小伙伴们经常相互打架斗殴，有时也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的“执法机关”―――父母们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一般是“以暴易暴”：把有错的孩子抓住痛打一顿。我母亲尤为“执法无私”的典范：只要我参与了打架，不管有理没理，她先要把我痛打一顿，然后再问是非。有一次她用火钳打我，打得我皮开肉绽，火钳都打弯了。适逢我仁慈的大姨妈来了，她一把抓住我母亲的手，夺下火钳，给了我母亲两个耳光：“你还是不是人，这么凶狠！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近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姨妈说话时愤怒的表情。自那两个耳光以后，我母亲教训我时手脚轻多了（有时如果下手重了，打伤了我屁股，半夜里还要挑灯为我擦药按摩；我还看到她暗自落泪）[4]。
在这些文字里，我虽然写了母亲的严厉甚至凶狠，但我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相反我是以一种感激的心情在回忆。我不是鼓励家庭暴力，而是说，严厉的家教，“刑主德辅”的家教，对于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而言是必要的。在小时候，我们有几个人懂得父母给我们和颜悦色时讲过的那些高尚的道理呢？但是，惩创之痛，是任何人都不能不害怕的。没有这些惩痛，象我这种自小“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人，哪能安静下来学习，哪能安静下来反省？
不过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的父亲，一个非常温和仁慈的书生。因为他的仁慈，我在家里感觉有温暖。如果像母亲那样一味严厉，那就是只有严冬而无春夏了。过去几十年里，父亲简直就没有正式打过我一次。唯独有一次，母亲不在家，父亲叫我做家务，我不听，还“谝哏趔嘴”，父亲要打我。但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拔腿就跑。父亲抓起桌子上的竹花刷帚（篾匠削下的薄竹皮扎制的刷帚，用来刷桌子）向我投掷过来，我身手敏捷地躲开并把刷子接住了。父亲忍不住笑了，再也不打了。不过，幸而父亲在家里少些，如果老是这样仁慈温和，我真的没有“怕处”，大概犯错误会更多，也会更加懒惰。
（三）
2008年《法学家茶座》杂志发表我的自传《红色国氛与我的成长》，并在封二配发了我的大幅照片。在该文中，把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总结为三个因素构成：第一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教育；第二是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和影响；第三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娱乐严重贫乏的影响。关于第二点，我写道：
第二是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我父母都是做事极其认真的人，是特别勤劳的人。他们的品德禀性影响了我。我的名字是我母亲取的。作为文盲，她竟然能给我哥哥、我、我的堂弟们分别取了充满儒家教义的名字：“忠恕”（大哥）、“忠义”（二哥，三岁时被牛踩死了）、“忠信”、“中祥”、“中和”、“中正”，至今想来让我惊叹，惊叹儒家文化在一个文盲身上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反过来，读过四书五经的父亲给我的姐妹们取的名字不但没有儒家气味，甚至还有革命意味：“阳花”、“定枝”、“秋良”、“反修”）。我父亲在乡、大队作会计，几十年没有错一笔帐，多次评为县里的模范。1975年全县推选一人到北京参加会计系统劳模表彰大会，推的就是我父亲（但后来不知何故没有成行）。我父亲三次连续当选县人大代表，靠的就是兢兢业业、不贪不欺，在乡里名声特好。我母亲是50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作过乡、大队的团支书、妇联主任、党支部委员。也多次当选乡人大代表。他们的认真勤奋，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小学时常夜宿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常常见父亲天快亮了还在拨算盘做账；在家里，常常见母亲通宵不睡，踩缝纫机为村邻做衣服挣钱养家。我小时从未看见父母亲是天亮后起床的（生病时除外）。我小时候也很少在天亮后起床，因为母亲会在叫两次我还没有起床时就大叫一声“要不要我拿棍子来接你”，吓得我乖乖在几秒钟内完成穿衣程序。