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伍德. 洛斯曼先生，可以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也曾在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大学里获得过中国历史学士学位。这位在普通美国人眼里当之无愧“中国通”，其实对中国的知识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在一次会议上，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正在关注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史和相关的法律问题。他很认真地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名叫陈绍禹的中国法学家。

我告诉他，其实，这个陈绍禹还有一个人们更耳熟的名字--- 王明。王明在中共建国前后，曾经一度担任过新中国的“立法大臣”，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正部级）[i]并主持起草过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据中共党史的记载，王明曾经是令毛泽东最伤脑筋的政治对手。

洛斯曼先生马上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提出了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让王明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呢”？

我的回答是：其实，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恰恰是一个不很重要的职位。

接下来，我把王明与中国法制有关的故事给洛斯曼先生娓娓道来……..

斯大林派来的“海归”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制飞机在延安机场缓缓降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占领延安后在这里降落的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不仅给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他们急需的大功率电报机和重型武器[ii]，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并在当时惟一能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造成直接挑战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明[iii]。
王明这次回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当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以及延安各界群众来到机场欢迎王明。当王明走下飞机时，他看到一片片灰蒙蒙的黄土高坡，看到那些身着粗布衣服、头扎白头巾和面带菜色的欢迎人群。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 喜从天降”[iv]。
王明不是从昆仑上下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斯大林从莫斯科派回中国的“海归”。
王明，原名陈绍禹，１９０４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现属安徽六安市）。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从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后，曾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翻译。１９３１年１月，借反对立三路线的机会，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扶持下，王明在上海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获取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1931年10月，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同妻子孟庆树等离开国内，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v]。临行前，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这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极为荒唐和特殊的时期：王明在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坐镇指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虽然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并非完全荒唐，但这段历史时期的特点已经为中共革命的历史实践所证实是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史称“第一次王明路线”[vi]。
王明身材甚矮。关于他的具体身高，至今没有十分准确的说法，有人说他的身高只有1米5几[vii]。但他的脑壳硕大，颇有演讲才能，常常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富于雄辩。他的文笔流畅，善于引经据典。 特别是，他的俄文表达能力极强，对苏联共产的经典读本“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可以信手拈来、倒背如流。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岁月里，王明在苏联则尽享殊荣。他不仅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决策，而且一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之一。1935年7月，王明作为主席团委员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viii]。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很快意识到，莫斯科如果继续因为意识形态而偏袒延安，那么，苏联将无法保证国民党重庆政府对日本人的牵制，从而无法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王明回国前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显然，王明对苏联的意图非常了解。回国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过分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尽管王明在这个阶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中共的历史词典中，将其明确称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第二次王明路线”。
事实上，王明坐镇莫斯科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惨烈的失败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有资料表明，在王明1937年回国之前，他在莫斯科曾对毛泽东十分欣赏并极力推举 [ix]。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与毛泽东争夺中共的领导权，但他的确一度有把自己凌驾于其他中共领导人之上的表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可以独立自主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吃了很多洋面包的王明则由于其主张明显不符国情而渐渐失宠。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明确表态[x]。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之日，同时也是王明的政治生涯高峰走上尽头之时。
最近，有一个在延安亲自听过王明演讲的人在北京日报撰文回忆说，王明的演讲才能极为出色，而且有即兴发挥的本领。1938年底，有一次王明回到延安，在一次演说中，有人问，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去重庆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王明幽默地回答说，你们下过中国象棋吗？下棋的时候，双方的老将和老帅是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否则棋就“将”死了。这个例子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明当时已经明确地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 。

中共七大之前，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王明派系的地位和影响一落千丈。不过，毛泽东让王明这些人不仅要口服，而且要心服，更需要留下认输的书面证据。 他一再要求王明写出检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对此极端抵触。后来，七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一听到要他作检查，就推说自己有病。直到王明最后一次去苏联治病一去不复返，他始终没有交出这份检查。

历史好像和王明开了个玩笑。十五年前，王明曾在六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两次以中央会议决议的方式强迫在正生病中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自己在负责中共代表团期间犯下的种种罪名。瞿秋白曾于1931年1月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地写了检查[xi]。

或许，很多年后，人们可以提出的疑问是：当党内有了分歧和斗争，即便一方的确犯有错误，无论此人是否心悦诚服，是否一定要以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强迫犯错误的一方写出检查？是不是写了书面检查就算载入历史板上钉钉永世不得翻身？悔过这类行为，究竟是出于主观自愿还是需要外力强迫？过去，这是个不容争辩的党内政治原则；今天看来，这大致可以是一个道德法律命题，似乎值得重新认识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检查是不能随便写的。1959年彭德怀写过检查；1966年刘少奇也写过检查；1971年林彪也差点儿要写检查。估计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点精神紧张过度，他大概预感到，写了检查就要放进档案作为铁证，放进档案就要下台，下了台还可能进班房。所以他干脆携妻带子来了个“仓惶出逃”。不只一个专门研究林彪事件的作者揣测，叶群在动员林彪外逃时，都在用王明作例子：与其在国内坐以待毙，不如象王明那样去苏联当寓公。

1945年4月，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出于全局考虑，主张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在七大会后，又安排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负责法律研究和起草工作。这样做大概既可以不激怒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又避免王明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这个安排基本反映毛泽东的用心和王明的处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工作既不属紧要又不紧急，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职务大致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冷板凳”。



注释:
[i] 1949年开国大典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为财经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文教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命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薄一波为财政部部长，陈郁为燃料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为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梁希为林垦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李立三为劳动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陈绍禹（王明）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选，都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资料来源：http://www.history.com.cn/。
[ii] 《Maozedong》(毛泽东传) (英) Dick Wilson，P198
[iii] 这架飞机是从苏联飞抵兰州后秘密飞到延安的。同机抵达延安的还有陈云和康生。《陈云之路》 叶永烈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65页。
[iv]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86页。
[v]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37页。
[vi]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现在则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来源：《北京日报》 2003年2月13日。
[vii]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85页。
[viii]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72页。
[ix] 1934年8月，王明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说他已经将毛泽东的几篇文稿编辑成书，同时用中、俄、英、法、日、韩、西班牙、蒙古、印度和波兰等文字出版。而且在9月一封信中特别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此外，由于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联络的不便，曾发生过多次沟通“失调”的事情。比如，当博古在瑞金这边正在解除和排挤毛泽东的时候，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那边却在提升毛泽东的职务。当博古试图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时，王明在莫斯科明确发出警告：莫斯科对此“很不满意”。见《中共风雨80年》一书第25页。
[x]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19页。
[xi] 《王明传》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