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7日，师生们都上街迎接解放军去了，武汉大学的校园空空荡荡。而武大的校长周鲠生也没有闲着，他居然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主动去找“四野”。这让那些对他去留疑虑的人，终于放下心来。

“他是唯一一个解放时留在大陆的比较著名的大学校长，”2009年4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中国著名的美国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就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对周鲠生的回忆。

在60年前，刘绪贻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

他的这一回忆是否准确呢？笔者查阅资料：北大的胡适走了，清华的梅贻琦走了；余者，或学校在1949年不如武大著名，或校长不如周鲠生著名。但浙大校长竺可祯应算例外。

1949年春，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500个共产党员，你要好生注意。”周鲠生回答：“武大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那根本不可能。”回到学校，周鲠生即找来学生会中的两名党员学生，转述了这番谈话，然后说：“不过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武大新闻》最好不要往工厂里送！”《武大新闻》是武大学生会的刊物，非常之“红”，比如1949年4月21日的头版头条新闻就是：《各路共军源源南下 渡江之战一触即发》。

事实上，“武大有500个共产党”之说，不是空穴来风。武汉当时地下党人数最多的单位就是武大，有中共党员80多人、外围组织成员300多人。因此武大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

周鲠生尽量周旋，保护共产党学生。1948年，国民党“特别刑庭”传讯18名学生，周鲠生三管齐下：派人派车护送学生出庭；令法律系组织辩护委员会；又疏通拘留所，保证被抓学生不受虐待，最后18名学生安全脱险。

地下党对周鲠生也是大力争取。1949年3月，适逢周鲠生六十寿辰，武大学生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给他赠送了马列著作、朗诵诗歌、献祝寿辞。用意很明显，希望在国民党策划武大迁校、校长去台的关键时刻，周鲠生能保留下武大，自己也留下来。

周鲠生态度明朗。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应变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大家要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他还多次明确表示，他一定不走，他一定要坚守在学校里，保护好学校，“等待移交给新来接管的人”。

到了1949年10月，周鲠生等人还在筹组“武汉新法学研究会”。这一切都表明，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他都下定了决心，留下来。

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许多人、事都有待观察，周鲠生具备的这种能量、手段、影响乃至人脉资源，使得年轻的接管者不得不小心地对待他，甚至有戒慎之意。就像他主动去找解放军一事，刘绪贻回忆：“他也真的见到了林彪；可是他不是我们的人，所以军管会来了，还是找我们。”

武汉大学军代表、接管组组长朱凡写于1949年的《武汉大学接管工作总结》：“×××在思想上是保守与落后，他虽以国际法见著，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客。他政治手腕厉害，灵机应变，饱有经验，非那些书呆子可比。所以我们不把他做学者看，而作为政客来看。”在当时的武大，只有周鲠生同时满足×××的几个条件。但是说周鲠生想当大官是不确的，因为1949年，国民党请他当教育部长，他拒绝了。而他的武大校长，也当得很辛苦——1947年3月，周鲠生曾在全校大会上报告说：“学校经费每月只有一千一百余万元，而2月全校仅水电费一项就开支二千六百万元”。

刘绪贻告诉笔者，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希望武大校长继续由周鲠生担任，但是包括刘绪贻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赞成。他说：“现在看来这有点‘左’了。”

1950年4月，新华社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顷任命周鲠生（教授）、梅汝璈（曾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为外交部顾问。”从此周鲠生离开了武汉大学。

此后他到京，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条法司前身）办公，还兼任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当时，共和国面临着建交、处理旧的条约、参与国际组织等一系列外交课题，其中涉及大量法律问题。周鲠生在使用“志愿军”名义抗美援朝、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文字的斟酌、中缅划界等问题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是中国1954年宪法的顾问，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称赞周鲠生为1954年宪法“作出了很大贡献”。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绪贻说：“他能留下来，主要因为他的思想。梅贻琦人品那么好，就是因为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所以走了。”

周鲠生晚年对女儿说过：他毕生所学，都是致力于废除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早在1925年，周鲠生在“国立武昌大学”演讲，他谈到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像俄国那样发生革命”。1949年的周鲠生想必清楚，个人进退事小，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汉网-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