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海外归来，他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009年辞世之前，他是珞珈山上最年长的资深教授。
精通五门外语，师承法学大家，游学世界各地，缔造“武大”法学圣地，历经劫波，热心济世，斯人虽去，风范犹存……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过后的珞珈山带着丝丝凉意。武汉大学法学院门口，99支蜡烛摆成心形，烛影映照下，神情庄重的师生们胸前别着白花，双手低垂。“泪水涟涟，流不尽绵绵思念；哭声片片，诉不完屡屡哀怨……”一位学生哽咽着念起悼词，动情处，不少女学生失声痛哭，也有男生别过脸，摘下眼镜，悄悄抹去泪水。
在这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九三学社社员、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先生是最年长的教授，被武汉大学师生深情地称为“珞珈山镇山之宝”，再过8个月，他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师生们甚至已经开始为庆祝活动作准备，然而大家没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时，韩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溘然长逝，这位不曾退休的资深教授从此安息。
问道董必武
时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韩老又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此时，“环境保护”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
这些布下的点，对武大法律系在全国法学界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试看今日与武汉大学环境法学有关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等等，每一个都有当年韩德培敢为天下先的影子！
为探寻新中国法制建设前景，韩先生曾于书信、面谈中三问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与之结为忘年交。
1945年，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一次演讲过程中，有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会场捣乱，向董老提出种种无理取闹的问题。韩德培从华文报纸上得知此事后，就写信给董老，说明这些留学生只是在美中国留学生中的少数，他们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他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挽回损失上亿美元
韩德培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利用自己的学识，他为我国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多达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老教授的跪拜
“泗上风高文曲星沉悲讯传天下，五洲学人痛悼贤哲挽韩老；程门雪冷仙山鹤去哀声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遗志哭恩师”。5月31日，庄重肃穆的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黑纱低垂，体育馆正中韩德培老先生的遗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达哀思。
著名法学家、武大法学院博导、已72岁高龄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韩老遗像前顿首痛哭，苍苍白发的他不顾旁人的拉扶，一声声叩响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声撕扯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韩老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我这么多年教书育人的楷模。”
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龄的韩德培先生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邀请余能斌来武汉大学执教。为了推辞，余能斌向韩老提出两项苛刻的条件：一是为他的妻女4人解决武汉户口；二是为他们解决住房。他以为这样的条件足以让韩老放弃邀他来武汉的想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也的确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没想到韩老回去后，仅两个月就解决了这些。”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是韩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国际私法专业第一个博士。5月29日晚7时，得知韩老病危消息，他立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从北京赶回。
在黄进的记忆中，韩老提携后人不遗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为博导，这与韩老的提携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进步，他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老对有利于同事和学生发展的事，比如提职、提薪、获奖、深造或出国进修等，他尽量支持和玉成。面对学生的急躁，韩老告诫学生要有“三心”，即对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决心”，成长和发展要有“耐心”。
执教60多年来，韩德培先生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200多位高级法律人才。而直到90多岁高龄，韩老仍在亲自指导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学复试，他都必定拨冗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
精通五门外语，师承法学大家，游学世界各地，缔造“武大”法学圣地，历经劫波，热心济世，斯人虽去，风范犹存……
5月30日晚，暮色深沉，微雨过后的珞珈山带着丝丝凉意。武汉大学法学院门口，99支蜡烛摆成心形，烛影映照下，神情庄重的师生们胸前别着白花，双手低垂。“泪水涟涟，流不尽绵绵思念；哭声片片，诉不完屡屡哀怨……”一位学生哽咽着念起悼词，动情处，不少女学生失声痛哭，也有男生别过脸，摘下眼镜，悄悄抹去泪水。
在这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九三学社社员、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先生是最年长的教授，被武汉大学师生深情地称为“珞珈山镇山之宝”，再过8个月，他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师生们甚至已经开始为庆祝活动作准备，然而大家没有等到那一天。5月29日晚9时，韩德培教授因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溘然长逝，这位不曾退休的资深教授从此安息。
问道董必武
时光追溯到30年前。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韩老又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而此时，“环境保护”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
这些布下的点，对武大法律系在全国法学界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试看今日与武汉大学环境法学有关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等等，每一个都有当年韩德培敢为天下先的影子！
为探寻新中国法制建设前景，韩先生曾于书信、面谈中三问董必武，并于多年以后与之结为忘年交。
1945年，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一次演讲过程中，有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会场捣乱，向董老提出种种无理取闹的问题。韩德培从华文报纸上得知此事后，就写信给董老，说明这些留学生只是在美中国留学生中的少数，他们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他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董老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挽回损失上亿美元
韩德培造诣最深的领域是国际私法。利用自己的学识，他为我国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德国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可以，但要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账算下来，多达好几亿美元。
有关部门想到了韩德培。韩德培和助手到京后，和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一道，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老教授的跪拜
“泗上风高文曲星沉悲讯传天下，五洲学人痛悼贤哲挽韩老；程门雪冷仙山鹤去哀声震寰中，四海弟子泣承遗志哭恩师”。5月31日，庄重肃穆的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黑纱低垂，体育馆正中韩德培老先生的遗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达哀思。
著名法学家、武大法学院博导、已72岁高龄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韩老遗像前顿首痛哭，苍苍白发的他不顾旁人的拉扶，一声声叩响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声撕扯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韩老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我这么多年教书育人的楷模。”
心情略微平息之后，余教授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龄的韩德培先生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邀请余能斌来武汉大学执教。为了推辞，余能斌向韩老提出两项苛刻的条件：一是为他的妻女4人解决武汉户口；二是为他们解决住房。他以为这样的条件足以让韩老放弃邀他来武汉的想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也的确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没想到韩老回去后，仅两个月就解决了这些。”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是韩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国际私法专业第一个博士。5月29日晚7时，得知韩老病危消息，他立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从北京赶回。
在黄进的记忆中，韩老提携后人不遗余力，“我1984年留校任助教，到1993年就成为博导，这与韩老的提携密不可分，在他那里，有才能的人可以很快进步，他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老对有利于同事和学生发展的事，比如提职、提薪、获奖、深造或出国进修等，他尽量支持和玉成。面对学生的急躁，韩老告诫学生要有“三心”，即对自己要有“信心”，干事要有“决心”，成长和发展要有“耐心”。
执教60多年来，韩德培先生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200多位高级法律人才。而直到90多岁高龄，韩老仍在亲自指导博士生，每逢研究生入学复试，他都必定拨冗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