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想教授的《周振想文集》一书即将出版，本书的编辑将电子版发给我，邀我为之作序。这是我第二次为周振想教授的书作序，第一次是在振想教授去世不久，为他主编的《公务犯罪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作序。在振想教授去世五周年之际，我又执笔为振想教授的书———也许是或者就是最后一本书作序，悲从中来，情难自禁。

　　英年早逝著作丰

　　振想教授虽然英年早逝，却著作颇丰，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其代表作是《自首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上述三本著作中，前两本是专著，是在振想教授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写而成的；后一本是体系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科书。专著反映一位学者在本学科某一专题上的精深研究，而体系书则体现一位学者对本学科知识的整体把握。换言之，专著代表深度，体系书代表广度。振想教授对刑法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其著作证明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振想教授还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或长或短、或深或浅，以一种编年史的方式，勾画出振想教授学术成长之路，也许这是更值得我们看重的。

　　1999年振想教授自己编纂了第一本论文集，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罪与罚———周振想刑法学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收录了1997年以前的论文，因为该书的自序写于1997年12月20日，从附在书后的周振想主要著述目录中也可以看出来。

　　说到论文集，我发现振想教授的第一本论文集的书名也采用了“当代中国”四字。对此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的四本论文集，也都以“当代中国”打头，这就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当代中国刑法新径路》。对于“当代中国”这一标记，我和振想教授具有共同的偏爱。距离第一本论文集出版，正好十周年过去了，振想教授的第二本论文集只能由其亲人和学生来编辑了，并成为对振想教授最好的纪念。

　　文集虽杂见风采

　　本书作为文集，搜集了振想教授几乎所有的文字，包括1997年以前未收入第一本文集的有关作品。因此，本书的内容相对来说较杂一些，并不限于正式的论文，还包括随笔、报刊短文以及其他与刑法无关的文字。编辑颇为精心地将振想教授的各种文字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刑事法理论，主要是振想教授在1998年以后发表的刑法论文。从内容来看，除单位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两篇以外，其他论文均是关于刑法分则个罪的。在1997年以前，振想教授对刑法总论问题研究较多，尤其是对刑罚论造诣颇深。但在1998年以后，其研究方向明显从刑法总论转向刑法各论，其中又以金融犯罪、职务犯罪为重心。这一学术转向，使振想教授对刑法学科知识的整体把握能力更强。

　　第二部分是刑法实务，主要是一些案例分析性质的短文，发表在《北京律师》、《北京司法》、《检察时报》等报刊，大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振想教授和我都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些习作。这些文章内容虽然浅显，但作为对司法实务中疑难案件的分析，还是反映了对现实法治问题的一种关注，因而具有其价值。

　　第三部分是青少年研究。这些文字与刑法关系不大，而与振想教授任职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性质有关。

　　第四部分是译文。在发给我的电子版中，只有一篇译文，这就是“社会模拟入门”。其实，在翻译外国作品方面，振想教授不仅是一名译者，而且是一位重大译事的主持者。像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法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译作———《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振想教授就是组织者之一，呕心沥血，为之倾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我和振想教授一起翻译过两本专业著作。其中一本是美国理查德·昆尼、约翰·威尔德曼著的《新犯罪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振想教授作为编委之一的“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本书是在振想教授的张罗下承担的译事，译者有我、振想教授、张智辉(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我们四人当时是同一届的刑法专业硕士生。校者是邓正来，现在著名的学人。该书薄薄十三万余字，共计五章，振想教授除前言外，承担了第一、第五章的翻译。在此，我建议将这两章，以章名即“对犯罪问题的批判性认识”和“犯罪与社会正义的前景”为题，收入本书的译文部分，以充实其内容，且免遗珠之憾。

　　第五部分是法学教育，是关于法学、法学学习与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收入了振想教授、赵秉志、我、张智辉合著的“研究生要把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一文，载《高教战线》1985年第6期。本文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八四届毕业硕士生学习的经验总结，其经验就是：研究生期间要把学习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本文发表距今近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早把它忘记了。现在从振想教授文集中读到本文，顿时回想起我们共同度过的单纯而快乐的求学生涯———那些“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春岁月，不禁感慨万千。

　　第六部分是法学随笔。这部分的文字轻松一些，反映了振想教授的文字功夫。其中发表在《法学家茶座》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上的“有时，我很同情贪官”一文，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本文的题目抓人，我在《法学家茶座》初读本文时就有这种感觉。

