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1日至5日，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大会上，瞿同祖与苏联学者克里夫佐夫进行了激烈的直接交锋。瞿同祖的发言赢得一片掌声，既尖锐，又体现出了学者风度。克氏的发言混淆政治与学术，具有政治性攻击，大会秘书长施舟人表示，决定以后不允许克氏再出席欧洲汉学会议。

瞿同祖先生1976年借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正式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起享受终身在职的专家待遇，并被评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关于瞿同祖的学术人生，已有诸多文章论及，兹不赘述。瞿同祖虽自1965年后相当长的时间淡出学术圈，但仍然在海外享有盛誉。他于1980年代三次出访，均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在整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时搜得相关资料，遂详叙成文，或不无学术史之价值。

参加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

1980年9月1日至5日，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派瞿同祖、黄烈二人出席。此次大会主题为“中国：延续性和变化”。

　　瞿同祖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清代法律：延续性和变化的分析》，并被安排在大会开幕式上首先宣读。会议组织者瑞士克拉默尔对瞿同祖表示，这一安排是对中国及瞿本人的尊崇。瞿同祖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此文英文原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0年第3期；中文稿《清律的继承和变化》，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该文还收入1984年《中国法学文集》）

　　大会上，瞿同祖与苏联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直接交锋。苏联代表克里夫佐夫（苏联远东事务研究所）的论文《中国政策中的谋略：传统和近代》认为：1.中国政策的特征是一贯使用谋略，计、谋、算、策、权术等字眼带有阴谋诡计、欺诈的意味。2.中国军事理论和作战上使用谋略是典型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足以证明谋略是中国政治的特征。3.从法家和兵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和军事理论都充满了谋略。4.中国目前的国内外政策一贯使用谋略。“文革”就是谋略的运用。5.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谋略表现在对美政策上。毛泽东在40年代即制定了对美政策，70年代的中美关系只是此谋略付诸实施而已。

　　克氏发言后，瞿同祖即起立予以逐点批驳：1.指出计、谋、算、策、权术、阴谋等字有不同的含义。克氏随意互用，概念混淆。“政策”的英译是Policy，不是Plot。2.军事上运用谋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3.战争与政治或政策的制定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兵不厌诈，但国家政治必须光明正大，不能依靠欺诈和阴谋来维持。4.“文革”并非谋略的运用。5.40年代和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克氏忽视时代变化，其论断是非历史的。

　　瞿同祖的发言赢得一片掌声，既尖锐，又体现出了学者风度。克氏的发言混淆政治与学术，具有政治性攻击，大会秘书长施舟人表示，决定以后不允许克氏再出席欧洲汉学会议。

1983年香港讲学

1983年香港大学举行“冯平山图书馆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讲座”，瞿同祖应邀于10月19日赴港作公开演讲，在香港大学讲学三周，并为港大师生用英语作了演讲，题为“清代司法”。

　　瞿同祖公开演讲的题目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反响热烈。有记者要求采访，他婉言拒绝。但记者变换手法，由学生数人来谈论香港前途问题，次日仍以记者名义在《明报》发表“专讯”，题为《中国法学权威发表理论上意见，香港将来既是特区，现行法制当可保持》。除报道演讲内容外，对于香港前途的报道与瞿同祖的谈话颇有出入。瞿同祖谈话只讲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可以保持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未提及法律制度。但记者歪曲为：瞿同祖表示“在历史上，中国以前在统一情况下虽没有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但收回香港主权后，让香港现行一切制度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可能的”。瞿同祖在归国后的汇报中，对此问题作了详细解释。

　　此后，瞿同祖在香港大学为历史系及中文系师生讲学两次，座谈一次，主要讨论明、清两代法律，并以党外学者的身份与香港大学学生就1997年收回香港后有关香港前途问题多次交谈。

1985年赴美讲学

1985年1月4日，瞿同祖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讲学三个月。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学术之旅。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为接待单位，瞿同祖在这里讲学两个月，作了一次演讲，题为“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之发展”。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及肯特·盖伊（Kent Guy）主持的研究生讨论班正选读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1962年哈佛大学出版），因而特邀瞿同祖与学生见面。此外，他还参加了在该校举行的“东北地区东亚讨论会”，会晤了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主任肯尼斯·派尔（Kenneth Pyle），该学院教授杰克·达尔（Jack Dull）、陈学霖、尼古拉·拉迪（Nicholas Lardy）、伊丽莎白·佩里、肯特·盖伊，以及法学院教授约翰·哈利（John Haley），并经常会见该校研究生，予以指导。

　　3月6日至14日，瞿同祖访问芝加哥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听讲者有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帕里斯（William Parish），历史、政治、语言、文化系教授何炳棣、邹谠、盖伊·阿利托（Guy Alitto）、大卫·罗伊（David Roy）、钱心祖及一些研究生等。芝大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帕里斯曾于1981年7月致函邀请瞿同祖去授课半年，邹谠等3位教授同时各写一信敦促。此信寄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由于收发室人员不负责，一年后清理旧报纸杂志时发现此信，才送交近代史研究所。因瞿同祖对邀请迟迟未答复，当时在芝大不免引起各种猜测。瞿同祖此次访问，在芝大甚受欢迎亦为意料中的事。据我掌握的资料，邹谠等人曾另向卢斯基金会请求款项，以便瞿同祖在该校可以追留一学期，被瞿同祖婉言谢绝。

　　3月14日至21日瞿同祖访问哈佛大学。1955—1962年，他曾在哈佛做研究工作并授课，有不少学界好友。在此作了一次题为“中国的服制”的演讲，其余时间宴请不断。他还会见了史华慈、孔飞力、张光直、约翰·费纳曼（John Feirenman）等学者，以及当时已退休的费正清和杨联陞。

　　3月22日瞿同祖抵达纽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1945—1953年，他曾在哥大做研究工作。此时，旧识多已退休。由东亚研究所所长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及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设晚宴接待。此外，人类学系教授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虽中风后行动不便，但仍约瞿同祖午餐会谈。3月27日起瞿同祖访问普林斯顿大学5日，因长途旅行劳累，预嘱该校刘子健不要事先宣布，亦不安排演讲。

　　瞿同祖1962年离开美国去加拿大，23年后重访美国各大学，所认识的教授多已退休，有些已经故去。但由于此时任教和主持研究所的教授不少是当年的研究生，而瞿同祖的两本英文著作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攻读中国学科的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因而在美国学界享有相当高的声誉，此次访问备受重视，且引起较大反响。

　　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学术交流逐步展开。瞿同祖因其在海外的学术声誉，在1980年代初期以70多岁高龄出访，成为当时大陆学界与海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