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上10点多，端木正感到胸口不适，老伴和儿子要为他找医生治疗，却被他阻止：“这么晚了别麻烦了，你们都睡觉吧。”家人见他病情不轻，坚持拨打了急救电话。

几个小时后（11月28日凌晨），一代国际法大师端木正因抢救无效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

38个小时后，端木正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光塔路清真寺按宗教仪式举行（他是回族人）。每位接到通知的学生都被嘱咐：不送花圈，不写挽联。

“老师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就连辞世都像怕惊动我们似的，从惊悉老师逝世到举办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仅有短短的30几个小时。当我们还没有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老师的丧事就已宣布结束。”中山大学法学院1983级学生，现任国际法教授黄瑶说。

参加送别仪式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有广东省委的相关领导，有中山大学的领导，但更多的是学生。有他生前教过的，也有他生前没教过的，有已经毕业的，还有未毕业的。他们从各地赶回来送老先生最后一程。

参加遗体告别的学生说，在被称为“中国第一座清真寺”的怀圣寺门口，前来给端木正送别的长队，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外地远道而来为端木老师送别的弟子们，包括乘飞机来往广州的外省律师，从香港、澳门赶来的律师和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克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端木正的生平时说：“他的逝世使人民法院失去了一位好法官、好领导，使法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和楷模、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好导师。”

“我是一个教师”

端木正的头顶，有着许多耀眼的光环：我国著名法学家，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法律学系复办后首任系主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首批仲裁员……

但是，在中大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

一位记者在端木正生前采访时问他：“您的一生，做学问、当教书匠、从事审判事务，哪样最重要？”

端木正毫不犹豫：“教书！”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恒说：“老先生作为中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为中大的法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贡献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也有人这样评价他：“端木正之于中大法律系，就如陈寅格之于中大”。

端木正人生中50多年的执教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

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政治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端木正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从获法学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学业。

1951年，端木正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岭南大学（现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后任中山大学法政学系、历史学系副教授；1980年，中山大学复办法律系，他出任第一任系主任；1987年，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创办后，他任第一任所长。

端木正还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就写信给他，让他毕业后到广东去。

毕业后他如约而至。从此，端木正在广州一呆就是55年，即使去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户口也没有离开过中大。

由于历史原因，当端木正“年轻力壮”的时候却不能"正常教书"。他后来回忆说：“因为不能正常教书，特别难过。住在自己亲手搭建的草棚里，光着脚下地去种田，身体上的辛苦是次要的，想到不能给学生上课最苦闷。”

在那种情况下，他等待着“正常教书”的机会：“在大学关门、学生全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我也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开课的大学。”

不过，后来即使回到了校园，他也只能教授“政治学”、“历史学”，因为当时的广东已没有了“法学教育”。

花甲之年，端木正最终等到了教法学的机会。这一年，中山大学校领导找到他，请他参加复办法律学系，并出任系主任。端木正临危授命。

法律系复办之初，首批招了40个学生开班，整个法律系教师和员工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

端木正的女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端木美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80年中大复办法律系，父亲当年已是年逾花甲，受命白手起家，一无书二无人地重建起法律系。首批本科生40人，是最小的系，但如今，中大法学院已在全国响当当。”

父亲的治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端木美。

端木美幼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窄小书房的书堆中勤奋工作的背影。

“文革”结束后，端木美可以选择到新华社、高校或者社科院工作，端木美选择了最冷门的历史研究方向。已经是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的端木美回忆道：“别人都说到社科院做研究是坐冷板凳，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延续我的梦想”。

中大法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时，端木正每年都要亲自带国际法的研究生。

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的时候，端木正也从不放弃他"教书匠"的职责。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是一个教师”。

中国任职时最年长的法官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端木正发出邀请，请其考虑出任副院长。

“当时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巨变的时候，世界格局有了很大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法院需要面对的涉外问题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故而想到了我。”端木正后来回忆。

但他还想着他的学生：“都一大把年纪了，当啥大法官，而且还有学生要带。”

最高人民法院一再邀请。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命端木正的议案中，对他的评价是：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在国内外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端木正最后还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那一年，他刚好已是古稀之年，成为中国任职时最年长的法官。

女儿端木美说：“父亲在年逾古稀之时才北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成为24万法院系统队伍中最年迈的法官。在我们做子女的看来，父亲好像用他的后半生演绎了一部老留法学生的传奇故事。”

一个让人落泪的长者

在许多人眼中，端木正不是大法学家，不是大师，不是大法官，不是其他一切被名望、荣耀、地位和光环笼罩着的尊者，而是一个亲切和儒雅的长者，一个亲切得足以让人落泪的颤巍巍的长者。

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的时候，端木正每年回广州两次，一次是给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上课，另一次是主持国际法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

中大法学院硕士毕业生，现执教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许楚敬还记得当年论文答辩时的情形：“端木老师听学生陈述时总是闭着眼睛的，但其实他听得很认真仔细。陈述完后，就进入那令我们汗颜的'挑错'时间，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遇到错误，就会给我们严谨地指出来。”

中大法学院的黄瑶教授回忆说：“端木老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总是先强调，要学法，先要学会做人。法律人一定要廉洁自爱，执法者守法是做人的根本。”

在端木正半个多世纪的教书匠生涯中，学生在他的心中始终居于特殊的位置。

中大法学院硕士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元元在纪念老师端木正的文章中回忆：“第一次上课时，端木老师请我们用纸写下姓名、兴趣、理想等个人概况，并且将我们的情况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一本记事本上。他说，希望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对于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这并不容易。但是，在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端木老师竟然一一说出我们的名字，并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他亲手书写的贺卡。”

端木正的最后一张相片是与学生们的合影。

他逝世前的15天——11月12日，中大校庆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明德楼举行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北京校友会上，从北京医院手术出院不久的端木正，在弟子们的搀扶下缓缓来到了新老同学们中间。

“他言语很少，但他的脸上始终绽放出欣慰幸福的笑容。”参加这次校友会的一位中大法学院毕业生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快门按下时，端木正人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定格。

在端木正的送别仪式上，端木正的学生黄瑶教授在人群中见到红着眼眶的老师家中的钟点工小宋。她告诉黄瑶：“端木爷爷星期一回到广州那天，我干完家务离开他家时他还笑着跟我挥挥手说再见，第二天我到他家时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是真的，我一定要来给端木爷爷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