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逝的时光，把我带入第44个人生之年。到这时，理当“回首来时路”，反省一下自己的贡献。人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一遭，总得有点目的。那目的，应当是对社会或多或少有点贡献。我有此念头，倒不是什么伟大理想教育的结果，而来自蒙童时代我父亲讲授的《三字经》：“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贡献，贡献。自上大学至今，除了温饱以外，念兹在兹的就是贡献。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有过成绩，那就是“贡献”之心驱使；如果一无所成，那也是因为急于早显“贡献”。成我败我，兴我误我，皆惟“贡献”。
我上大学，学法律，皆系偶然。1976年4月，我未满17岁，在一个“耕读中学”读了几个月的高中，就逃回村里作了民办教师（每月能拿5元钱！），开始了我误人子弟的生涯。1979年9月某日，我的表兄陈胜恩老师来家小叙，偶然说到高考，建议我“明年试试”。于是，我参加了 1980年的高考，考分为全县文科第一名；于是第一、二志愿填报兰州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我认为文科最好的专业是中文和历史）；但表兄硬是为我作主把第三志愿“西南政法学院”改成第一志愿，我这才偶然地入了“法门”。设若没有表兄的那番建议，设若他没有帮我改志愿，我哪能上大学，那能入法界？命运就是这般偶然。
刚进大学的前后，我的想法很简单：法律是“专政工具”，学法律的人将来做公检法的干部，掌握“刀把子”，威风而且神秘。当时我想，既然选择了学法律，将来一定要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社会主义的坏人作出贡献。但是，在大学的思想氛围中熏陶沐浴了一番以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我脱胎换骨地变了个人。
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这四年（1980~1984），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氛围或社会思潮变化最为剧烈的四年，也是我个人思想观念发生革命质变的四年。那四年，在刚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党和政府在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取消“阶级斗争”提法，取消阶级成分划分（地、富、反、坏、右都变成与我们贫下中农平等的公民），为千千万万“反革命”、“走资派”、“右派”平反，否定“文革”（将我们从前看成神圣的“圣战”运动的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高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还准备跟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搞好关系。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都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了政权。记得上大学之初，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中国变修了。反革命分子都卷土重来了，我们要暗无天日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了。”
在那四年里，西南校园的思想空气，似乎每天都有新的火药桶发生爆炸。学校的教学楼、食堂、宿舍楼无所不在的墙报，都是思想论战的“刀光剑影”大擂台。先是“人生观”大讨论，“回首文革”的“伤痕文学”盛行，“人本质是自私的”这种“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堂而皇之地上了墙报，有人赞许，有人大骂。接着是讨论《苦恋》：“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赞成者说这破除了“愚民主义”的“祖国崇拜”；反对者说这有“离间青年和祖国”的“险恶用心”。接着是重新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有人说“文革”一无是处，有人说谁否定文革我就跟他拼命；有人说毛泽东小农意识严重、不懂马克思主义，犯了许多错误、过大于功；有人说“谁敢诬蔑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敌人”。接着又是“西单民主墙”、“自由竞选运动”，有人鼓动大家搞自由竞选参政问政，聘请美国人来主持或监督选举；有人大骂这是“反革命阴谋”。接着又是重新评价马克思，否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民主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张全面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认真反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有人又说“这是危险的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要赶快清除。
在这思想的熊熊炉火中、锵锵锤砧中，我被燃烧、被锤炼、被淬火。大一时我还是个“保皇党”，记得我在读了二班蔡镇舜同学的《略论“文革”》的大字报后于日记中写道：“他竟然批评我们有忠君思想，何其反动！我就是有忠君思想。发自内心对人民之君的忠，对人民之君的爱，有什么不好？”不久，在另一篇日记中我哀叹，“思想解放使人们在政治上没有主心骨”，“思想解放已经到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自由主义阶段”，“思想解放使文明传统丧失”；我为此“痛心疾首”。但是，从大二开始，我就发生了转变；到了大三、大四，我已经成了“激进民主派”。
1988年北京《瞭望》周刊举办“我与这十年”征文竞赛，我写了一篇文章应征（后来获奖）。这篇文章标题是《从臣民到公民》。文章说：
自1981年秋开始，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开始研读大量西方法学名著。我惊讶地发现：我原有的思想竟是如此陈腐、如此狭隘。我天天喊着“做国家的主人”，却原来甘为“臣民”而不自知。我开始接受那些在从前看来“大逆不道”的观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原则”、“人民反抗权理论”，洛克的“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还有他们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等等。读着这些“新说”，我就象梁启超先生当年读《天演论》一样----“若受电然”！同时，我又读了严复的《法意》按语，梁启超的《自由书》、《新民说》，读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的著作。我更为惊讶地发现：不久前我所拥有并引以为自豪的观念，正是近百年来启蒙思想家们倾尽全力奔走呼号要改造或消除的封建臣民观念；我的品性，正是他们所致力于改造的“国民劣根性”或“奴隶性”。我被震撼了，深感耻辱、自卑和痛苦。[1]
“从臣民到公民”，这概括了我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娃”在大学四年的思想转变历程，我想也概括了许许多多与我一样出身经历的同学们的思想历程。我们的思想转变，正是那个时代的山崩地裂巨变的缩影。
从那以后，我更加强烈地想作贡献：在课堂上或课间，经常与老师就政治性“学术”问题辩论；班会上，经常与辅导员老师或党员干部同学辩论，痛斥“御用理论”，激烈反对“清污”运动；宿舍里，经常跟同学“抬杠”，以被人批评为“偏激”、“自由化”而自豪。整天一知半解地醉心西方式民主自由法治，天天急于写文章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为“新启蒙”呼号，主张“反封建”、“开民智”、“新民德”、“伸民权”，猛批领导“僵化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做法。终日逃课逃会，衣带渐宽、形容憔悴，背着满满一大军用挂包的书籍，出入于各自习教室，自我炫耀地堆书两尺于课桌头，与人谈论的尽是“如欲平治天下”、“吾其为东周乎”的高玄话题，简直有点“天下皆醉我独醒”的自矜，有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狂妄。那几年，只要一闻社会弊端、公德衰落、民心“愚昧”、官吏贪腐、法制被践、弱者被欺、冤案未昭雪……之类的事情发生，就“怒发上冲冠”，就“拍案而起”，就把自己当成“铁面御史”，就上书中央，就写信给报社，就写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曾为辽宁某青年刊物上报道的一个惊天大冤案跟同班卓泽渊、徐国建等同学商讨两三天，想写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题目就叫《我怒发冲冠时》。文章写了，寄了出去，泥牛入海。那几年，我到底写了多少这样的“怒发冲冠”的文章，有多少泥牛入海了，我自己也记不得（可惜那时文章都不兴留底稿）。激情如七月流火，如彗星，如闪电，短瞬一现，什么也没留下，就完了。明天、后天有此类信息刺激，又挽起衣袖，奋力挥毫，无疲无倦……。
[1] 《瞭望》周刊1988年第41期，198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