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法学家李光灿教授被人们誉为治学严谨的学者。“那么，李光灿教授是哪所著名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早年留学哪个国家？”我带着读者对老一辈法学家的关切，访问了李老。面庞清瘦、精神矍铄的李老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也没出国留过学，是道地的土生土长的法学工作者。由于革命的需要，加上个人的志趣，使我历尽大半生时间从事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工作。有人常说我，您是个老革命，如果从行政这条路发展就好了，但我对自己能从事哲学和法学研究事业，一直引以为荣！”

一

李光灿教授于1918年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的一个农村。《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笔下的农民革命家晃盖、宋江、阮氏三雄等豪爽、耿直、嫉恶如仇的山东人典型性格，在李老身上也有所表露。他虽说已是著名学者了，但说话办事还是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我的访问就从他怎样自学成才谈起。李光灿的家乡地处黄泛区，一到汛期，往往是百里汪洋，十年九不收。他四岁丧父，有一个哥哥年仅十岁。照说这样的穷苦家庭是难以供孩子念书的，但好心的亲朋发现小光灿有读书的聪颖天赋，于是靠穷帮穷供其读了十年乡塾和一年高级小学，1934年，考取了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即寿张乡师。为了读书，他的妈妈和哥哥割爱卖掉家中仅有的几亩好田。李光灿没有辜负家长的殷切期望，学习上成为全校的佼佼者，并较早地接受了近代进步思想。他酷爱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进而，对马列主义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到半年时间就读完了《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名著和进步书籍，打开了他心灵上的窗户，使他展望到一个崭新的世界。1935年李光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读书的目的更明确了。李老回顾他们青年时代时说：“书籍就是我的真正大学。我读书方法是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李光灿读书时有三个好习惯：一是要读就读懂，一遍不行就读两遍，直到弄懂为止；二是每读一本必写心得笔记，帮助加深思考和系统理解原著；三是对重点段落要求能记忆，具体内容甚至能背诵下来。他小时候就养成面壁背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直到现在他在看书时还保持着这些习惯。

李老深情地说：“我是1937年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考入延安马列学院。从1939年至1949年的十年中，一直在抗大、华北联大、中原大学任教。教书十年也是我发愤苦读马列著作的十年。”在战争年代，能有个安谧的读书环境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论如何艰难困苦，只要听到有马列原著翻译过来，他非要设法读到不可。1949年9月，正在中原大学任教的李光灿同志被破格评为哲学教授。

“李老，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接触法学理论的？”我这样地问道。

“噢！”李光灿教授深思一下说：“前面说过，我参加革命后，啃马列主义著作的志趣越来越浓，达到了炽热程度。但那时条件艰苦，能得到一本名著如获至宝”。1942年，李光灿同志由于教学的需要，读到了马克思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从而唤起了他对法学的偏爱。接着又研究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些外国法学与法制的著作。经过对古今中外的法学进行比较与研究，他逐步地感觉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性，心想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定把别的工作放下，专门研究法学。天下的巧事就是多，建国以后，李光灿同志真的与法律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任委员、代理党组书记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为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李老饶有兴致地回顾新中国法苑的历史春天时说：“我当时花费力气最大的是在参加政府组织法、婚姻法、刑法大纲、宪法、选举法等起草、修改和研究上。还有，在政法委员会领导下，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人劳动改造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时办法》、《私营企业条例》等法律、条例的研究、制定的具体工作。这些虽已成为过去，但我认为能为新中国初期的法制建设事业而尽力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事。”

二

李光灿教授认为一个人在逆境中生活，不一定都是坏事，情神上的压抑、肉体上的痛苦，会使人反思，借以严肃认真地总结过去、提高和完善自我。

1957年，业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了两年多的李光灿，正当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所内参加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时，他自己过去写过的《论共犯》、《读马克思的论死刑》和对刑法草案提的书面意见等三篇法学作品也成了“右派”定性的根据。否定别人，自己也被否定。李老回忆那段往事时说：“学术争鸣，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只有通过理论的探讨、争鸣，来不断修正、补充和提高自己的认识，才能真正的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当时，我把康生比作为中国的维辛斯基，是重刑主义者，因而受到冲击。”反右斗争后期，李光灿下放到一个贫府的农村，抗旱时，日头未出来就上工，太阳落山才回村。从山沟里担起两桶沉甸甸的水往山顶上干涸的土地上浇灌着，一个来回就是十里地，挑啊、走啊，转眼间一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哲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李光灿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常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定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大小六十余次的批斗，遭到毒打、抄家和强劳。如果说在急风暴而的政治运动开始时，还来不及多思考的话，那么，以后不久，便有时间作历史的反思了。反思的结论是“自己在哲学、法学等学术观点上没啥错，而真正的压史罪人，恰恰是那个康生！”1968年春，李光灿书写了骂康生的材料而被捕入狱并由“群众”专政，先后四年零二个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

中共辽宁大学党委根据党中央落实政策的精神，给李光灿同志彻底平了反。1978年，李光灿教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1984年，他为发挥余热，使自己在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上有所贡献，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走改革开放办所道路的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

三

山溪为什么会日夜不停地向前流淌，因为它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征帆为什么能雾海远航，因为它有明确的航标指向。李光灿教授说，从1935年至今，我所以能编写出近800万字的法学和社会科学的作品，是因为我心中有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给予我无穷的力量。

李老说，我写法学著作时，注意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如《婚姻家庭立法的光辉文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论流氓犯罪集团》等都是就当前理论上或实践上出现的现实问题。李老充满自信地说“我今年69岁，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还计划组织编写1200万字的法学著作，其中拟自著200万字，负责主编1000万字。”这庞大的编著计划，能够如愿以偿吗？亲爱的读者，请您相信，目前已有部分兑现了。例如，李光灿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两卷）业已出版，全书有25位作者，长达110万字。其中李老自己写的有20万字，并获北方图书展的一等奖。他还主编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作者共40多人，初稿已完成，再经过修改于明年定稿投印。1983年，李光灿与张国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十三卷本，作者共50余人，约500万字，现正撰写中，预计明年先出版一卷（明代卷），后年出五卷，大后年出七卷，即到1990年，全书出齐。据悉，这部《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专著，已列为国家科研重点书目。

洋洋洒洒千万字，这需要何等的信心和毅力呀！我们相信，凭着李老身体健康状况和他那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尤其是他渊博的法学知识，其今后10至15年的写书计划，定会如愿以偿。随着李光灿教授编著的一系列著作的问世，将给我国法学界增添新的生机，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