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对记者说，30年前他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

　　1977年，曾经在农村插队两年的王利明，跻身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之列，考入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那时候懵懵懂懂，考大学报名很偶然，学的是政法专业，我那一届就50个人，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最大的能差20多岁，依年龄排序，我在班上倒数第二。当时根本没教材，我们学的是民事政策，记得是在进校两年后才学了几部法律。”

　　上大学时，王利明的兴趣在文学上，写散文写话剧，怀着羡慕的眼光崇敬作家，也想当个作家。局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大学那些年他的确没从法学上学到多少东西。

　　临近大学毕业，准备报考研究生的王利明在一位老师手中看到了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这位老师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佟柔的学生，刚刚收到寄自北京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佟教授主撰并寄给这位老师的。

　　“我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这本小薄本，看完后决定考佟老师的研究生”，王利明希望多借几天仔细拜读，老师说他上课也要用，只给了三天的期限。结果王利明如获至宝地捧回小册子后奋笔抄写，从早到晚，不顾寝食。仅仅用三天三夜，将整整一本小册子约十万字从头至尾抄下。

　　“小薄本引导我进入民法领域，当时读完我就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利明1981年如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整整9年时光里，王利明与佟柔教授促膝求学，共同探索，直至佟柔教授去世。

　　“佟柔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利明记得，到人大上学后，佟教授当时只带了两三个学生，佟教授对他比较器重。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简陋，但师生关系很密切。那时没有普及电话，佟教授经常去宿舍找王利明，或托人带话要王利明去他家，他们几乎一两天就要见面谈论法律。佟教授指导他写论文，指导他缜密地思考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

　　佟柔教授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工作，他曾就其间遇到的许多问题交与王利明共同探讨，要他琢磨怎么提出意见，布置了不少任务，使王利明对起草过程有所了解。不久之后，王利明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与其他几个老师撰写了《民法新论》。

　　1987年，在佟柔教授指导下，王利明开始攻读民法博士。国内出现政治风波那年，王利明正在美国学习，“佟教授催我赶紧回国，一是让我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再一个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行，他住院了，打了几次电话。”

　　1990年，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支撑着日益病重的身体，听完了王利明的博士答辩，在这个倾注了巨大精力和情感的学生论文答辩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民法学博士。

　　临终前的那天晚上，他与守在病榻前的王利明又聊了很长时间，他坚信法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而民法的健全又是法制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他勉励我不论今后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坚定地在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他叮嘱我好好把事业干下来，不要去当官，坚持走学术这条路……

　　回想恩师教诲，王利明对恩师的承诺也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当时学校条件很艰苦，住了六年筒子楼，我不会生炉子，经常会在半夜冻醒，那时没有煤气做饭，苦不堪言。我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很多人让我出去做生意，好几个部门让我去当官，他坚决不准我离开，他一辈子最热爱的民法事业希望我能继承，也是他临终的愿望。先生的教诲和人格力量，使我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在充满崎岖的学术之路上咬紧牙关，走到今天。”

　　时至今日，王利明带出的硕士、博士生已逾百名。

　　学生们记得王利明教授在鼓励学术交流和砥砺时常常说起的话：“水尝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激乃发灵光”。

　　王利明对学生的真诚关爱里渗透着佟柔教授曾经对自己的真诚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