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经济史家汪敬虞晚年曾有这样一段回忆：“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的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汪敬虞《记忆犹新的回忆》，《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其中所记载的，是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发生在北大的一场标志性的批判会，而那位“周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前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

学运当闯将，留学下西洋

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周炳琳出生于浙江黄岩县上垟乡的一户普通人家。幼读私塾，后入黄岩璇珠小学，再转学入椒江前所镇的天主堂小学，习法文。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黄岩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他正好二十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并于1916年毕业升入法科经济门。次年，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汇聚北大，极一时之盛。

从人生的阶段来看，当时的周炳琳正值年轻激进的时期。他深刻感受到了这股社会变革的潮流，时代的脉搏不断敲打着这个有为青年的心弦，他勇敢地、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划时代运动。

1919年5月1日，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据许德珩回忆，最初这个消息是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告诉蔡元培，蔡又马上透露给他。次日晚间，北大一部分爱国学生在北大西斋大饭厅举行会议，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组织北京各校同学示威游行。5月3日晚上，又在北大第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定于次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次日，即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周炳琳不仅亲身参与了5月4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也是五四前几次大会的积极参与者。虽然没有明确或突出的记载，但从他于是年11月28日刊登在《少年世界》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该文名为《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写作时间在“五四运动”发生半年之后，应属有关“五四运动”的最早文献之一。他在文中首先指出“五四是北京学生思想变迁的大关键”。五四以前，不要说那般读死书、不思索的学生绝不想到已成的势力要学生去推翻，就是号称自觉的学生也只晓得‘厌故喜新’，至于‘除旧布新’，他们绝不想是当学生的时候能够做的”。他以亲历者的口吻说，“五月四日那种热烈的举动、完全感情的冲动，说不上真有‘除旧布新’的觉悟”，“‘除旧布新’的觉悟紧接着‘五四运动’而发生，……五四运动虽是感情的冲动，然而事后觅根据，觉得这种举动很合于理性。理性的根据一到手，勇气陡然增涨，不但消极方面任你政府用怎样的高压手段屈服我不了，而且积极方面谋蓄的改造与新的创造”。（周炳琳《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由此可见，五四当天的一些行动存在感情激动的成分，并非绝然出于理性。而事后更是理性与激情杂糅，最终促成了这场“除旧布新”的伟大运动。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各种主义盛行，各类社团涌现，当时以救国救民为急务的运动领袖们往往同时参加若干个团体和多种社会运动。周炳琳，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当时参与的社会团体主要有《国民》杂志社和少年中国学会。

《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鼎足而三的社团，它在五四运动前的若干次北京高校学生爱国请愿运动中自发产生。1918年10月20日成立，蔡元培等到会致辞，并寄以厚望，许德珩、周炳琳、邓中夏、陈宝锷、黄日葵等为杂志编委。起初，《国民》杂志与傅斯年主持的《新潮》对立性很强。最后通过李大钊的努力协调，在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点上达成一致。当时，周炳琳不仅担任了该杂志的编委，还亲自撰文，较早地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进行介绍、探讨。

而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团体，它凝聚了当时社会的一大批精英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造就了一个时代。该会于民国七年（1918）六月三十日发起，至民国八年七月一日始开成立大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从名字上看，使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其实梁氏的影响在少年中国学会创建过程中的确是存在的。其会员人数堪为五四时期人数最多的一个，其中名声显赫的主要有：许德珩、宗白华、田汉、张闻天、周佛海、周炳琳、李大钊、张申府、刘仁静、恽代英等。除这些人外，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主席的毛泽东。但从名单次序来看，毛泽东当时在学会里面并不突出。不管怎样，在少年中国学会名单中的人物，大多数后来占据各界要津，或成为学界巨子，或成为实业大亨，或成为政界显要，乃至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成员逐渐分流，成为各主要政党的代表人物，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不仅如此，在学术、实业等领域，他们也有突出的表现。例如周炳琳在1930年代执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之牛耳，许德珩成为著名的“左派”教授。

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周炳琳应属比较活跃的一个。他不仅身任第一组编辑员，协助李大钊等编辑《少年中国》月刊，还亲自撰文主张男女平等和大学开放女禁。而从《少年世界》登载周炳琳的两篇文章看，他俨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忠实报道者和冷静观察者。可以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相当活跃，甚至有点激进。由于五四以后，政府处置乖张，“不是解散学校，就是克扣教育费”。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教育被蹂躏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号召“少年世界的青年呀！奋斗！牺牲！实地做去！别当作口头禅！”（周炳琳《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二期，1920年）

目前见诸记载的，他当时所关心并且较有研究的，主要有两方面问题。其一，探讨妇女解放和大学开放女禁的问题。他曾《少年中国》杂志第四期“妇女号”上著文呼吁“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该期作为讨论妇女问题的专号，第一篇刊载的是胡适的文章《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胡适在文末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要先有许多能直接入大学的女子，现在空谈大学开放女禁是没有用的。周炳琳的文章《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比较醒目，更具有男女平权的意味。他旗帜鲜明主张妇女自己解放自己，不容男子插嘴。谈到大学开放，他又号召女同胞们“只要你们能够打门，开门的人不会没有的”。（周炳琳《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少年中国》第四期，1919年）与胡适的文章相比，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周炳琳看到了根本的问题，即妇女的解放必须由她们“自动”完成，并不需要男子们插嘴，只有这样才是做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而胡适的主张更具操作性，最后北京大学于1920年率先招收三名女学生入学，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胡适的主张，即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男女同校的情况下，招收女生入学。自从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男女同校渐渐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而妇女解放更成为现代中国的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

