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严格的讲，尽管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讨论经济学家关注将蛋糕做大、而法学家则需要面对如果分配蛋糕的问题，也有了吴敬琏和江平两大巨头之间的对话，但和经济、管理等显学相比，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法学似乎仍然只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我们的产出在整个社科领域并不突出，而对关系社会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发言权显然有限。

　　只是，时代的需要以及法律人、法律界的冲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更有意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界拥有什么、需要什么”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份定位于有见识并富有责任感的法制报纸，《法制早报》拟推出“ 转型中国：法学家的身影”系列报道。思来知往，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生活中寻找智慧。人类的见识也许就建立在这种偶然的经验上，经验在生活中葆有活力，文明在记录中得到传承。

　　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身处伟大的变革年代，我们常常在揣着实现理想的伟大情怀中迷失，我们也常常虚无的抱怨过去，抱怨我们的“先天不足”。于是《法制早报》编辑部开始了“认识”与“记录”之旅。记者调查与访问所提供的信息让编辑们震惊。原来，我们的先辈在这样的荆棘丛生中走来。

　　1978年，拨乱反正正在紧张进行，一群刚刚恢复工作的老法律人开始筹划编辑《大百科全书》中的《法学》卷，这个时候，张友渔还处于“半解放状态”，而其他人也大都刚刚从“牛棚”或“农场”回到工作岗位。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境地，他们编出了《法学》。1984年9月，《法学》卷(第一版)出版。它的出版，改变了我国没有全面而权威的法学工具书的历史。

　　在这样一部其它任何法学工具书都无法替代的法学辞书后面，凝聚的是一大批法学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一部法学巨著，一群法学精英，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的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又经历了怎样起伏曲折的命运？当一群到了“奉献余热”年龄的老人，需要克服各种压力和困难去编纂一本从来没有的辞书以传承这种知识传统的时候，他们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和侠骨柔情？

　　2006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修订版正式出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探寻《法学》卷鲜为人知的历史，思考法律人的过去、今天、未来。

　 　——申欣旺

　　
他们的百科全书，我们的《新华字典》

　　“文革”时，一个叫圣马力诺的欧洲国家送给我国一套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最后只能回赠一本《新华字典》。

　　这件事情触动了许多学者的心。因为自狄德罗编纂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以后，到20世纪，百科全书已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但具有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却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

　　自古以来，东西方各国的学问家、编纂家都费尽心血寻求用最好的方式编百科全书类型的书。中国从西周起就编了像《尔雅》这样内容广泛、门类众多的书。从魏朝到清朝末年，历代编纂出的百科全书型的类书，前后有四百余部。

　　两百多年前，欧洲开始出版现代类型的百科全书。由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狄德罗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自17 51年开始出版以来，东西方许多国家都开始编纂出版这种现代类型的百科全书了。据统计，从古至今可以算作百科全书性质的书已有两千多种，现在全世界仍在发行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有两百多种。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但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面对外国送来的百科全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们却只能回赠一本《新华字典》，这无疑是个十分尴尬的场面，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令人惭愧的场面。

　　姜椿芳和他两落三起的百科全书计划

　　姜椿芳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在建国之初，他就提议编大百科全书，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过他的建议，但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泡汤。

　　1958年姜先生又提出开展编纂百科全书这项工作的计划，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实现，百科全书的计划再次破产。 “文革”时，姜椿芳遭到迫害，被“四人帮”囚禁在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4月19日，年过60的姜椿芳先生在被囚禁了2407天后，带着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腹案出狱了。

　　由于在监狱受到的折磨，他出狱时已经双目近乎失明，他已经顾不上这些，刚出狱就为大百科全书的事奔走呼吁。

　　1978年，他根据两年调查收集的资料写成《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一文。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1月27日出版的《情况和建议》(内部刊物)第二期上。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注意，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让当时的出版局局长王匡找姜椿芳，决定让姜椿芳写出正式的倡议书送出版局。姜椿芳连夜改写，由倪海曙抄写，第二天一早就由倪海曙送出版局，出版局请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会签，联名向中央提出。

　　1978年5月，在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下，党中央批准了《建议》，随后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和以他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亲自为姜椿芳颁发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的聘书。

　　在得到中央的肯定后，姜椿芳和他的“百科迷”们就正式启动这一工程。但一切都得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出版局借了40元人民币，作为起步工作的临时花销之用。

　　15年之后，这部共74卷、有66门学科、77859个条目，1.26亿字、2万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次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全书的历史。

