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逝世快一年了。我觉得他依然活着。

初识杨老，是在1981年春夏之际，我读大学三年级时。按学校规定，三年级学生要写一篇论文，称“学年论文”，自己定题目。1980年下半年开始，我选定了题目并着手准备。主题是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与专制主义。现在想来，当初之所以选这么一个大的题目，一个原因可能是正当思想解放运动的风头，对文革的政治批判有一条，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大家似乎都想通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来审判文革，反省文革；更重要的是，来表达、来确立自己对其对立面――自由和民主的向往。这种看来过于简单的逻辑曾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像许多人那样，我大概也试图通过树立一个历史的对立面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的正当性，也试图通过批判祖先来表示作为后人的卓越，也试图借古讽今。另一个原因大约是好古。记得中学时有一位好友的母亲是家乡荆州古城图书馆馆长，于是我便借着这个便利经常去“找书”。“找书”的地方是一个仓库，没有书架，地上乱七八糟堆着许许多多被作为“封、资、修”毒草而不准借阅的书，尤其是一些古旧书。薄暮时分回家时，“找书”的成果便盈盈然于怀里掖的或裤带里扎的。至今我仍然保留着当时“找”出来的《四书集注》、《古诗十九首》、《胡笳十八拍》等混合松香和霉味的书。上大学后，校园满目疮痍，但一进图书馆，便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抗战时的重庆既是陪都，也是文化之都。文革后开放的图书馆里不仅有许多旧时出版的书，还有许多印有西南联大等字样的旧书。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有工、农、商、学、兵、官各色人等，中学毕业未久的我混在里面,常常自讨没趣，便只得“喜闻旧书香”了。所以，到做学年论文的时候，选法制史的题目也就毫不犹豫，做起来似乎也有些随心所欲了。

文章做出来后，通过年级办公室交到中国法制史教研室。不久，听说“杨主任”挑了几篇好文章，其中有我的。杨老时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杨主任”是大家对他的尊称。奇怪的是，直到他卸任十几年后，我和几位同事不论私下还是当面，都改不了口，仍然叫他“杨主任”，而不是“杨老师”、“杨教授”或“杨老”。看来，官衔有时还是可以用作表示其他意义的符号的。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通知晚上去“杨主任”家谈论文的事。谁通知我的，日记上没有写，我也忘记了，但那天晚上的拜见却令我终身难忘。

杨老住在校园最东边依山而砌的一幢楼房。进门时，杨老坐在小客厅的一把旧藤椅里，见我进来，便微笑着起身示意我坐下。接着便问我读过什么书。不知为什么，屋里的气氛令我感到特别温煦和舒适，于是，平时不擅言辞的我一阵大谈，颇现如数家珍态，同时，还不乏得意地谈到最近编印的一份参考书把《书经》里的话引错了。杨老一直带着微笑看着我听我讲，末了，他轻缓地说了两层意思的话，一是，你读的书都不是法律书，这是对的。二是，不要信书，书是人写的，有些道理是写得出来的，有些道理是写不出来的。接着，他谈到我的论文，一是说我用古太过，言下之意是有些堆砌典故和辞藻；二是说我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逻辑上清楚、有力，但对古人的否定要谨慎，注意继承性。记得那晚从杨老家出来后，我顺着东山的小路走到烈士墓，再从童家桥经瓷器口走到嘉陵江边。走了很远，也想得很多。

学年论文经修改后作为优秀论文收入学校科研处1981年编印的《学年论文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1982年毕业后，我留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室任教。当时一起留校并同在这个教研室工作的还有学长俞荣根先生、蒋庆先生、舒扬先生。每周一次教研室例会时，大家挤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先念文件，完成政治学习任务，然后海阔天空，对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事情，都能自由发言，激烈批评。教研室还有林向荣老师、杨和钰老师、孙守煌老师、杨联华老师等，他们都曾经在“五七”干校和劳改农场长期劳动，有的还曾经自杀，但依然人品高尚，充满热情。杨老是当中自然的“精神领袖”。 在这个相濡以沫的群体里生活，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真正的士大夫，懂得了怎样把做人和做学问结合起来，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凝聚力。

在西南政法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有时和杨老晤谈、饮酒，是我生活里的一个亮点。这位川东地下党的老干部，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两点。一是杨老坚持不申请当教授。在他看来，自己的水平只够一个副教授。这着实令一些已经当教授或急于当教授的后学感到尴尬。二是谈到做人、做事与做官。杨老的意思是，做人是最重要的；为了做事可以去做官，但不能为了做官而做官；一旦做官，做人做事可能都难。

往后便是我转辗南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这个群体里自我放逐，但与杨老、与这个群体的精神联系却从未中断。直到他逝世的前几个月，我还收到过他的信件。杨老在不停地思想，他的思想也在不停地改变和深化，尤其是对孔子、对儒学的立场。这一点，杨老的大弟子俞荣根先生自有专述。记得前年新华社《人物周报》第一、二版刊发我的所谓事迹时，记者问我，你在北大、哈佛等一些名校学习过，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最大？我回答说，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杨景凡先生和林向荣先生；他们在学界并不显赫，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得益最大。

去年夏天，我接到杨老病危的消息后赶忙动身。这是我离开母校15年后第一次回去，为的是见我最想见的人最后一面。我终于见到他，但他已经躺在灵柩里。15年了，他的容貌似乎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么慈祥、睿智。我想，他的精神更是永存不变的。

公元2002年6月2日于北京东总布胡同19号

* 杨老，即杨景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该文原载《景凡文存》，俞荣根、杨甸匀 整理编辑 2002年7月印制；复载于《法学家茶座》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两天后，西南政法大学将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很遗憾我未能成行。谨以此文，通过中国法学网，献给母校华诞。邈邈学府，在蜀山中。四方学子，遥致祝福。――作者注于2003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