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风寒霜浓的日子里，中国法学界陪伴法学家江平度过了八十岁生日。这位命运多舛的历史老人，80年的人生经历正如法治在中国的映像，沉浮不定。法律人齐聚首向这位精神导师致敬，不单表达对他个人的祝福，也是祝福与寄望法治在中国的前景，是坚守理想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他被法大称为“永远的校长”
回想80年，感慨万分，应该说我是不幸者之中相当幸运的那些人。
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2年的波折，很多划成右派的学者，有的已经故去了，有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有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再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而我算是比较有幸的一个。因为在划右派的时候比较年轻，给我的处分也比较轻，这样我就有机会重新回到法学的讲坛，来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自己的贡献。
留苏期间
像我这样的人失去了22年的光阴，但是这22年光景学校已经补给我了。我现在80岁，如果按60岁退休，我应该补回20年了，如果再干20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阴都拿回来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把弥补的时间完全恢复过来，这点很高兴。第三个感到欣慰的就是划右派期间，对于自己体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我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家族历史，另一个就是那时候劳动对我的锻炼。现在除了去年得了一场病，体力稍微有点吃力，但总的来说感觉还好，我完全有信心，希望能够再过十年，能够活到90岁是我下一个目标。
但是终究说来我的来日不能为法学做太多贡献，我们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深深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经完成，要交给你们来完成重大的使命。中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艰巨得很啊！有人问我中国法治需要靠多少代来实现，我说一代两代人恐怕够呛，恐怕我们寄希望于三代四代，所以任重道远，完全靠诸君努力。
1956年回国任教
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的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私权的昌明才能有中国真正的复兴，或者中国的复兴是私权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但私权在中国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艰难险阻。比如说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的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现在中央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也涉及到的私权的保障。我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搏斗，在于二者的冲突和冲突中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说得更透些，中国更多面临着还是私权从公权中得到解放，私权从公权中得到利益的保护。
反右后下放劳动在北京立水桥
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字，我选择“呐喊”这个字是最近两年，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我想用“呐喊”这个字，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争取，又要善于争取。我觉得在现今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情况下，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很重要。
对中国的法治，我抱着乐观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这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唐福珍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虽然惨烈，但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从历史眼光看，所有的倒退都只是暂时，全世界都在往前走。
■小传
1930年12月出生于大连，祖籍浙江宁波。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被打成 “右派”。1979年恢复工作，1983年后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90年离职。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八十感言
相信未来
我们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经完成，要交给年轻人来完成重大的使命。中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艰巨得很，有人问我中国的法治需要靠多少代来实现，我说一代两代人恐怕够呛，恐怕我们寄希望于三代四代，所以任重道远，诸君努力。
■1990年离任中政大校长时的讲话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学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