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迎来了建院60周年。继北大77级校友何勤华、何山在本报连续刊载“北大77级的回忆”、“老照片的回忆”，西政校友张卫平连续刊载“西政———印象79”之后，本报推出“口述历史”栏目，由人大法学院的一批法学界老前辈、中青年法学家、青年学者为我们献上精品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章尚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和比较法年刊编委等。其代表性著作有《涉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法律问题》等。

章尚锦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国际法学的“老窝”，是解放后最先搞中国特色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研究和教学的地方，是中国特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特区经济法的摇篮。这几门课都是我们的教师最先创建起来的，我们的这个元老地位是谁也抢不走的。

　　法学院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这三十年，国际私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十年来，我们奋发图强，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学。

　　复校以后，我们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准备讲课。但是要开展国际私法的教学工作，首先要有教材和人员。但是1979年我来人大法学院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要教材没有教材，要人没有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有几亿人，但搞国际私法专业的不足三十个人，人才很少。教材和教参也很缺乏，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前的旧书，有一部分封存了，而大部分都拿去造纸了，作为原材料烧了，我是亲眼目睹的。另外由于人数少，我们的国际私法教学工作一直处于比较紧张和困难的状态，一直只有一两个人，但是任务重得要命。到1990年前后，拿我来讲，半年要干一年、一年半甚至两年的工作。

　　1980年刘丁教授带我到天津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搜集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材料。在调查研究的时候，有实务部门的同志提出，这个国际私法蜻蜓点水，不够用，因为找不到材料。他举了一个例子，国际私法说有海牙规则，但是他看不到海牙规则，找到了，也就简单提到一点，没有什么内容。这对刘丁教授的触动很大，我们辛辛苦苦搞国际私法，别人却感觉没有用。那天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他还在想这个问题，结果差点摔倒掉进河里，是我把他拉了起来。他对我说，我想把国际私法分开，分成两门课，一门国际私法，一门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就是这么来的。

　　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为分别开课做准备。首先要解决的是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在哪里，其次是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是什么。后来刘丁教授根据苏联关于国家法的一篇文章的精神找了两个标准：第一，调整的对象不同。国际经济法只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国际经贸关系，而国际私法调整的是整个国际民商法律关系；第二，调整方法不同。国际私法调整的方法主要是间接调整的方法，而国际经济法是直接调整的方法。

　　刘丁教授是把大国际私法区分为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第一人，正是他建议在全国的外经贸院校开设国际经济法课，有条件地招收国际经济法硕士生，授予硕士权，他的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刘丁教授有很多第一，比如说他是把大国际私法分成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第一人，是创建国际经济法课程的第一人，是最早招收国际私法研究生的第一人。这么多第一，他的历史地位谁也抢不去，所以我认为他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代宗师。

　　这三十年我们还出了很多教材。其中1981年七八月出版的国际私法(上下册)是解放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国际私法教材，也是第一部和经济法分开的教材，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原计划印3000本，当时的系主任李焕昌说印3000本哪里够，多印一些，于是我们又印了5000本。当时我们的外交人员出国必须每人带一套。当时外交部有一位女同志是我们人大毕业的，她一人就买了20套。这本书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我的一个研究生告诉我，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就见过这套书。

　　法学院院庆60年即将来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60年是一个甲子”，我想以后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有更大的进步，具有中国人民大学特点的国际私法教学和研究工作，明天将会更好！我们的国际法教研室会有新的骨干力量，中国特色具有中国人民大学特点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我们将重新完善和发展军事法学，开展新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全国政治、经济、教育事业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在学校争建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学的目标及规划下，在年轻有为的教师们的努力下，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中国人民大学特色的国际私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必将会更完善地向前发展，也必将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