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本来想做一名记者。最终，他成为了中国法学界的精神支柱。

高中，他就读于北京三十一中，时称崇德中学。那是1940年代，他是那个压抑年代里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那所著名的中学里，他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他们青涩而尖锐，他们的饥饿感不仅仅来自物质的匮乏，更来自于压抑的政治气氛。1948年，他18岁，雄心勃勃地考取了燕京大学，学习新闻专业。他想用报纸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他希望自己能鼓天下之气，帮助社会实现更为广阔的变革。但是，他的思想很快发生了转变，他对旧中国感到了绝望。最终，他走上反抗腐败政权的道路，辍学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

那段短促而动荡的生活充满了风险，但也培养了他的责任心和过人的勇气。1949年，北平解放，巨大的变革激发了他对未来最美好的想象。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很多年后，他年过古稀，面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他说，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二

一条阳光大道直通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1951年8月，作为新中国优秀青年的一员，他被选为首批留苏学生之一，前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那里，因他多才多艺，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的工作，曾与当时在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学业，获得全优毕业文凭。他抑制不住为新中国服务的激情，于1956年提前回国，赴教北京政法学院。

三

“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它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样自由奔放。”他说，“但既然是国家派我去学的，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学的。”
逐渐地，他懂得了法律与新闻一样，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并不足以包合民主，那么“法制”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前提。他在苏联学习时，法律制度确实比较完善，但是——他说——谁也不想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他意识到，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与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现代知识经济国家同等重要。

四

那是新中国第一座法学院。他被院长钱端升视为不可多得的奇才。他一面教学，一面担任苏联法学教授的专业翻译。然而，反右运动开始了。未及施展才华，他便被“引蛇出洞”——向学校组织坦陈看法——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那是他迄今最为刻骨铭心的时刻。从那一刻起，他从“人民的阵营”划入了“敌人的阵营”，之后天天受批挨斗。几十年后，他的梦中还时常杂乱地回放着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后仍心有余悸。
他记得，当时全校还为他划为右派在大礼堂进行公开讨论，以便使那些“糊涂”的人“清醒”过来。讨论的主题，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右派。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原因”并不难找——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阶级出身，有的是因为个人主义，有的是因为伸手要权。而他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与上述原因无涉。于是就挖他的教育背景。他曾就读的崇德中学，那是一个基督教会高中，而他高中毕业后又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于是，他们找到了使他成为右派的原因，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
他难以认可的是：为什么民主思想就不好？为什么民主思想就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五

他从未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有那么多的厄运像地雷一样埋伏着。1957后，这个抱负理想、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下子被打入政治地狱。与他留学时期相爱、回国后结婚的妻子，也在组织的迫使下与他离婚。离婚之后，他被流放到山西放羊、劳动。在一次抬钢丝过铁轨时，由于疲劳过度，他居然没有听见呼啸而来的火车，被火车带出了几十米远。死神像一股突然的凉风，卷走了他的一条腿。
“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给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后来，他总结说。

六

持续了22年的逆境终于结束。1978年底，北京政法学院（后更名中国政法大学）复校，他得复教职。1979年后，他便大胆提议，开设了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并亲自授课。此举开国内现代法学教育之最先。从那时起，财产自由、契约合同自由、权利神圣与理性责任这样的概念，开始深入中国法学界。他不知疲倦，不计得失，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复兴而奔波，居功至伟。他成为一个公认的出色的法律教育组织者。1988年，他被推举为校长，实至名归。
执校期间，他挽留、帮助、引进了许多优秀教师。他爱惜学生，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他确立了民主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他说，学法律的人固然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究，但离开了民主、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有人曾说，在“红色校长”和“民主校长”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他认为，法学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不能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于人类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他率先贯彻了这种教育思想，培养了一批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学人才。他敢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以自己强烈的道德勇气，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在他1990年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他在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反而声誉更隆。他成为了法学大学晚辈后学们心目中的无冕校长。他在政法大学的讲座，走廊里也会挤得水泄不通。政法大学的毕业生，都以穿上他题写的“只向真理低头”的毕业衫为荣。有一年毕业典礼，他不在台上，同学们高呼着“江平”、“江校长”，久久不肯散去。

七

1990年2月15日，司法部派员到中国政法大学，宣布免去江平的校长及校党委委员职务。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后，安排了江平先生的讲话，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他。
很多年以后，那些台下的师生们，许多还记得他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校领导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八

他不仅推动了中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也一直提倡和力行学者参与立法，以完善国家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他是中国民法理念的主要启蒙者，但他一直强调，若使民法具有生命力，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法政治环境。他主张任何重大问题都应依宪法原则和程序解决，不能容许违反宪法的任何行为。
但是，就他对中国法治建设、法学教育发展的贡献而言，就他作为一位法学教师所树立的为人风范而言，他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只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只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先生不喜爱做论文。他是个思想型的人，爱往前想，不喜欢整理。所以，他的大多数思想和学术火花，都是在演讲中迸发。”——他的学生、法学家龙卫球说——“在一个法治待建的时代，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往往不是未来新理论的发现者，而是像他这样的法治的现实追求者和既有成熟理论的诠释者。”
2000年，他70岁的时候，用自己的积蓄成立了“江平民商法学基金”，表彰、支持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出的学子。尽管已经不再担任校长职务，却似乎比以前更忙：带学生，做讲座，出国讲学，参与立法。2006年的一天，本报举办“为市场经济立法”论坛，邀请江先生出席并演讲。会务人员事先并不知道他身有残疾，他拖着一条义肢步行了一段路程，才搭上了出租车。他乐哈哈的，准时出现在了现场。
“江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的贺卫方说。

九

与他有交往的人说，江先生从不拒人于门外，无论什么人，都平易相待。社会上的人常常慕名而来。过去有人为案件申诉找上门来，因江先生出差在外，竟然在他家门前搭起住棚，非等他回来不可。他也总是不厌其烦，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他的学生回忆，做校长的时候，他常常蹬着他的旧自行车在校院内外穿梭。先生腿有残疾，年岁又大，难免让熟人为他捏一把汗。还好，他的车技很高。有一回，江先生骑着自行车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会议，尽管他神采奕奕，气宇浩然，但门卫坚决不放他入内。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骑自行车的人，会是一个全国人大常委。

十

他没有因为命运的磨难，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他没有因为思想的犀利，丧失了从容的魅力。一位曾与他共事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们，江先生的内心，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他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他常常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这样的精力让年轻人自叹弗如。这样的人生态度，也让我们自叹弗如。

十一

1990年12月，他60岁寿辰的那一天，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为他祝寿。活动进入高潮时，大家呼喊着，要求他表演一个节目。他走路不方便，像一头雪豹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速度。但他还是步履坚定地走到了前面，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我们绝不动摇》。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7-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