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承载一段往事，一段往事铭记一页历史，而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经历了时间的祛魅之后，蓦然回首，往往会感觉竟然不堪生命承受之轻。

行进在连绵百年的历史三峡中，涵盖法制在内的器物、制度与理念的变革，则是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纠结与应对，其间，法政精英浓妆登场与人世浮沉，折射出大时代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血脉相连，观乎法政学人依依往事，更多的记忆与纠葛，大风大浪冲刷剥离之下的价值与理想，人生与人心，每每令人低回叹咏。本刊特辟法政往事专栏，向读者展示那段不应尘封的往事，唤醒人心深处的记忆

台湾地区学者曾建元曾这么评价一个法学家说“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世界级的法理学家，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的重要擎划者”。曾建元所说的这位学者，正是学贯中西的吴经熊先生。不独曾建元先生如此，许章润、王健乃至奥地利的田默迪诸先生都对吴经熊的学问及志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就民国时期的法学家而言，若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法学发展的作为而言，恐怕没有谁获得比吴经熊更多的世界性声誉了。尤其他和霍姆斯、施塔姆勒这些世界级法学泰斗之间的交往，足以让后人们羡慕不已。

固然吴经熊本人在回忆录《超越东西方》中评价自己是“最坏的浪子”，但其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诸多作为已经足以让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艳羡不已了。那么，吴经熊是怎么样才达致此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的？

吴经熊在后来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回忆其刚上学时期的感觉：“我刚上学时，哭了一整天。在我小小的心里，读和写太矫揉造作了，太不招人喜欢了。人们既然可以用嘴巴说话，还要用这样笨的方法来交流，真是太可笑了。我想，‘我本来可以在田野里戏耍、放风筝的，现在可好，要把我绑在杆子上了，什么意思嘛！’每天我都像一只蜗牛那样慢吞吞地极不情愿地上学，一有机会就逃学。”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小时候吊儿郎当的吴经熊肯定评不上“三好学生”。

事实上，吴经熊除了少年时期学习吊儿郎当之外，其天资并不是异常聪颖———岂至不聪颖，恐怕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聪颖。尽管他上小学时在一次踢毽子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但同学们依然发现了他反应迟钝这一点，送给他一个绰号“木鸡”。在其回忆录中，吴经熊写道：“年轻时，人们常笑话我对玩笑的反应之慢。好多次了，我在与朋友聊天时，若有人讲了某个好笑的故事，大家都会马上笑起来，我却总是不能马上笑起来，故事最好笑时尤其如此。常常是在五六分钟之后，当大家都将这个好笑的故事忘了的时候，我会突然大笑起来，会继续品尝这份幽默的故事。”金岳霖先生就曾开玩笑说：“我可以想象德生(吴经熊字德生)在除夕夜里为了他在正月初一那天听到的一个笑话而突然发笑。”

那么，吴经熊是靠什么才摘取了法学学术殿堂的桂冠？尽管他本人没有明说，但我们今天若要细细追究起来，恐怕有一点不能不给予重视，那就是吴经熊的勤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东方》杂志向国内“名人”征求个人梦想，吴经熊在其文中就指出：“我一生最主要的兴趣就在于学问，我的野心当然也是取这个方向的”，吴经熊告诉读者，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当先生讲到“子曰，吾年十五而志于学”，他就连忙拿起笔来在书上加了一个眉批，“吾年十二而志于学”，“当时我那小小的一颗心中便满载着一种虚荣；我自以为比较孔子已经是忝居三年之长了！这种细微之虱的夸大狂，诚然是很可笑的，可是这也可以证明我的趣向了。”这段“少年不识愁滋味”时的经历，在其回忆录中再一次提及，足以说明吴经熊本人对自己年少时就确定学术趣向的窃喜与自豪。

人们常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份辛苦一份才。“年十二而志于学”的吴经熊，给我们如何把今天的诸多丑小鸭变成明天的白天鹅，提供了一个生动有趣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