其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介绍和探讨。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传到中国。他遍查新从欧美来的杂志，从英文翻译过来一篇《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在1920年1月的《国民》杂志刊登，将英美学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研究文章介绍给国人。而在该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面，又继续探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样运动”的问题。他在考察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之后，给出他的回答：“挟着经济改造底热忱，加入城市底人中、乡村农民中共同生活，默运潜移，使工农都觉悟，大家起来推翻游闲阶级（Leisure Class）、坐食劳动阶级、劳而不得食的旧社会，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社会”。（周炳琳《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样运动？》，《国民》第二卷第二号，1920年）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社会”，就是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周炳琳以学行优异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出国留学机会。1920年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纺织业大王穆藕初捐资五万两，派遣学生赴欧、美求学，请蔡元培主持，蒋梦麟、胡适之、马寅初等辅助，最终选定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等五名学生赴美留学。此举在当时引起巨大影响，人们将之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誉为学界“五大臣出洋”。

1920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宣武门外岳云别墅召开北京会员第一次年会，并欢送周炳琳、康白情等人出洋留学。抵达美国后，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次年，获得哥大文学硕士学位。嗣后，转赴欧洲，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研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1925年8月，他辗转回到阔别五载的祖国——一个仍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力挣扎的古老国度。

离开国内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西方世界的大门骤地向周炳琳打开了，而且选择的空间蓦地广阔起来，他并没有继续选择社会主义的学说或运动。以今日之视角观察，周炳琳的这样转变并非没有道理。其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乃西方世界诸多学说之一种，从未出现过由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实际上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社会科学乃至哲学领域，也只是诸多学说之一种。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学说虽然具有很大的批判性，在西方世界的确曾经引起巨大的震动，但也不曾也不可能完全颠覆西方社会存在的基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影响及其传播，远比在西方世界更深广、更获得人心。自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等“社会主义”的学说产生之日起，西方世界就以敌人相待，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打压，尽量减少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更有市场，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获得合理生发的根据。在纷繁复杂、林林种种的经济学说、社会科学理论中，选择也就不是唯一的。而且，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学习的“德先生”本质上也是一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并非来自获得新生的苏俄政权。周炳琳在出国前早已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并且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心向往之，出国后作出那样的选择也不足为奇，更不应该成为责备或批判的理由。其二，周炳琳等出国获得穆藕初的资助，“五万两”在当时的确可观，每人每月生活费120美金，甚至高于官费生，完全可以满足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学习需要。衣食无忧，“有恒产者有恒心”，周炳琳自然会更投入到相关学术的钻研中去。他大可不必像赴法勤工俭学那批革命者，多数在出国前抱有一种极力改变现实的想法，做工、读书与革命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他们也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学说相当信奉，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周炳琳等出国以前，在学业上均打下一定的基础。出国后，自然倾向于在学理上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如果毫无专业知识的基础，他们也未尝不会“见异思迁”，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周炳琳在五年的留学过程并没有放弃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经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获得的历练，以及当时在国立北京大学熏陶形成的“自由主义”的独立品格，并没有褪减多少，他归国以后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证明。“条条大陆通罗马”，在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水火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只要都在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努力奋斗，只要他们没有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没有资格去否定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不可能抹煞他们的功绩，更没有理由因他们选择的道路与己不同而斥其为反动，甚至大加挞伐。

参政又议政，言语复铿锵

周炳琳回国后，即受聘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当时的中国革命势力高涨，国民党和共产党早已结成“国民革命”统一阵线。经共产党员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当时势力占主导的国民党。从此，周炳琳作为一名国民党员，以自由主义为高标，既参政又议政，踏上了他“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望”的不懈探索之路。

1926年1月，周炳琳南下，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教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教职，只身赶赴南方的革命中心——广州。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8月，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中央宣传部长的同乡顾孟余介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任干事。

由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他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1928年春，应新创办的《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之请，为该报撰写社论等，后又短暂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进行训政。周炳琳作为浙江省六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该次大会。会后，他应罗家伦之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1930年12月23日，新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校视事，对北大原有制度多有兴革，如根据新颁《大学组织法》，改全校为文、理、法三院。1931年6月6日，《北大日刊》公布“本校法学院下学年教授名单”，周炳琳为经济系教授，并任法学院院长。即从1931年起，直至1949年，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周炳琳担任。期间他虽曾短暂出任他职，但是院长一职仍虚位以待。算起来，他前后十余年掌北大法学院之舵，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均相当深远，则其在北大百年历史、乃至近代大学教育史上之地位自不容忽视。