　　遗憾的是，姜老没能看到这部“融古今中外知识，扬中华民族风采”的巨著完成，便于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了。姜老两袖清风地走了，留下的只是各界人士对他的赞扬。

　　在向姜椿芳同志遗体告别的灵堂上，悬挂的是赵朴初写的挽联：“魔氛谷里捷报遥闻，最难忘万暗孤灯时代传声手；文化园中灵苗广种，不独是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法学》卷框架初稿 零下八度诞生

　　大百科全书最先开始编纂的是天文学。出版社的原计划是，社会科学方面先编考古学。后来姜椿芳决定改变计划，他说：“还是先编法学吧，天文学在空间上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如果再来一个考古学，那在时间上又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还是先编个离我们近点的吧，现在法制已提上日程，普法要开始了，我看还是先编法学比较好”。

　　由于自“反右”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研究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在“文革”期间，法律无用论广泛流行，“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不能受法律的条条框框的约束”，“要人治不要法治”。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进行法制建设。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虽然法律在当时已经受到了重视，但是刚从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走出来，要编出大百科全书的法学卷谈何容易？

　　当时有一个邻国的法学界得到中国要编大百科全书的消息后就断言，中国或许能编大百科全书，但是分学科卷的法学卷是编不出来的。一是由于中国法学长期荒芜，不可能短时间内编出法学卷，二是根本没人敢编法学卷，因为法学跟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法言法语”在之前都是“右派言论”。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十年浩劫的阴影是短时间内无法忘记的。法学家们不会冒这个险。

　　国内法学家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憋足了一股劲，下决心要尽快编出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百科全书的《法学》卷。

　　《法学》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很难找齐能胜任编纂任务的法学家。因为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许多法学家都被下放，分散在各地。要想很快召集起来并不容易。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辞典》为《法学》卷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8年，王珉灿、潘念之、关怀、沈宗灵等法学家齐聚山东泰山开会，筹备编写《法学辞典》。法学家张友渔也到会了，但是由于他当时还处于“半解放”状态，所以不能出来主持工作，《法学辞典》编委主任的重任就落到了王珉灿的头上。泰山会议确定了《法学辞典》各部分的编者和责任人，明确了分工。

　　而《法学》卷的起步工作则源于1979年3月召开的社会科学院法学规划会议。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法学卷编委会筹备组。4月，在日坛招待所召开第一次法学编委会筹备组会议。张友渔在会上指定了各学科分支主编。并请各学科主编拟出本学科的条目框架，9月以前陆续收齐。然后各主编陆续提出了框架初稿。

　　1979年9、10月间，在社科院法学所的组织下，《法学辞典》的编者们带着各自的稿子来到杭州开会，审定全部书稿。为谨慎起见，法学前辈们对每一个重要条目都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他们在西湖旁边的一个饭店住了下来，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同时，社科院法学所邀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参加了这次会议，《法学辞典》编委会让出了三天的时间来讨论《法学》卷的条目框架。之所以安排最初三天先研究《法学》卷的条目框架，是因为为《法学辞典》定稿的法学家们很多人都是《法学》卷的编委，他们可以在审定法学辞典书稿的工余时间对法学卷框架初稿进行修订。

　　在这次会议期间法学家们根据讨论意见修订了《法学》卷的框架初稿，会后出版社的编辑带着修订后的框架初稿回到北京。

　　出版社的编辑是9月去的杭州，那时天气还比较热，编辑们穿的衣服比较薄，回到北京已经是10月下旬，天气骤然变冷。由于没有准备厚衣服，在北京刚下飞机就感觉到了寒冷，但是手里有了《法学》卷的框架初稿，他们的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当年《法学》卷的一位老编辑回忆说，“下飞机回到家后才知道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八度了。”

用受批判的“法言法语”

　　由于“文革”阴影一时难以全部祛除，法学前辈们在语言措辞上十分慎重。在第一次编委会上，有人问在编书时能否用法学术语，张友渔说学术性的辞书一定要用法学术语，即“法言法语”。国际法分支主编陈体强有些担心，他说：“那可是法言法语啊？！”(此前法言法语就是“右派言论”，是要受到批判的)。

　　1983年发稿时，有人问“无罪推定”条目释文是否应当加一些批判。因为“无罪推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张有渔说：“资本主义革命初期，反对封建司法专横是有进步意义的”。张老的话打消了编委们的顾虑，终于没给“无罪推定”条目释文加批判。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无罪推定”明确下来。“还是张老有魄力，毕竟在那个时代做出这种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幸亏没有加”，《法学》卷一位老编辑告诉记者，“如果给无罪推定加了批判，那就闹大笑话了”。