母亲从来不让我们兄妹有闲暇，除上学以外的一切时间，包括早晚，她总是下令要我们砍柴、打猪草、舂米、磨麦、锄菜、施肥、捡猪粪，或者要我们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她常常说：“细伢儿一旦懒惯了身子，一生就算完了。”小时候要想睡一个懒觉，只有装病。但不能装得太重，次数也不能多。次数多了就漏馅，顶多一个季度装一次；装重了也容易漏馅，因为母亲一定会找医生来。装病的好处，除了能睡个懒觉外，还可以得到一碗辣椒面“发汗”。当然有时装病“穿了帮”会招来一顿狠打。有时候我也想逃学，不想读书（那时学校也基本上不读书，而是整天“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我母亲对付我的办法极其简单：叫我跟他一块儿到生产队干活，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能叫苦。这样两三次以后我再也不敢逃学了。当然，我父亲也同时对我进行中国传统式的“理想”教育。读过四年私塾曾经背诵过《四书》的父亲，在我们村里是少有的“知识分子”。父亲常常跟我讲《三字经》：“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尽管那时官方在“批林批孔”，把《三字经》当反面教材）。父亲还常常代圣人传言：“上等之人，不教成人；中等之人，教育成人；下等之人，教不成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父亲的这些教导，因那时懵懂无知，说对我有好大的启发作用似乎说不上，但的确时常提醒我不要当“不如物”的“下等之人”，阻止了我向坏的方向发展[5]。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先后撰写的著述中，七次提到了父母亲对我的影响，这绝对是我们同龄人的文章中少见的。二十年如一日，我经常在文章里提及自己的父母亲。写的时候，并不是有意“光耀”父母，常常是情不自禁地写到他们了。-----不光是写他们的正面教育，也包括写他们的负面影响。这只能说明，父母对我的影响太重要了，太大了。我要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或追溯自己某些观念的形成，都绕不开父母的影响。
（四）
说到父母对我的影响，我不能不特别提到母亲多次责令我写检讨书的往事。
我的母亲是个共产党员。她经常把党内的教育方式带回家。写检讨书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犯错误，母亲责令我写过多少次检讨书，我实在记不清了。最早写检讨书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左右因为逃学受罚。记得大约是1968年左右，那时虽然“文革”兴起了，但学校还是认真督促大家到校。虽然不读书，但“学工学农学军”搞得煞有介事，每天都严格考勤。为了在校外玩耍，我常欺骗老师，说家里有急事，父母不让上学，要请假。谁知老师还挺负责，托别的同学带信给家里核实一下。穿帮后，除了要我在家跟她一起干农活作为惩罚以外，母亲还要我写检讨。那时九岁左右，只是刚刚教写作文，根本写不出来。被痛打了屁股以后，不敢坐凳子，于是趴在桌子上搜肠枯肚找词句，拼检讨。一下午只写了“我昨天撒谎了，跟××逃学了，我错了，今后要改正，不改正就该打……”几句话，实在写不下去。但是母亲坚决不让步，非要我写两页纸（作文本的格子纸，一页大约200字）的检讨，否则坚决不让吃晚饭。她还反复引导我，为什么会产生躲到校外玩的想法？为什么不想到学校？不到学校到底为什么是错的，错在哪里？欺骗人为什么不好，有什么危害？将来准备怎么样做？把每一个问题想几遍，把真实的想法写出来。果然，分解为这样的几个问题一一去想，就发现有话说了，一写就写了两页多。这次检讨，母亲要我抄写三份，一份交给校长，一份交给班主任老师，一份留在家里存档。今天想来，这何止是一份简单的检讨，简直就是我那文盲母亲在叫我如何写作文呢。我之所以后来在学校里一直以作文写得好见长，可能与写检讨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次写检讨是因为用“野话”骂人。我记得大约是1971年左右，我12岁时，一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在田间参加农忙劳动，一对新婚三天的夫妇路过。因为男的有点憨傻，女的很漂亮，我们几个孩子就一起高声用“野话”（就是不文明的话语）取笑他们，恶作剧搞人，使他们哭着狼狈逃走，我们则获得一种捉弄人的快乐。这事儿被告发到了母亲那里，晚上回到家里，好一顿毒打。吹火筒都打破了。打完了以后，母亲联合几个婶婶和邻居，一定要我们几个骂人最凶的写检讨。那时我已经是五年级了，能写作文，于是母亲提高了标准，要我们每人写800字以上的检讨，对我则具体要求到1000字以上。这次检讨，写得比较快，但是母亲说我们认识不深刻，要我和堂弟中祥返工重写了两次。写好以后，母亲要我们抄成两份，一份留家里存档，另一份由我们几个“坏家伙”一起送到“受害人”家里“请罪”-----人家接受了、原谅了则罢，不行就重写。好在人家接受了，我们也勉强过关了。