在他上任不到半年，“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一时间，群情激愤，救国呼声此起彼伏。事变发生后，北大教职员也组织了“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商讨对日策略。该会分别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在第二院会议室召开“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法学院派周炳琳和戴修瓒两位先生参加，并由周炳琳担任大会主席。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函电，请政府向日本严重抗议，要求立刻撤兵，恢复原状等。

1932年5月2日，有感于时事艰难，富有使命感的《独立评论》创刊。该刊秉持自由主义之精神，成为当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舞台。而此刊物的审批事项基本是由周炳琳一手操办的。由于《独立评论》其中一些文章讨论的内容超出蒋介石政府言论许可的范围，曾经受到的两次邮寄查扣。而周炳琳之所以能操办该刊的登记事宜，原因是他在此期间担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所以有诸多便利。可以说，周炳琳是《独立评论》背后有实力的支持者之一。言其是《独立评论》的支持者，不仅因为他帮助办理刊物登记事宜，更表现在他勇于为该刊撰写文章上。其实，周炳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一共只有四篇。与其他作者如胡适、傅斯年、陈之迈等相比，他该算是相当少的了。但是，读完这几篇文章，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写作的魄力和思想的深度。

在这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是针对中日问题有感而发。第一篇写作于1932年7月3日，距“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一年。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外交行为给人“仿佛已经有了对日新方针”的印象，但又不十分明显。周炳琳在文中认为，未来的对日新方针必须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此新方针之实行应能收关内外民气之效；第二，此新方针之实行应能转变国际视听，增强国际对满洲事变之注意；第三，此新方针之实行，其本身应能稍抑制日本之野心。从当时的民气上看，很需要“全国一致作有组织的动作”，振作士气，维系民心，否则“东北之失地绝无收复之望”。而对于“一味蛮强，根本不讲理性”的日本军阀，不能藉靠“纯理性”的解决方法，他认为，“对日新方针中应有讨伐伪国一着为其主要部分。我们本应早有讨伐伪国一举，……对伪国与对日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文末，他提醒大家，“时机迫矣”，如果不采取紧急、有效的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周炳琳《对日新方针与讨伐伪国》，《独立评论》第七号，1932年7月3日）

另外两篇探讨中日问题的文章均发表于抗战前一年，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评。周炳琳在文中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面对日本为侵略中国制造的诡辩理由，即“人口过剩”和“将以制俄”，进行严厉批判。他首先指出，对于人口过剩的问题，“其国之人口未必真成过剩，即或过剩，亦不能恃移民出国以宣泄之”，日本“非基于人民实际需要而强为攫取他国土地，适见其武力侵略用心之辣恶”。对于日本“将以制俄”的理由，他认为，“谓俄威胁日本固远不若谓日本威胁俄国之含有真实意义。现今俄之对日，情势诚极紧张，但紧张之祸根不在俄而在日”。周炳琳批评日本侵略者说，“祸根在己，而反扬言将以制俄，东亚之安定势力非日本莫属”，诡辩若能胜事实，国际间就没有是非可言了。（周炳琳《中日国交调整中几个要点》，《独立评论》第二二三号，1936年10月18日）

另外一篇文章中，周炳琳更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张进行批判。他严厉指出：“所谓两难题，实是同一行动揭着两面幌子。华北的实际特殊化，才是日方的真意向。闹了一阵热闹，原来还是一个骗局”！（周炳琳《冀察现局》，《独立评论》第二二八号，1936年11月22日）他并且警告日本侵略者，“一旦踏入厮杀之悲境，甲杀乙，乙亦能杀甲也”。（周炳琳《中日国交调整中几个要点》，《独立评论》第二二三号，1936年10月18日）生于乱世，百般艰难，身为一介书生，虽剀切陈词亦不能挽回危局，惟此良苦用心足堪钦敬。

在《独立评论》时代，周炳琳曾有一篇文章往往被人们解读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那就是《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今日视角考察，他的那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也完全不是恶意中伤。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党青年团出现之背景，如“打破现状之情绪”、“社会主义学说中平等观念之得人心”、“苏俄革命成功之被理想化”等。我们知道，周炳琳在五四时代就曾研究过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历史，并曾有文章发表，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接受早在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前。从他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较具学理特色，与革命者的理解存在一定不同，也就更少工具主义的色彩。而且他与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交往甚多，因此对他们的革命理想相当熟悉。此外，他早年曾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对当时“打破现状之情绪”，可以说是亲身体会。

周炳琳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比分析似乎才是今天不容易被理解的内容。他以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之间的差别，并由此认为各自政党应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当的方式完成各自的使命。他在文中直言不讳：“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是：该党年来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于中途不忠于原来的认识，妄想超越‘国民革命’阶段而突进。此举无论在理论上在利用机会一点上，均属错误”。可见，他之所以批评中共原因是他心目中存在一个预设的改造中国的逻辑，即只有先经历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共产党人不应该超越当时国民革命的历史阶段，“妄想”进行社会革命，否则是行不通的。

该文的最后一段才暴露他的真正立场，希望中国共产党“迅速放弃其暴动政策运流寇行为，取得法律上之地位，循宪政常轨，以与国民党或其他在朝党抗衡”。原来，他在这里最希望实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是希望多种政治势力（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法律上之地位，以宪政和民主为武器与国民党和其他在朝党进行抗争。（周炳琳《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独立评论》第六十二号，1933年8月6日）

