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学界的许多人来说，今年的端午节小长假过得并不那么快乐。2009年5月29日，农历五月初六，端午节小长假第二天的晚上九点，一代国际法大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奠基人韩德培教授安详离世，享年99岁。他的离去灼伤了太多人的心。

　　6月12日，韩德培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尽管韩老去世已经两周，但谈起恩师的种种，黄进仍然唏嘘不已。

　　最年轻的教授

　　1931年的春天，20岁的韩德培在南京“中央大学”旁听了一节法律课。站在讲台上的，是时任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书长(后任部长)的谢冠生先生。“谢先生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数十年后，已是九十高龄的韩德培还清晰地记得他人生中的第一堂法律课。

　　正是这一堂课，改变了韩德培的一生，也成就了一位几乎与世纪同行的法学大家。

　　韩德培191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1930年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他所在的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转入中央大学，韩德培本应进历史系或政治系，但就因为听了谢冠生先生讲的那一堂法律课，韩德培从此改学法律。

　　1939年，韩德培考取了中英庚款出国研究生。那是当时最难考的公费出国留学名额，全国共录取24名，其中，国际私法专业仅一名。但韩德培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毫无争议地被录取了。因二战爆发，原本应赴英国剑桥的韩德培等人未能成行，一年之后，韩德培和钱伟长等24人才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

　　在多伦多学习两年之后，韩德培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国际私法中的实质和程序问题》送到导师汉考克教授面前。汉考克读完之后，沉默良久，给出了他一生中对学生论文的最高评语:“你的论文，我几乎不用改一个字。”韩德培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院能够授予的最高学位。

　　随后，韩德培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在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了3年的研究。在哈佛，韩德培决定不再读学位，而是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书刊，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韩德培的眼界和学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46年，在哈佛学成之后，韩德培拒绝了联合国和美国商务部的工作邀请，接受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教授的邀请来校任教，并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成为当时武大法律系最年轻的教授。这一教，便是64年。

　　“晶核”再生的故事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

　　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大师级的先生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用泪水表达关爱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今年5月28日，也就是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三年前，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今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今年的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5月30日，本应是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6月2日，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