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律师文摘》的年会上，又见到了江平老师。据国栋介绍，江平老师前段时间因感冒而身体欠安，而到会时气色已好多了。《律师文摘》在风雨中艰难走来，而江平老师的每次与会都给到会者莫大的鼓励。

　　看着老师略显疲惫的神态，我想起了二十二年前与老师的初遇。1987年3月，我参加为期半年的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全国法律顾问第五期培训班。那个班是在丰台区七里庄路甲15号的部队大院进行。学员有400多人，上课是大礼堂。按照课程表，江平老师讲民法总则，一连三天。作为一名半途改行自学法律的人，我是听得十分解渴。最后一天的课上完后，尽管有点唐突，我还是上台请教了老师一个问题：“民事权利与行政管理的关系”。老师反问我：“您从哪里来？过去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

　　我告诉老师，“我从江西景德镇来，在企业搞管理，半路出家学法律。但工作中总感到企业的权利很多时候受制于政府的管理行为，所以提这个问题。”老师笑了：“景德镇是个好地方，我知道。你问的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的国情和立法进程决定了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权利都将受制于行政权力。这是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需要理性认识的问题。你半路出家也好，有其他工作经验，这也是财富。”

　　作为一个小城市来的青年人，是首次如此直接倾听大师的教诲。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工作了18年后下决心从头再来，离开当时较为稳定的企业管理工作，改行当了律师。从此，中国千万个国企少了我一个管理人员，而多了一个比较勤奋的律师。

　　一晃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到京城执业，那一幕永远刻在我心里，最难忘。

　　二十二年间，我关注着老师的声音，老师关心我的成长。2000年北京，我和老师相聚于全国律师的盛会上。老师的声音再一次让我，也让中国律师感受到了真理的震撼。老师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律师走向政治，有人理解是去参政、去当官。而我理解老师的本意是告诉我们法律人不能也不可能远离政治，参政仅仅是律师走向政治的方式之一。政治不清明，法治只会是恶治。也就是这次会议上，老师提醒我在偏远的小城市执业，虽然也能做一个好律师，但舞台毕竟太小，局限性不言而喻。

　　会后，我一直回味老师的提醒，思考离开瓷都景德镇来京发展。几经周折，我终于通过先设立江西才亮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作为跳板，2004年开办了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年过半百之际举家入京，二次创业的标杆定在为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尽微薄之力。这期间，亦多次倾听老师的教诲。

　　2007年，同为江老师弟子的龙卫球教授就任北航法学院院长，我亦在北航法学院设立了首份“才良奖学金”。北航法学院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老师亲临会场鼓励并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从老师的言语中，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我想我决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坚守理性与良知，做一个真正的律师。

　　作为知名学者，被人误解也是常事。前年初春，“重庆钉子户”事件让世人瞩目。这是一起难得的公开报道的拆迁纠纷。各方力量对此展开博弈，法学家难以置身世外。我在吉林讲课时应邀发表了意见，而老师也接受了记者采访。然而有的媒体记者出于某种考虑，报出来的有关老师的观点却成了支持强拆，引起人们对老师的非议。而我闻讯后认为媒体的报道显然与老师的一贯理念不符。当好几位媒体的朋友向我求证这个问题时，我当即肯定那篇文章没有完整地表达老师的观点，建议再核实。没过几天，与江老师相遇在一个案件的论证会上，我向老师汇报了这件事，果然如我所料，老师是接受电话采访，本意是法律人应当尊重生效的法律文书。至于对生效法律文书有异议，可以申诉但应依法执行。看着老师如此无奈的表情，我有些后悔将此事告诉他而增加了他的烦恼。然而从老师受误解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捍卫真理，不仅是要面对前面的艰难险阻，同样要正确应对来自身后的误解或攻击。任劳易，任劳且又任怨难。老师作为法大的终身教授，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可他依然像战士一样在第一线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呐喊。

　　这一次《律师文摘》年会，听着老师的讲话，同时准备自己发言的腹稿，归纳老师这些年的教诲，不就是“理性”与“良知”两个词吗？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理性的认识，理性的言行。面对各种诱惑，我们一定恪守自己的良知，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师这样教育我们，我也以此来要求自己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