周炳琳身为国民党员，一贯保持着对革命左派及共产党的关注和同情。1932年12月13日，著名左派教授许德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侯外庐、马叙伦二人。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蔡元培、周炳琳等人组织援救。经过多方努力，许德珩被释放出狱。除此以外，他甚至还同许德珩等人曾经给陕北的毛泽东等人送过食品和衣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最近两年由于知情者张友仁先生的揭示才重见天日。（参见张友仁《周炳琳等教授向陕北毛主席赠送火腿等物》，《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0月1日）

1937年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周炳琳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原定由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后改杨振声代行其事。1938年3月14日，周炳琳、蒋梦麟、张伯苓、郑天挺、秦瓒、施嘉炀、吴有训等在昆明市内四川旅行社开会，商讨筹组西南联合大学事宜。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蒋梦麟欲聘周炳琳为总务委员，周推辞不就，旋奉命赴重庆整顿中央政治学校，任该校教育长。两年后，方回联大任教。1944年8月，原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奉派赴美，提出辞呈，周炳琳继任该职，后又兼任联大法科研究所所长，以迄联大结束。

1938年7月7日，抗战时期重要的参政议政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大戏院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周炳琳被推选为参政员。从此，开始了他八年的“参政”之路。次年2月24日，经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周炳琳与周览等人联名提出的“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其中指出值此抗战建国之际，“我人尤宜淬励民主法治值精神，确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训政早有实际的成就，而为宪政预立巩固的基础”。

在每次国民参政会上，周炳琳言词犀利，不留情面，是令国民政府感到“难受”的几个提问者之一。如在国民参政会的发言安排上，政府报告时间过长，听者皆感疲倦；而参政员询问的时间过短，很多问题没等提出，时间就到了。多数参政员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而周炳琳与许德珩勇敢站出来，大加挞伐。据当时报道，他当时说，参政员询问的时间有限制，为什么政府报告的时间反不限制？根据这几天的情形，每一个政府机关的报告时间和参政员的询问时间恰是二十四与一之比，就是一个政府机关报告所占据的时间，等于二十四个参政员所询问的时间，现在要求最低改为十二与一之比”。结果，同感痛苦的参政员们，对许、周两参政员的这一声明，立即报以全场鼓掌。他还在参政会上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嗤之以鼻，他说中国近年来风气很不好，闹得官商简直不分，在南美巴西的存款，事实都是那些贪官污吏的仕宦之家。所以，献粮献钱，先要由重庆做起，因为重庆是这种仕宦之家的所在地。

参政会后，周炳琳在西南联大报告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情形和他的观感，《新华日报》还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大字标题为“周炳琳报告参政会观感，主张民主政治要彻底”。据该报道，周炳琳对于政府三十四年度施政报告的审查，认为政府虽然有一顶总的帽子，但各部门的依然是一篇篇的流水帐，较之过去实无多大进步。他在报告最后，又告诉联大的同学们说，他已和参政员钱端升氏在参政会闭幕后举行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提出了一个请政府充实人民基本权利的提案，包括“各党各派应一律有合法的存在地位”、“各省参政会的职权应该扩大”等。周炳琳坚持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战，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国。民主政治须全盘的，彻底的，故不以一点点全权限的扩大为已足”。

从《新华日报》这几则报道看，周炳琳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不可谓不深刻，而对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追求也不可谓不执着。对于《新华日报》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能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周炳琳给以这样密切的关注和详尽的报道，足见当时统战工作的良苦用心。

而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他渐渐对自己多年努力的“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望”道路开始发生怀疑，因此他拒绝参加所谓的“国大”，同时也断绝了与南京的一切活动。1946年11月，国民党当局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强烈抗议于不顾，一意孤行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史称“伪国大”），国共谈判最终破裂。据《大公报》1946年11月13日的报道，周炳琳与许德珩一致表示“尚无出席国大之意”。除此以外，他极力反对内战，1947年5月6日，更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因为他早已看透国民党内战的阴谋，与国民政府彻底断绝关系。

1947年11月5日，民主同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义愤填膺，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共48位教授，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一文。文中指出，政府压迫民盟的做法严重侵害了人民的权利，要求政府“重作决定”。

在与国民党政府逐渐疏远的同时，周炳琳在国共“重庆谈判”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走得越来越近。如1946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设宴款待周炳琳及其夫人魏璧女士，席间有王若飞、秦邦宪等作陪。不意两月后，飞机失事，王若飞等十余人罹难。周炳琳特修书一封与周恩来，以示哀悼，感慨地说“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叹无常”。可见，当时周炳琳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了。

然而，生逢乱世，他没有悲观，更没有消极，始终是站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1948年3月1日，受宋子文的资助，前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钱昌照在北京主持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该经济研究会和《新路》刊物，被认为当时“第三条道路”的代表。北大的周炳琳和清华的潘光旦先后参与其中，建国后他们二人也曾因此“获罪”。周炳琳在社会经济研究会中的活动比较缺乏记载，《新路》中有他的一篇文章，完全针对当时的《中美友好合作通商条约》有感而发。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祛了外交词令，赤裸裸露出来的，是美国奖励中国政府戡乱，支持他打内战”，并严厉质问代表中国政府的王世杰部长和代表美国政府的司徒雷登大使，“不知道他们在交饮香槟酒后，回到自己的寓所，想到这宗援助眼见九九归一，要拿来支持并增剧残杀，又想到自己多年教育家或宗教家的身份，也感到不安否？”

