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1928年出生，湖南湘阴人，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上世纪5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80年代初为清华大学副教授。1979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

现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大学学教授兼《岳麓法学评论》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少年郭道晖

风雨八十载，前半生搞机电，后半生遁入“法门”，一路风尘。“老而益坚，不坠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郭老尝言，既然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那么本性难移、此志不改，功过是非任人评说吧！

每逢郭老，他总是精神矍铄。再过一年，他将年满80周岁。古人云80岁乃耄耋之年，但在郭老身上你几乎察觉不到岁月的痕迹。他身体健康、思维活跃、谈笑风生，还不时地幽你一默———他是一个能与时间赛跑的人，80岁的老人了，对电脑门儿清，每天写文稿全部亲自敲键盘，郭道晖先生是对玩电脑乐此不疲的老者之一。

前几天在武汉举行的法理学年会上，与郭老同车而行，听郭老闲聊，顺便听他讲难以忘怀的法政往事，便很想去清华园领略那一番水木年华……

少年励志 初炼人生

郭道晖的父亲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郭德垂的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家世代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

童年的郭道晖常见父亲给毕业生纪念册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字。他非常好奇，便问父亲，得到的回答是：“只有这四个字才是中国的希望！”这对郭道晖影响很大。因此，他虽然自幼喜欢文思，但还是坚持学理工。

1943年，他初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本可直接保送高中，但管训育的教官卢某因他常爱批评时政校政、骂奸商之类，对他印象不佳。有一次郭道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奸商，一位同学把他告到教官那里，结果被“罚站”一小时。毕业时训育处给他一个不大合逻辑的评语：“学行优异，惟体弱多言。”“多言”成了一条罪状，不予保送，于是只得参加升学考试。

1944年夏，湘桂战起，郭道晖为了不中断学业，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汉民中学的校长任中敏，性格耿介，人称“桂林八怪之一”。有一次，学校建校舍，校长带头，率领全体学生到山里扛竹子。当时郭道晖正患足疾，行走不便，但还是照样上山，扛到第三次，实在很累了，就扛了一根较细的竹子。不巧被校长撞见，训斥道：“怎么挑这不成材的东西？说明你也是个无用之材！还不给我扛回去，换一根大的！”这可苦了他，只好又回去挑了一根粗大的竹子，踉跄而归。事情虽是如此，但郭道晖对校长的评价很是不服。

1944年秋，日寇进逼，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桂林大疏散。郭道晖与家人逃难到贵阳，随后又转赴重庆，其间跋山涉水、深入不毛，辗转数千里。郭道晖看到了老百姓的苦难，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思想上受到一次很大的磨练，从此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

1999年11月，郭道晖在日本作学术演讲，一口气讲了近三个钟头。主持演讲会的日本学者夸奖年逾古稀的他身体好，于是向其请教养生之道。他说这是因为年轻时逃难，步行千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学者很诧异：“为什么要逃难？”没想到郭道晖却说：“因为贵国侵略我们啊！”

水木清华 玉汝于成

1947年7月，郭道晖一连考了4所大学，精疲力尽，大病一场，幸好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他毅然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一是为了实现他的“工业救国”理想；二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

初进清华，据说按惯例，第一次普通物理的月考，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不及格，意在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们一个下马威。所以，刚进学校头一个月，郭道晖总是抢坐前排，认真听讲。当时清华教授多主张“通识”教育，认为工学院的学生不能满足于当个“高级工匠”。因此，在课余时间，郭道晖还常去听吴晗、张奚若、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的演讲，寒假还到建筑系去学素描画。

由于在中学时代已经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一到清华，郭道晖就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每次游行与集会都必参加，同时还自觉地动员同室的同学参加。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和机枪面前，他无所畏惧地爬到楼上刷写反美蒋的标语，还参加保卫清华园的纠察队，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守卫校门。后来，郭道晖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学运小册子。

有一次，和他同坐后排听课的一位湖南老乡，突然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掏出一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章程》给他看，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进步青年地下组织，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平时他在课堂上偷看进步书籍时，这位老兄老是盯着他看，他还以为是“特务”盯梢呢？今天才知道人家原来是盯上自己作为“发展”入盟的对象啦。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北京城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了共渡时艰，迎接解放，郭道晖联合一些湖南老乡组织了一个小集体，其内容一是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二是他们编辑出版了一份油印报，取名《晓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而在太阳出来(解放)后，就完成历史任务，自行消失。

桑榆非晚 老而益坚

斗转星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就把郭道晖调去工作，这时郭老已年届半百，改行学法，可谓“老年出家”。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但郭老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所带来的痛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被耽误了的20年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

郭老进入“法门”之后，开始对阶级斗争法理学进行扬弃，“法的时代三步曲”———《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堪称中国新时代法学的扛鼎之作。

郭老对年轻学人给予无私的帮助与提携，他所主持的《中国法学》对年轻学人的成长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每逢中国法学界“左”风袭来之时，郭老都挺身而出，以革命家的道义、勇气与智慧，维护年轻学人，维护学术的尊严，营造平和与宽松的学术环境。有人说，郭老的存在是中国法学的一大幸运。

郭老对于中国法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老数次代表中国法学会，率团参加在德、意、日、韩举行的法哲学世界大会或亚洲大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回答提问；或作为学者个人，接受港台和外国法学界的邀请，外出参会和讲学，其深刻而独到见解和应对外国学者尖锐敏感的提问所表现出的坦率机智的风度，引起境内外学者的热烈反响和好评。他1996年在香港法律界演讲时，听众中的英国律师、教授，会后纷纷围上前来同他热烈握手说：“听了你的演讲，感到中国学者有这样前沿的思想，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郭老虽已年届八十，但却依然活跃在思想、学术的最前沿。人入暮年，大多数人的感觉可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对郭老来说，或许在他的生命数轴和思维意识里还没有“老去”这一概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倘以学术论，或许郭老的生命之花才正是艳丽之时。

郭老一生虽历经沉浮，但却依然故我。面对英才辈出的法学界，他无意争锋，只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