　　第七部分是法治感言。其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发表在《光明日报》1979年2月6日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文。本文以往我只是从振想教授的书中见过标题，未读其文。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三十年前写的这篇只有寥寥数百字的短文，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文章一开头就是：“最近，北京大学法律系七七级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召开了讨论会。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政策与法律问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本文综述了这三种不同的看法。我正是这“北京大学法律系七七级”的一员，我想不起细节，但我肯定也参加了这场“讨论会”。我们是1978年2月底入学的，1979年2月正好入学一周年。这场讨论会一定发生在1978年下半年“国家与法的理论”这门课程的学习期间。当时，我和振想教授都才二十出头，思想活跃，喜欢争辩。

　　科研积极分子

　　30年后我班同学何勤华教授(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在《法制日报》记者蒋安杰的大型访谈录：“法学研究30年：从小溪到河流———倾听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细数那些难忘的经历”(《法制资讯》2009年第1期，第51-66页)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作为振想教授这篇文章的背景：何勤华在回答蒋安杰“现在的大学生搞科研的积极性不如那时的大学生，到底是什么原因”的问话时说：“主要是时代变化了，学生的情况变化了。当时，法学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读法律的学生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上考来的，经受过各种生活的磨练，甚至是受到严重伤害的生活磨难，所以，当他们一旦进入了大学这一知识的殿堂，又拥有一种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感受的环境，那么，他们就很自然地试图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对人生，对社会以及对知识体验表达出来，这就催动了他们写作搞科研的热情和激情。我们那时搞科研的情景就是这样的。

　　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如小说里那么吸引人，但某位同学写了一篇文章，在同学之间传阅，让大家提意见，最后再让老师修改等等，当时就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班上的何山、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李克强、陶景洲、陈兴良、周振想等，在当时都是这样的科研积极分子。”

　　我和振想教授都被何勤华教授称为“科研积极分子”，振想教授的这篇文章正是一个绝佳的注脚。但我在本科学习期间则没有发表过作品，记得也写过洋洋万言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论文以及数万言的关于异化理论的论文，其中前者就曾经向《北京日报》投稿，但都石沉大海，这些作品现在都尘烟般地消失了。而振想教授的这篇短文则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本书还附录了访谈与追忆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对振想教授的纪念文集。其中，振想遗孀赵玲玲女士对先生真挚的感情令人动容。文中忆及振想教授一家在人大筒子楼的生活情形，对于我来说也是历历在目的。

　　我家和振想教授住在同一栋楼，当时叫红二楼，我住一层的120室，振想教授住二层，具体房号我忘了。振想教授的儿子周思比我的儿子陈博大两岁，小时是一起的玩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和振想教授先后搬离红二楼，小孩接触也就少了。没过几年，我儿子还在上小学，刚上初中的周思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嘴角留着一撮小胡子。一次，我们两家见面，正好小孩也带去了。我儿子猛然见到了周思，犹豫了半天对着周思腼腆地叫了一声“叔叔”，把我们逗得大笑。陈博已经完全不认得周思，习惯性地把大人称为叔叔。现在，又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思已从英国学成归国，陈博也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读LLM，以后相见不知还是否会叫错？至今，我和夫人想起这一幕，还笑得捧腹，这也就成为我们逗陈博的一个段子。从红二楼的家居生活，更凸显振想教授为人诚恳的一面。

　　振想教授的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的东北角，一块静谧的土地上。当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墓碑呈现一本打开的书本形状，墓碑上的铭文是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七七级同学的名义写的。那天到场的七七级同学代表有我和丛培国律师。转眼之间，五年过去了，墓碑上的字迹也该依稀了，墓地旁的树木该茂盛了。每每我去香山，从万安公墓门口那条幽静的路上经过，我忍不住要向振想教授墓地所在的方位多看几眼，耳边是微风掠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赵玲玲女士在怀念文章中说：“每年的清明日，我都站在你高贵的墓前，把酒祭洒你的陵碑，任冷冷的季风吹拂，带走我对你无尽的思念。”

　　我想，今年的清明日，我也会站在振想教授的墓前，掬一把思念之泪，抒一声缅怀之情……

　　本书作为文集，搜集了振想教授几乎所有的文字，包括1997年以前未收入第一本文集的有关作品。因此，本书的内容相对来说较杂一些，并不限于正式的论文，还包括随笔、报刊短文以及其他与刑法无关的文字。

周振想，河北饶阳人氏。生于1957年5月17日。因病于2004年3月2日在北京逝世。生前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