内战打得如火如荼，周炳琳虽然也曾为和平奔走呼吁，但心里实在感到无可奈何。在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透露了这样的讯息。他说，武人只知武力足恃，不惜诉诸战争以解决内政纠纷。“在此局势中，号称主人翁之人民呼吁无灵，而智识分子尤可怜。……吾人今日于内战虽不能挽回劫运，然是非须分明，至少应持超然的态度”。在1948年底，他与赵迺抟、樊弘、周作仁、陈振汉等四位教授一起公开表示不会离开北平。1949年1月15日，北平市各界团体筹组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何思源、周炳琳、张东荪、郑天挺等人应邀参加。次日，该会又推派何思源、周炳琳、何基鸿等11人作为代表，赴香山访晤叶剑英，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然而，周炳琳在六年后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时候，众人欢腾，我却变得十分矜持”。对于这位久经风霜的五四健将，在新生的政权下，接下来的世变可能远远超出他的想像。

教育是本职，自由为理想

1931年7月31日，胡适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下午与周枚荪长谈，也关政治。他是国民党员，但终因北大的训练，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40）这一次长谈发生在周炳琳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后一个多月。同为民国时期“自由主义”分子的代表，胡适对周的评价比较恰切。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革命”和“专政”的背景下，不仅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更常被人误解，甚至横遭社会之摧折。

民国时期北大一些学科院系的设置与今天很不相同。五四运动前，北京大学有法科，下设法律门、经济门、政治门。蔡元培当校长后，法科学长先是王建祖，后为黄右昌，三门中一般以法律门主任为主席。五四运动后，遂“废学长，设系主任”，然以往“法科”之观念并未尽去。黄右昌、王世杰、何基鸿等，相继为法律系主任。经过“京师大学校”及“北平大学区”前后几年的扰攘，北大历史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蒋梦麟当上北大校长后，对北大原有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取消预科，改法科为法学院，以周炳琳为院长。院内设置三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以及法律学系。从此，除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将社会学系并入法商学院外，北大法学院长期保持了这样的格局。

在周炳琳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长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学潮迭起，北大校务出现经费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校长蒋梦麟和法学院长周炳琳多次商讨对策，也曾打过退堂鼓——二人联袂离校，南下上海。据蒋梦麟致胡适和傅斯年的信件称，“我这回的离校，外面看来，似乎有些突如其来，其实不然。枚孙和我两人，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才决定的。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两位也知道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第一批学生南下的时候，我们两人已议决了把北大放弃不办。……学生的跋扈——背了爱国招牌更利害了——真使人难受。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听群众无理的命令呢？”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以蒋梦麟和周炳琳身为一校之长或一院之长，“处其位，谋其政”，当然希望能在校、院事务上制定施行他们的教育计划。这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完全出于镇压学生运动的目的”，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教育者出于育人之目的，理由自当说得过去。当然，因为蒋梦麟和周炳琳皆为国民党员，不可避免带有“政府派”的色彩，如果他们惟党部的命令是从，极力推行“党化教育”，必当受人诟病。其二，蒋梦麟和周炳琳皆以“社会精英”自许，尤其周炳琳既有五四的亲身经验，又一贯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他们改造旧中国的计划也完全是一条“精英路线”，则他们对于当时的底层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会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类似本能的抵拒。其三，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欲求若干长期计划殊非容易之事。教育更是“百年大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是举步维艰。根本上说，不论是教育，还是宪政，皆必以社会稳定和具有秩序为实现的前提。对于稳定，在旧中国，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战乱频仍，欲求之而不得。对于秩序，国民党试图按照他们的党纲和蒋介石独裁之需要建立、维护一种他们心中的“理想秩序”，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团体对国民党的“理想秩序”并不满意，不断批评、抗争，甚至以扰乱、颠覆国民党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秩序为职志。这种寻求秩序和颠覆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近代中国，由于没有一种绝对强势的政治力量来掌控局面，长期存在着。由此看来，上述蒋、周二人离校事件既出于偶然，又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必然之事了。因为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早就成了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表现、爆发的场所，用一种流行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像北大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于周炳琳在法学院长任上的成绩，用当时法律系主任戴修瓒先生的评价“长院以来，多所兴革。学生风纪及在学成绩，已较昔年为进步”，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他在任职期间，为法学院的发展花费不少心思。比如借鉴东西方的教学经验，改良法学院各系的课程设置。又如，延聘著名学者来法学院任教，深入开展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活动。其中1935年初，派助教张守正赴日本进修法律一事足可体现周炳琳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办事的雷厉风行。张守正原由本校法预科升入，1930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即留校任教，同时攻读李怀亮先生的研究生。1935年3月12日，法律系主任戴修瓒先生以法律系教授会名义给院长周炳琳写信，提出拟派张守正赴日考察法律教育的建议，其中谓“查本系助教张守正品学俱优，于诉讼法一学科尤有心得，拟令张助教支领原俸，前往日本调查，并就其研究之学科搜集材料”。法律系教授会的意见当天即得到院长周炳琳的同意，并亲笔致函校长蒋梦麟，最终得到学校允准。一个月后，张守正即取道上海，东渡扶桑，并于同年4月22日抵达东京，开始了考察工作。