还有一次写检讨是因为“偷东西”。大约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经过一户人家的菜园子。我们几个小伙伴因为太饿，悄悄地爬上了人家菜园子里的一棵梨树。因为我瘦而善爬树，于是就负责上树去摘梨子往下丢，不会爬树的伙伴就在树下接着。我每丢下一个，就要喊一声“接着没有？”下面的伙伴就回答“接到了！”不一会儿，树底下突然鸦雀无声。我溜下树一看，原来母亲在树底下等着我呢。母亲先把我们押送到梨树的主人家道歉，交还梨子。然后把我们（包括别人家的孩子）带回家，抄起门后的棍子，当着那些小伙伴的面，着着实实地把我痛打了一顿，那些小伙伴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把伙伴们交回他们的父母后，母亲责令我写2000字以上的检讨。随着年级升高，我的检讨的字数要求也提高了。奇怪的是这次他没有责令其他孩子写检讨，大概是因为伙伴们一致指认是我带头的，于是母亲认定我是首犯，对其他孩子就“胁从不问”了。这次检讨，也责令我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受害人”，一份交给学校。
这就是母亲逼我写检讨书检查反省的经历。这一经历，一方面的确促使我多少有些反省，不过就是“深刻反省”完毕后不几天就“重蹈覆辙”而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到具体事情面前就糊涂了呢？1989年北京事件以后，我在单位也被责令写检讨。那次写检讨，我一写就写了十万字左右。同事们都说，“小范真能写检讨！咋一写就能写那么多字呢？”我笑着说：“从小练的基本功，家学渊源！”我自忖，过去几十年的检讨书如果全部收集起来，大概有三四十万字，可以出一本书了。我喜欢写作文，而且作文老是得到老师的表彰，每每作为范文被点评和公示，大概就与我的检讨书生涯有关，与我从小就几乎成了“检讨痞子”有关。母亲不知道，她要我写检讨本来是要我加强思想改造或道德升华，没想到这一目的至今可能仍没有达到，倒是“歪打正着”地促使我成为一个以写作见长的学人。迄今为止，我写了200多篇论文、5本专著或译著，总字数达300多万字；其中1本专著和4篇论文被外国同行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在海外被关注。这一切，不能不说部分地拜严母之赐！
* * *
到了晚年，仁慈的父亲没有变化，还是那样菩萨心肠，甚至更甚：前些年他发头晕时，有亲戚送来一只猫头鹰，说是吃了就可以治头晕头痛顽症，但被他马上放生了。他说，谋人家一条命，太残忍，还不如我接着往下痛呢。严厉的母亲，到晚年则有了极大的变化，他老是反省自己年轻时打人下手太重，老说“那时我怎么能那样狠心呢？”于是，每当我和妹妹们下手惩戒儿女时，他总是在一边坚决阻止，并批评我们。甚至有时我们仅仅是骂孩子口气重一点时，她也反对，说：“有话好好说，别那么大声，把孩子吓着了！”于是我们就老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反驳她：“比起你当年打骂孩子，那简直不知道温柔到哪里去了！”母亲就会说：“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好孩子不是打出来的！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吧？”
2009年8月29日
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释：
[1] 载台湾《中央日报》1991年10月27日，文艺副刊，第九版。
[2] 见拙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5页。该书于1996年被韩国学者翻译为韩文在汉城一潮阁出版，更名为《中国法律文化探究》。
[3] 拙著《现行法秩序思问录》，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页。该文后来又以《激情燃烧的“贡献”岁月》为题被收入《法学家茶座》第五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115页。
[4] 见“法律博客”网hongfan.fyfz.cn/blog/hongfan/index.aspx?blogid=72188； “法天下”网www.fatianxia.com/history/writer.asp?id=48；“雅典学园”网www.yadian.cc/paper/4796/；“沧海云帆论坛” bbs.canghai.org/viewthread.php?tid=40608等500多个网页。
[5] 《法学家茶座》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