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发布日期:2010-04-28 来源:互联网  作者:曾培炎

真实记录江泽民同志青年时代在上海的创业实践、成长轨迹、精神风貌和品格修养的《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近日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由四个分册组成,展现了青年时代江泽民的事业追求和胸怀才智,展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远见卓识。

4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曾培炎所写的《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本报今日予以转载(本报有删节)。

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曾培炎 (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

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除了开大会、听报告,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也非常多,只要有江泽民同志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江泽民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出发前他专门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促膝交谈。他怕我们有思想顾虑,就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并明确由我带队。他的谈话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稳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我想这也体现了他善于组织协调、攻坚克难的领导才能。

江泽民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担任技术副所长是专业对口。但所里研究的专业面很广,除了中小型电机,还包括自动化、低压电器、整流器、船用电机电器、电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这么多领域的科研部门组织好,光懂一个专业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起来却很得心应手。同事们一致公认,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称得上活学活用。

说到这,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我们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过“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电力机车、轧钢等重要方面,却一度产品质量不稳定。江泽民同志对此很重视,多次自己下到车间,同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一起商量办法改进。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质量问题的要害,同事们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电焊机室承担电子束焊接研究课题,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开展这项前沿技术研究。我参加了课题组,记得江泽民同志有一次来到现场,对电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兴趣,就同我们讨论电子枪是什么、电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实现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江泽民同志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那天江泽民同志就问得很深,有的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也很难回答。当时问到电子枪是我回答,我搞这个专业,却还是被问倒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江泽民同志敏慧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强于记忆、触类旁通的特长,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全面,为日后治国理政、把握全局创造了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

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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