当年周炳琳出于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所做的一些事情，一度有人解释成“压制学生运动”。1935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就被冠上这样的帽子。今日如能平心静气地考察，考虑到周炳琳身为一院之长，教育职责所在，则对他的做法似乎会有更多理解。另外，如果认为这是“压制学生运动”，并由此推倒出来“周炳琳反动”的观点，则又与上面所述当年年底他与许德珩、劳君展等人惠赠毛泽东等食品、衣物的举动大相矛盾了。

中日时局的恶化似在周炳琳的意料之中，而身为一介书生，除了振臂高呼，唤醒民众的觉醒，还能奈何？1937年春，周炳琳离开战云密布的北平，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他来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抗战八年，用马叙伦的话说，“周先生任参政员兼北大教授，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而在昆明，每年的五四，他都要讲演、写文章，“为警惕人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觉悟及学习五四的精神”。可以说，周炳琳的一生与五四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五四的风云人物之一，曾抱着满腔的热忱与理想，参加了这个洪流，他希望苍老的中国经过它的洗礼，能够由黑暗过渡到黎明。事实上，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上更趋专制和独裁，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在1947年五四纪念活动中，他非常感慨地说：“五四运动就好比一场恶战，我是参加这场恶战受伤下来的伤兵，一个离开火线的伤兵，对于战事自然是感慨万千，因此“他希望推进新中国进步的力量，要有朝气的青年勇敢地担任起来”。“五四运动”之精神在他的心中是无比圣洁、崇高的，“他认为假若任何人都可以纪念五四的话，那五四精神将成一团废纸”。对于当时所谓“爱国护权运动大会”纪念五四的活动，他极为反感，愤怒地表示：“这些人要纪念五四，简直对五四是一种污辱”！（麦扬《访问周炳琳》，《五四特刊》，1947）

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前夕，1945年，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此时，因联大教授会主席梅贻琦不在昆明，由周炳琳代司其职。当天下午，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发表谴责军政当局的宣言。次日上午，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首先报告死伤情况，接着议决接受联大28位助教建议书中关于法律的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准备对云南军政当局提起法律诉讼。法律委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曹树经、闻鸿钧等充任。12月4日，联大教授会第四次会议，由周炳琳报告了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情形。大会最后决议委托法律委员会搜集本次事件之材料，并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

一个星期后，法律委员会关于案件材料搜集完毕，并草拟出了“告诉状”，其中谈到“此等人犯罪大恶极，过去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竟贸然为之，泰然处之。苟不严惩，国将不国。……伏恳钧会迅予调集证据，依法审判。岂仅生者感恩、死者衔环，滇省社会秩序、中国法治前途，均利赖之”。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在法律上能作如此坚韧之争取，足见那个时代之人对“法治”不懈追求。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类似的政治运动或惨案，过去的人们往往被“政治”遮蔽了眼界，其中蕴涵的法律层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一二·一”惨案中几个主犯获得最终的处罚，也并非毫无法律根据。而在那个乱世里，政治和革命的声浪此起彼伏，任何拙劣、肮脏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法律或法治又真能算作什么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6年7月，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昆明的气氛骤地紧张起来，公愤难平，周炳琳听到消息后，17日致函梅贻琦，其中称“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作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之后，他又联络蔡枢衡、费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西南联大教职员共33人，上书教育部长朱家骅，向政府的卑劣行径表示严正抗议，祈求从速处理，以平公愤。7月28日，重庆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张群、张笃伦、吴玉章、胡子昂、周炳琳、许德珩、史良、张友渔等各界知名人士和文化教育界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机关公务人员、家庭主妇、在职军人等六千余人。大会推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在公祭大会上，他再次对国民党政府抨击并劝勉生者继续奋斗。

与此同时，法学院内部也正在经历一次不小的调整。此事缘起可从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的信中窥见苗头。其中，周因病拟辞法学院长职务，同时提出法学院内部亦极待调整：（1）燕树棠原任法律系主任，周觉其甚不相宜，主张变更，而傅斯年不同意；（2）政治系原由钱端升主持，于蒋梦麟辞职获准、以傅斯年暂代后，表示欲辞去系主任职务；（3）赵迺抟主持经济学系，“亦非理想人选”。对于法学院院务，周炳琳在信中表示，希望延请张忠绂返校主持，惟闻其将在上海办报，特请胡适为之商洽。周炳琳感到个人力量不足，“倘能另请得一人主持，于学校、于个人均为计得耳”。

