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发表于《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但对于已过世多年的姚梅镇先生，这篇访谈式的短文仍能让我们想见大师当年的风采！故特向读者推荐！

不久以前，武汉大学教授、国际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导师姚梅镇先生的三十五万字的著作《国际投资法》与读者见面了，引起了国内外各有关方面的人士的关注。

姚梅镇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国际投资法研究的专家，他创立了国际投资法学科的体系，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国际投资法是个新兴学科，国内外立论分歧，在此之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姚先生在近几年教授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两门课程过程中，阅读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际投资法》这部著作中，他就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联系实际阐明了我国应当采取的相应立场。对于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外资的实际工作，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作者拜访了姚先生，他笑着说：“作学问可以说没什么窍门，就是舍得花力气。我常对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搞‘软件’的，对待软任务要下硬功夫。比如教学，要讲一节课，也许要花七节、八节、十节课的时间。这就象顾客手里有一元钱，商店里必须有十元钱的商品等着他，才能经得起挑选一样。我写这部书，是从一九七八年全国第一次进出口会议之后开始的。但是与此相关的理论的修养、知识的储备，那当然不是一年两年办得到的 … …”

姚先生勤谨治学的精神在武汉大学是有口皆碑的。他出身寒徽，家境拮据，上大学期间，几乎全靠奖学金维持用度，还要时常接济寡母和外祖母。在当时的武大法学院，姚先生学年考试平均成绩居全院第一，从三年级起，院和系的奖学金第一名都被他一人获得。他一九四年毕业，其毕业论文《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在全国首次文科学位论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他所论述的命题当时在国 际上是相当新的。此后，他留校担任助教，在极其清苦的条件下，他用业余时间把毕业论文加以充实和拓展，写成了近百万字的专著《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论》。本来准备出版，后来因故被搁置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破四旧”的严威之下，他不得不把六大本全用蝇头小楷写成的手稿，连同两麻袋珍贵书刊资料，以及大学文凭和聘书一并上缴。后来退还查抄物资时，反复查找，六本只剩了一本，如今成为同行和学生们传抄的珍奇墨迹。

1980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两兄弟燃放中国鞭炮炸伤了眼睛，向法院起诉。美国方面据“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法”要求中国赔偿六百万元！这场官司以及类似的有关产品责任、环境保护等法律问题，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从此开始介绍国外在这一法学领域的著述，而这正是四十年前姚梅镇那篇获奖毕业论文所论述的问题。

姚先生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向强调基础理论的作用，重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常对学生们说，一切法律问题的分歧，争论到最后，都要站在法哲学的高度才能回答。他对马列主义基础和法学理论的钻研是下过苦功夫的。这一点也正是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国际投资法体系、提出透辟独到的见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姚先生的马列主义修养得到过李达校长的赏识。五十年代武汉大学法律系撤销，李达同志对他说“你不要走，跟我搞政治理论课。”当时全国大专院校还没有一本政治理论课教材，李达同志在校内组织 了政治理论课备课小组，指定姚梅镇担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小组”的组长。后来法律系恢复，姚先生又担任了“国家与法律理论”的教学，讲授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理论即法哲学，并担任该教研室主任。这期间，他写了一本《论遵守法律》，被评论界认为是所有宣传宪法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他还与张泉林同志合作，写成一本二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那是他多年研究的教学所得的结晶，出版社已决定出版，并预支了稿酬，恰在这时，“反右”斗争开始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著作也随之石沉大海了。

姚先生说：“人的一生，总不免坎坷。在下放劳动期间，两次血吸虫病摧残了我的体质，种田、种菜、放牛、帮厨、理发…我都干过。不管当时别人对我怎么看，我总是心情平静，不怨天，不尤人，坚信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我。只要有学识，总会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的，今天的事实不是证明了吗？”

“机会只属于那些早有准备的人。”打倒“四人帮”后，祖国科学、教育的春天终于来临了，姚梅镇终于等到了为人民献出知识和才华的机会。他被“改正”之初，武汉大学法律系尚未恢复。历史系和经济系争着到干校去请他。他在经济系工作不到一年，即发表了《论 美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一文，《北美经济研究》杂志设专刊全文登载，一时各方人士争相索购，供不应求。自此他接连发表了二三十篇论文，短短几年内，著、译已达六十多万字。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武汉大学授予姚先生荣誉证书，祝贺他执教四十五周年。姚先生抚今追昔，感慨系之，遂 在纪念册上工笔写下四句话以自励：

正正当当做人，勤勤恳恳工作。

认认真真读书，平平淡淡生活。

——这“平平淡淡”的二十四个字，写尽一生亮节高风。

姚先生今年七十一岁了，心脏和肝部均有沉疴。他至今仍保持着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每天工作到零点以后。他的卧室兼书房远比现今多数家庭简陋。一张陈旧的三屉桌，一把旧藤椅上垫着一条旧棉褥，便是法学家日夜著书立说的凭借。紧靠床头，立着一把二胡和一只琵琶，杆、颈都被磨的铮亮，显然是常用物件。他的老伴告诉我，老头子不讲吃不讲穿，也不会什么体育活动，唯一的爱好就是玩乐器。

姚先生笑道：“我玩乐器纯系‘自我欣赏’，对我来说，散步、爬山都不能休息脑子，因为走着路还会想问题。只有沉醉到音乐里边，才能真正放松，而且可以陶冶情性，启发思维。”

目前，姚先生正在整理他据日文翻译的二十万字的《国际私法》，之后，将着手写作大部头的《国际经济法概论》。除此之外，他于1987年之前还要主持编定四本教研参考资料。他感慨道：“我已年逾古稀，报国之日虽短。被白白荒废的二十多年，殊堪痛惜。如今只好亡羊补牢，奋力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