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

　　与人大法学院结缘六十年

　　时间过得确实太快，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我和人大法学院结缘已有六十年的光阴，因为我是从1950年2月人大法律系筹备阶段就到这里来的。我本名叫关家驹，当时解放区城工部让我改名字，说可能派你回北京做一些工作，我就起个名字叫关怀。

　　人大法律系初创时

　　人大法律系创建时是按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模式建系的。当时的说法是，搞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榜样。开始阶段我们各个系的老师都是苏联专家，上课时派个翻译，一边讲一边翻译。讲了两个星期后，学生一片反对声，说苏联专家讲一句翻一句，根本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后来只好让苏联专家作为二线，一线的全是中国老师，因此我们就边教边学，先向苏联专家学习，再教给学生。当时我们没有教材，就用莫斯科大学的教材，每个系都有一个翻译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教材，翻译出来马上给中国老师。

　　在人大法律系初创时期，真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建国后北大法律系停办了，到1954年社会上就提出北京大学是个很古老的综合性大学，没有法律系是不行的，当时要求把人大法律系并入北大法律系的社会呼声很高。1953年时我已经做民法教研室的副主任了，我起草了一个报告写给吴玉章老校长，我说把我们合并到北大法律系大家都非常反感，希望吴老关注这个问题。吴老看了信后请我们到他家里征求意见，吴老非常亲切地说你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是正规大学，怎么能没有法律系呢？后来人大法律系果然保留下来并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这跟吴老对人大法律系的厚爱是分不开的。

　　三十年坎坷三十年辉煌

　　人大法律系前30年的发展跟历次政治运动和国家的内外形势是紧密相关的。1951年部分教师参加了土改；1958年师生下基层搞人民公社化，几乎全部出动；1963年为了反对修正主义，人民大学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有的教师就到这里工作；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学校就停止了教学，直到1978年才复校。

　　1978年复校回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是按原建制回来的，系主任又带着队伍返回，这样我们的教学科研很快就恢复起来了。后来法学研究所和法律系合并成立法学院，这样就使我们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在这期间我们设立了很多的硕士点、博士点，也办了法律硕士班等，在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回顾人大法学院的历史，前30年是非常坎坷的，但为后30年奠定了基础；后30年大家努力奋斗、齐心协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从事劳动法教学的体会

　　我从1950年代开始从事劳动法教学一直到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在继续为劳动法研究努力。搞了近60年的劳动法的教学，借此机会把一些个人体会与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我觉得劳动法教学必须要跟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也是吴玉章校长给我的指导。1953年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认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就向吴玉章校长写了封信，我说我是研究劳动法的，希望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吴玉章校长看了我的信后说你的要求很好、很对，搞劳动法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关注工人运动，关注职工的一些实际状况，与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在他的介绍下我就顺利参加了“七大”，之后又参加了很多届全总代表大会，还成了全总的法律顾问。

　　第二，必须参加劳动法学的研究工作。不能死教书，还应该积极地参加科学研究。文革以前我就觉得必须注意抓科学研究，文革以后在这方面也写了一些文章。

　　第三，研究劳动法也要积极参与社会立法工作。因为我在全国总工会担任法律顾问，所以参与了很多法律法规的制定，特别是劳动法。从1956年我就开始参与劳动法立法工作，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

　　第四，搞劳动法教学还应该积极地组织和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参加学术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从中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可以吸收到很好的营养。

　　最后，参加劳动法教学应该积极参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活动。我们还要关心职工群众，我自己起个名字叫关怀，那就应该关心广大职工群众。因为我又是“全总”的法律顾问，所以有很多职工来找我，我就卷入了好多的案件。虽然惹来很多麻烦，甚至还当了被告，然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支持，也给我的劳动法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很多案例。

　　我觉得作为一个劳动法的研究者，我们还要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所以有很多人来找我办案，我觉得应该走出去，保持和他们的联系，我把我的名字定为关怀嘛，那么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我的目标。

　　关怀，当代劳动法学家和经济法学家。现任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