一个月后，周炳琳给胡适的信中，再次谈到此事。在这第二封信里，他更加强调“辞去院长职务”和“法律系主任易人”两事。对于他辞去院长职务，理由似乎较充分。而其所主张“法律系主任易人”一事，并没有交代什么明白的理由。以上两函并不会使人明显感到这次“法律系主任易人”之事的严重性，而8月29日周炳琳给胡适的信件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却更具深度，使这次事件显得非同寻常。周在信中这样谈到法律系易主任事，“作此提议，本是忍痛为之，事非得已”，纯为“公事”起见。为此曾向代校长傅斯年剀切陈情，不蒙见谅，不假商讨，遽施否决。而对于燕树棠提出辞呈，他希望胡适能进行“慰留”。同时表示“今后对外当仍持缄默，有何谴责，愿一身当之。若有人谓曲在我，当不分辨。总之，此事在琳为一苦痛之经验，不再多言为妙”。傅斯年对周炳琳的主张“不假商讨，遽施否决”，不仅使他感到有点下不来台，比较痛苦、尴尬，更有可能由此伤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尽管周主张法律系主任易人，但是似乎他并不想燕树棠离开北大，不然他也不会请胡适加以挽留，更不会表示愿意只身承担由此事带来的“谴责”，并且“不分辨”。（《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1037“周炳琳致胡适”，页124－128）

周炳琳心中对法律系的发展自有独特考虑。他在这封信中，特别强调法律系教授太少，乃其最焦虑之事。他当时最感可痛心的是，当时法学界中什九都有营业关系。他还谈到抗战期间的教训，即原本校教师张企泰心骛于战时临时工作，一再延期到校。1940年始到昆明，即教书兼为律师，不到两年又离去，来重庆就司法院事，兼中大教授，并兼为律师。由此推测，周炳琳在北大法律系复员后，乃力图从根本上整顿，坚决避免教员兼任律师的现象。则法律系主任易人之事，当与此有相当关系。

周炳琳认为，在燕树棠卸任后，戴修瓒最为合适。戴修瓒在抗战前即长期担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兼法律系教授会主席。及至抗战军兴，他及时赶到长沙，仍身充法律系教授会主席，并担任数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待三校西迁昆明，他因故未能立即赶到，结果联大任命与戴修瓒资历相当之燕树棠担任法律系主任。燕树棠从此担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前后达九年时间。在法学院发生“法律系主任易人”事件之时，戴修瓒身在南京，对于此事内部是否有所知晓或者参与，如今不得而知。周炳琳认为戴修瓒是一位极珍重友情的朋友，且无兼业律师的问题，因此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与此同时，在这封长信中，周炳琳对法学院未来的网罗人才计划向胡适做了比较全面的报告。他重点谈到了下面这些人物：法律学王克勤、纪元，政治学吴恩裕、王铁崖、楼邦彦等，这些人物于1946年9月10日均成功受聘于北京大学。结果，燕树棠最终辞去北大法律系主任一职，并向校长胡适请假一年，得到允准，赴武汉休养。法律系主任暂由周炳琳兼代。1948年4月，周炳琳辞去该职，由冀贡泉担任。

抗战结束之后，内战又起，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尤其国民党不断制造惨案和暴行，大失人心。周炳琳在1946年11月9日给胡适的信中希望胡能为参加“国大”一事慎重考虑，继而以校务繁重，苦心挽留：“不是杞人忧天，一年余昆明历次事件之经验已使人成了惊弓之鸟”。昔日的五四健将已经“两鬓如霜”，他的“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望”的梦想破灭了。他累了，他希望能用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这人间巨变。

书生意气浓，赤子情怀长

解放前，一份相当秘密的汇报材料《国立北京大学概况》对周炳琳做了这样的介绍：“周炳琳——浙江人，五十余岁，国民党员，参政员，失意政客。现任法学院长兼法律系主任、经济系教授。……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时而为了迎合学生们的心理，发一顿牢骚，时而又为了将来好做大官，变成了一个极反动的人”。从其中“现任法学院长兼法律系主任”一语来看，此材料大致形成于1947年或1948年初，最迟不会超过1948年4月即周炳琳辞去法律系主任的时间。当时这份材料写作者的立场，通过材料的叙述，早已不言自明。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热烈的入北平城仪式。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对北大实行接管，并派员驻校。次日，周炳琳上书主动辞去法学院长职务，专任经济学系教授。5月5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汤用彤任主席，并命令“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停止活动”。同日，任命钱端升为新一任法学院长。此时的周炳琳百感交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时候，众人欢腾，我却变得十分矜持”。

1949年后，新生政权对建国前的所谓“旧知识分子”进行了若干次“思想革新”运动，文革前较大规模的主要有四次，即1949年2月至1950年下半年的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秋至1952年夏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而到了文革时期，旧知识分子更被视为“臭老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建国后，周炳琳首先经历的就是那场空前的“思想改造运动”。而在运动之前，周炳琳和朱光潜早已是北京大学内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周炳琳因几次检讨难以通过，特向校长马寅初表示拒绝再作检讨，并“愿承担一切后果”。但马寅初先是亲自找他谈话，然后动员周的妻女和朋友对之进行“帮教”。后来，果真见了效。1952年4月，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非同寻常的一幕。后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将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不知在毛泽东心中究竟把周炳琳定位成“中间派”还是“反动派”，但是，不管怎样，北京大学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快就得以在对其他知识分子改造中推广开来，然则周炳琳对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贡献”也着实不小。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周炳琳文章——《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在这篇“自我检讨”式的文章中，周炳琳表示能以新的气宇来祝贺大规模建设前夕的国庆，欢愉之情尤异寻常。而他将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历次革命活动看作是“返朴归真”的运动，与这些运动的发动者的动机迥然不同。从某一方面说，他无法认清这场运动的真面目。