　　百科全书不是专著、论文，而是学术性很高、资料性很强、准确性要求很高的辞书。用姜椿芳先生的话说，“用个比喻来说，它是‘浓缩的鱼肝油’，量不多，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必要的一点都不能丢，不必要的一点也不要”。找适当的人编适当的条目是提高编书效率的关键。

　　在对法学的各个分支部分作者的选用方面，《法学》卷就基本是“请最适当的人写最适当的条目。”如曾在中央政法小组法律干部培训班上讲授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的关怀教授就负责经济法的条目。

　　由于“文革”期间的精神封锁、大学停办、公检法被砸乱，法学书籍也遭到了破坏。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国家财政偏重于工和理，进口了一些机械设备，文法却没受到足够重视，进口书籍极少。因为没有国外的法学方面的书籍，法学家与国外法学割断了联系，“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了”。

　　1981年，在刑法分支定稿会上，人们发现代曾庆敏审稿的曾昭琼“失踪”了。大家到处找他都没他的踪影，一位跟他比较熟的编辑想到他认识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领导，有可能去了那里。后来果然在图书进出口公司找到了曾昭琼。原来他正同公司领导人说需要外国法学书籍的事。公司方面表示，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口所需的书。这位编辑马上打电话给王岷灿，说这边有情况需要他出马解决。

　　1982年，由曾昭琼拟订所需书目，司法部出钱，图书进出口公司搭桥，第一批国外的法学书籍进口到了中国。这几千册书在当时竟被当成艺术品在美术馆展出。后来这批书归于中国政法大学，许多学校都羡慕其“发了一大笔洋财”。

　　1981年底，《法学》卷全部稿件基本收齐(后来增加的国际经济法稿件除外)，而在此之前，各分支学科已分别审定完各分支学科的稿件。

　　为讨论最后定稿，1982年7、8月间，法学家们聚在一起先后在香山、党校审定全卷书稿。在讨论时，常有思想和观点的碰撞。

　　对于中国法制史单是中国刑法史还是应包括多种部门法史，争辩非常激烈。潘念之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定改变原来中国法制史只编纂刑法史的情况，扩大框架，补充组稿。结果出书时中国法制史分支除历代法规及刑法史外，还收有行政法史、民法史、经济法史、诉讼法史，老法学家们看了都比较满意。

　　在编写法学人物时，潘念之不赞成将在世的法学家编入，认为在世人物选取的标准不好把握，而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姜椿芳坚持要上在世的人物。

　　后来潘念之同意了编入在世的法学家，但不同意把自己编入，姜椿芳多次登门拜访才将他说服，同意把自己列入“当代中国法学人物”里。

　　关于是否将彭真选入法学人物，当时也有许多不同观点。因为彭真既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时又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是否该以法学家的身份出现在《法学》卷里呢？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终还是把彭真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列入了《法学》卷。

　　最初确定当时在世的法学家入选的有十一位，陈体强是其中一位，但是书还没出版，1983年，陈体强就逝世了。后来只好把他列入逝世的法学人物里去了。

　　8月，在党校会议上，编委们集体审定重点条目、疑难条目、交叉条目。

　　因为考虑到国际私法是以冲突法为主，会上决定增设国际经济法分支。

　　这年12月，为补充国际经济法的稿件，潘念之在上海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国际经济法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不仅领略了潘老在学术上的大家风范，也领教了这位法学大家在生活上的“小气”。

　　对于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潘老为他们安排了卧室。而对于本地人，潘老毫不客气地让他们晚上回家去住，第二天开会时再来。在吃饭方面，法学所内部的工作人员只能吃“工作餐”，参加会议的人才能吃会议餐。

　　这次会议定出了国际经济法选条框架，会后陆续约稿定稿。

　　1983年11月，《法学》卷全卷定稿付排。从1979年9、10月的杭州会议形成框架初稿到此时全卷定稿付排，在法学精英们几年如一日的努力奋战下，《法学》卷全卷稿件在经历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后终于尘埃落定。

　我们应当继承的荣誉和光环

　　1984年9月，这是在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进程中无法抹去的历史坐标——共有200余位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编纂、条目共计1073个、字数达236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法学》卷第一版在历尽坎坷之后，正式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在法学教育恢复时间不久、法学专业的书籍和辞书极其缺乏的当时，这本辞书为当时我国法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法学院校都将它作为法学老师们必备的教学工具，几乎是人手一册。

