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心而论，我这个人何德何能在这里讲人大法学院的历程呢？人大法学院老一辈的法学家多得很，孙国华教授是我直接的导师，高铭暄教授也是人大法学院的重要人物，还有许许多多的教授。我能代表的只能是从改革开放后，或者说是我们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现在说新一代，其实也不新了。如果说我还能斗胆说说人大法学院的历史，唯一的理由那就是我在人大已经30年了，进校的时候30岁，现在已经60岁，马上就到退休的年龄了。
　　我想，我们人大有许多东西是值得自豪的。但是这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1950年代的时候，老一辈的法学家开创的。没有这个起点和基础，何谈现在的辉煌？有一句话我们是不能忘却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难忘入学与恩师
　　我自己经历的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197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人大法学院的领导经历了三届。我刚进校的时候，李焕昌做法律系的主任，之后就是高铭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就是谷春德教授。
　　当时我是1979年作为法律系的第一届研究生入校的。当时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也好，还是研究生也好，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心情是非常渴望的，因为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就我们研究生来讲，生源年龄情况比较复杂，有二十多岁的，有四十多岁的，有的人老婆孩子都有了。
　　我们进校的时候，住在现在的灰楼(指的是颜色)里，我记得217教室是我们法学院(当时叫法律系)学生和农经系学生和国政系学生的宿舍，当时住了17个人，上下铺。从学习的情况来讲，书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还特别记得，我们是法理学专业的学生，第一届一共就两个研究生，各个专业学生加起来才7个人。而给我们上课的是我们学校乃至全国非常著名的法学家，他们不但是人大法学院的台柱子，更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泰斗。讲法理学的是孙国华教授，讲刑法总则的是高铭暄教授，讲刑法分则的是王作富教授，讲宪法的是许崇德教授，讲法制史的是张晋藩教授。
　　人大法学院当时的学术地位也是令人瞩目的。人大法学院的第一个博士点是刑法，是1984年第一次评的。当时人大法律系就这一个博士点，带头人是高铭暄老师和王作富老师。所以人大刑法人特别骄傲，有这个本钱。到了1986年，第二次评博士点，当时是孙国华教授。然后是宪法许崇德教授，然后是民法的佟柔教授。我和孙老师是师生关系，我经常见他，他一般不会和你说题外的话，两句话后马上就转到学问上来，他关心的焦点问题就是学术问题。
　　我虽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时候也和高铭暄教授有过接触。有几次接触比较长的时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学讲课。当时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屋子里。我发现老人家真是了不得，在香港除了到外面买东西之外，整天就是伏案备课。我认为这是一种人品上的榜样。不知他人是否注意过，人大的这些老师们没有几个做官的，更多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始终以书为生，教书育人。
　　发展关键的15年
　　令我尤其难忘的是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这15年就是曾宪义教授刚开始做主任，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是人大法学院发展关键的15年。
　　这15年的时间内，我们人大法学院采取的是一个相对新老交替，以老带新的策略。比如在一些关键的岗位上，我们抢得了先机，或者抢占了一些制高点。1990年代刚刚建立的法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曾老师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各个学校都在争这个，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法学教育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个是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各个学校都在看，曾老师是委员会的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的主任，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关键的岗位。拿到这些岗位，很多方面学校的自然地位就确立下来了。当时提出，人大是国际兼国内第一，也是当时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再有，这个时期，从1990年到2005年，人大法学院在这个时期各个学科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一种合力。全校上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学院的利益为依归，把自己如何做大做强作为众人唯一的愿望，无论是从学科而言，还是从整个法学的发展方面都是竭尽全力。曾老师讲得非常好，强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个事情办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克服下去。
　　从1990年到2005年这个时期，中青年的力量得到了延续和迅速成长。在刑法和民法当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学科优势。其他学科，如宪法、法理、诉讼法、经济法、知识产权、国际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时期，在国内法学院当中，我们相比是学科最齐全、队伍最整齐的学校，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法学领域。
　　令我非常自豪的是在这个阶段人大法学院在外事活动方面有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骄人成就。我们先后举行了中美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欧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日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特别是2000年人大法学院建院50周年，举行了世界百所法学院的会议，李鹏委员长也参加了。
　　抓住机遇再创辉煌
　　2005年到现在，应该是我们人大法学院同仁永远铭记的一个阶段。王利明院长和韩大元院长主持工作后更是承前启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面临法学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我们法学院采取了多项有力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王利明院长上任后提出的引进人才的措施，目的是把某一个学科搞得更大更强。在这个理念下，我们在许多学科都引进了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比如说法理学我们引进了张志铭教授，张教授曾经是社科院法学所法学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后来调到检察官学院做副院长；法史我们引进了马小红教授；结合刑法方面的变化我们引进了大检察官戴玉忠和刘明祥教授；民商法引进了杨立新教授和张新宝教授；诉讼法我们引进了陈桂明教授；国际法引进了余劲松、朱文奇、邵沙平。这样一种引进，在许多学科建设上确实加强了该学科的实力。此外，为了提高人大法学院国际化的水平，我们还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博士中去引进人才，这样使学科的梯队结构发生了变化。
　　上述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和成就。一个是2004年教育部第一次评估的时候，人大法学院获得了第一。2009年的评估我们同样名列第一，而且第一和第二差别有明显拉大的趋势。2005年以后，我们也出了一些“拳头”产品，在国内都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从我们法理学来讲，我们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比较法的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表现下的法治国家、对西方法律的挑战、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集团诉讼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等这样一些成果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都名列前茅。
　　朱景文，男，194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比较法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比较法社会学———框架与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