而经过改造，周炳琳对“革命”的认识和体会又远较其他方面要深。他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正是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激动了中国人民原就蕴藏着的潜。“为人民大众而献身于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进行革命；革命胜利了，人民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了，让人民大众发挥其智能以创造其美好的将来，这是革命的全程，也是革命的要义”。他在文章末尾认为，新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一切条件都已经或快要具备了。

周炳琳在这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艰难过关以后，北大继续安排了他的教学任务。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1954年的“北大经济系新开课程”中即有他新开的“外国经济史”课程，并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程，他的职称仍旧是教授；同年的“教材建设计划”中，也由他来主要负责“外国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订工作。而在1957年为庆祝北大建校六十周年，更命他与赵迺抟参与编辑校史。

尽管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做了公开“检讨”，周炳琳内心世界的斗争仍是激烈的。1949－1954年，他的心路历程在他于1954年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他的发言刊登在1955年的第一号《新华月报》上，并且在此之前曾对台湾地区全文广播过。

在发言中他详细梳理了自己“从自外于人民到靠拢人民再进一步愉快地怀着信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其一份微末的力量”，这样一个“从昏暗走向明亮”的过程。他说：“我曾自以为，自己一贯要求政治民主并且为政治民主做过斗争，无论如何总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我并自以为，自己早已就看到反动的蒋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早已同它断绝关系，就新局面的到来早在意料之中，自己对于这新局面是不会觉得有什么抵触的”。但是，当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时候，众人欢腾，他却变得十分“矜持”，“曾有一个时候，思想混乱达于极点”。这种思想的“混乱”，“直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接触到土地改革中农民斗争的质朴性，混乱才略见澄清，但即便是在土地改革中，我至多也只是一个善意的观察者”。

在参加广西省的土地改革期间，他读到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所作演讲的记录，深佩其所指陈之富有说服力，同时结合自己的经验，懂得思想与祖国的实际情况不对头是极痛苦的一桩事，于是对思想改造这一口号之提出，不唯不像解放初期那样反对，而且对其积极作用心向往之。后来，他在民主党派中的朋友，包括中共朋友在内，以及在大学的师友，特别是几位老友，和他的爱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最大的耐心”进行说服，使之“体认到固执成见是可耻的，延缓进步是可耻的”。特别使他感动的，“是青年们对新事物有那样敏锐的感觉，对推动新中国前进有那样豪迈的气概”，使他重忆起五四运动前夕的自己，使他感到“返朴归真，长保赤子之心，这对于改造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于是“深悟前非，决心由自外于人民转向于靠拢人民了”。

据他自己讲，这时他才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经过一番检查，发现自己原来的知识全是些“支零破碎的东西”，“可以说，真实学问一无所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的折中主义则中其毒很深。赖已有返朴归真、从源头上看问题和重新作起这一念头，我在学术工作上也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这在我是一个新生的力量”。

由于当时海外传言周炳琳等学者在大陆深受迫害，在台湾的胡适对他的境遇也深表关切。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文章最后，他向那些“随蒋贼去台湾的人们”发出忠告：“被劫持的朋友们，猛省吧！回头是岸，猛省吧！”但是，他基本认为，“他们中间必有不少是不甘心殉葬的。他们的问题不是愿意背叛祖国、愿意听任蒋贼出卖祖国领土的一部分给美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在劫持之下不能表达出他们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去台湾的这些“朋友”，究否“被劫持”而“不能表达出他们的自由意志”无甚重要，关键是周炳琳这样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当时的“谣言”。

平心而论，不管“思想改造运动”多么猛烈，新中国还是对周炳琳的生活工作进行一定的安排。除了让他继续担任经济学系教授外，还被吸收为民革中央委员、政协委员，亦曾随团赴国外参加会议。而在1949至1963年，这14年中，周炳琳是基本在思想矛盾中渡过的。尤其在1954年前后，他的思想“混乱到了极点”。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他大为不解，并拒绝接受检查，思想矛盾再次剧烈起来。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这也真是晚年的不幸。但周炳琳的晚年相对算是幸运的，因为他去世三年后，那场“空前浩劫”才在中华大地刮起狂飚。

1963年10月24日，周炳琳的人生帷幕终于落下。他死在了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享年71岁。

结 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事多变，追求历久弥坚。五四运动过去往往被解释成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但是，一旦我们走近五四，走近五四时代的具体人物、事件，就会对这种解释感到不满意。周炳琳就是一个深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作为当年五四健将，亲身参与其中，从此五四所代表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就一直在伴随他。对于社会主义，他算是当时中国人较早注意，并进行积极研究、介绍的人士之一。但是，在他出国后，却对西方的宪政民主情有独钟，回国后，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深厚的学术素养，俨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