　　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了多位法学大家为各分支卷的主编进行了全面审阅、增补与修订。2006 年1月，《法学》卷修订版正式出版。修订版全面介绍了国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情况，全书共有1484个条目，约23 8万字，涵盖了法学的所有部门法。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修订版问世，是现在这一代法学家许多人集体努力的成果，它是又一个历史空间成果的汇总”，修订版主编江平说，“老一辈法学家给予法学卷的荣誉和光环应当一代代继承下去。”

法学精英们的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杭州会议后，《法学》卷框架又进行了多次修订，最后以第五稿定稿。

　　为了又快又好地完成《法学》卷纷繁复杂的编写工作，编委会和各分支编写组的专家学者们分工协作，埋头苦干。

　　王珉灿是当时最忙的几个人之一，他那时身兼数职，先后在中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央政法小组、司法部工作，负责的事特别多。一方面要主持《法学辞典》的后期工作，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同时还负责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律教材。

　　编委会副主任潘念之先生具体领导全卷编纂工作，因为他在上海，几年来靠打电话或者写信到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辑部指导工作。在《法学》卷开第一次会时潘老已经耳聋，只能靠他的妻子帮他写便条给他来掌握会议内容。在审稿时，潘老经常熬夜。1982年，已经80岁高龄的潘老患了膀胱癌，那时腿脚已经很不灵便，不能坐太长时间。审稿时便将双腿平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将稿子捧在胸前看。

　　为了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按时交稿，法学家们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很多人都是既要搞好教学科研又要编法律教材，还要编《法学》卷。关怀教授说，那时大家都几乎没有周末和假期的概念。工作时常常会忘了几点，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生物钟完全被打乱。

　　李浩培是周总理请到外交部的法律顾问，逝世前是国际法院的法官，是《法学》卷国际私法的主编，有人说李老像“ 中国的康德”。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步行上下班。但为了写百科全书的稿子，他凌晨两点就起来撰写条目释文，交稿非常守时守信。他的右手在一次下楼梯时摔伤了，无法写字，他便用木版夹住手腕继续工作，别人劝他先休息，他说：“我答应了的条目，就要按时完成。”

　　被誉为“中国行政法学的‘普罗米修斯’”的王名扬是《法学》卷的特约编辑，帮助《法学》卷责任编辑解决学术上的文字处理问题。那时王老住的地方还是郊区，沿路有许多狗。一次编辑找他研究书稿，谈到很晚，告别时正担心路上的安全，却见他夫人、女儿抱着大衣等在大门口，他们三人一同把这位编辑送到了公交车站。当时的那位编辑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她还记得20多年前王老一家带给她的感动和温暖。本来她是要坐车回家的，但是因为心中涌起了一股力量，她改变了路线，回到了编辑部的招待所审改稿子直到深夜。

　　法学家们为编《法学》卷不计个人名利。但和以前的一些法学家们编纂辞书时不要求署名的情况相反，《法学》卷在编纂时曾有一件“抢”着要当主编的事。相关人物便是法学家王铁崖和陈体强。因为王铁崖当时要负责《国际法年刊》，百科全书法学卷的全部国际法稿件都是由陈负责审定的。

　　最初出版社请陈体强担任国际法主编时，他很谦虚，带着《法学》卷的责任编辑三次访问王铁崖，说主编一定要铁崖来当。全部稿件审定好后，在发稿前陈体强却要求自己当主编，他对法学卷责任编辑说：“还是让我上主编吧，全部稿件都是我审改的，如果有错误应当由我负责，如果作者不满意也应对我有意见。”可惜，他说此话不久就逝世了，这个意见他没有能当面同王铁崖讲，所以最后主编上写的是他们俩的名字，王后来对法学卷的责任编辑说：“体强打电话告诉我，要同我谈百科全书的事，但后来因为事情耽搁没谈成，我想他很可能就是要谈主编署名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老一辈法学家以如此严谨和负责的态度投入到《法学》卷的事业？

　　“法学卷不等同于一般的辞书，它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解释，容不得半点粗心。20年前那时，能成为《法学》卷撰稿人是很高的荣誉，多少人希望成为作者却可望而不可及。当时的老一辈的法学家们也以此为荣。他们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与领悟凝聚成简短的条文文字，确是字字珠玑。”尽管二十年过去了，曾担任《法学》卷民法分支主编，后来成为《法学》卷修订版主编的江平教授，在向记者谈到老一辈法学家时仍是十分崇敬。

　　(本报实习记者王淑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