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秦的家世

祖父李瀚章，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

叔祖父李鸿章，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父亲李经沣，李瀚章第七子；

母亲吴静宜，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富商 吴家的小姐；

丈夫张福运，庚款赴美留学的才子之一，曾在哈佛大学读法律，与宋子文同学，回国后当过北洋政府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后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

李国秦读书在中西附小和中西女中，中年皈依佛门，是佛学界密宗大师屈映光的衣钵传人，号意空法师，被尊为金刚上师。

李国秦的父亲是李瀚章的第七子，名李经沣（1881－1941），是晚清时的国学生，曾在陕西当县太爷，历任陕西长安、长武、富平、岐山等县的县官，所以给两个女儿取的名字都与陕西有关，大的叫国秦，小的叫国邠。民国后他没有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迈一样“不食周粟”，而是采取了务实的、灵活的处世态度，办过税务，还当过扬州扬子盐栈的栈长，这些都是世人视为“肥缺”的差事，可知日子过得很悠哉。他前后有过两位夫人，李国秦、李国邠的生母是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富商吴家的小姐吴静宜；继室诸咏琴是浙江诸暨人，生下一个儿子，就是现在香港国光船务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国光。

李经沣一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到了上海，可能跟李瀚章曾任浙江巡抚有关系。那时在上海的李家人主要集中住在两个地方，一处是虹口，一处是跑马厅以西（据说就在原先跑马厅的马棚附近）。李经沣虽说身处十里洋场，也一直都在官场上做事，但封建观念还很重，对女儿的读书并不很看重，而对女婿的要求则很高，所以尽管国秦、国邠姐妹都先后进入了中西附小和中西女中读书，但是中学还未毕业就不让读了，要女儿们呆在家里，等着人家上门来说亲。

嫁女儿李经沣是要看双方的“八字”的，“八字”不合绝对不行。除了“八字”还另有标准——他并不要求女婿有多高的学历，但要求女婿要有文采，要前来“应试”的女婿当面写毛笔字，当面草就一篇命题作文。那时李家的门风还是有不小影响的，被他开涮的女婿人选不知几何。终于，一个合适的人选被挑中了。他就是李家的安徽同乡、家境原先贫寒的桐城人马兆昌。

马兆昌的父亲是个精明能干的工匠，在桐城很有名望，但他不满足于乡间的小打小闹，受时代潮流的鼓动，怀揣着仅有的一块银洋闯了天津。他举目无亲，也没有熟人，就住在天津安徽会馆里，四处打零工。后来人家看他手艺好，就推荐他到大实业家、两江总督周馥的儿子周学熙的门下干活儿，这下他的才干才算有地方发挥了。他不仅手艺活儿干得好，算盘也打得极好，能用原始的计算方法，准确地算出建筑所需的各种用工用料。周学熙大喜，后来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自来水公司搞基建时，他成了主要功臣之

一，从此在天津扎下了根。马兆昌承继了父亲的数学细胞，聪明过人，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一手蝇头小楷写得简直就象是刻印出来的似的。李经沣看了非常高兴，决定敲定这门婚事。

可是事不凑巧，人好了“八字”却不行了，推算下来跟李国秦的“八字”“相克”！可是李经沣又舍不得放弃这样一个人才，于是大女儿不行就“出台”二女儿，结果李国邠就先姐姐嫁人，1923年，成了马家的媳妇。

李家的女儿是不愁嫁的，大女婿很快又有了最佳人选，他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后来当了宋子文的助手、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

张福运是山东福山人，运气的确不错，考取了清华大学预备班，与胡适、赵元任等一样，成为庚款赴美留学的才子之一。他在哈佛大学读法律，与宋子文是同学，回国后先是被北洋政府交通部看中了，当过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在北京交大当校长时，被李家的一个亲戚“抓住”了，他就是跟李家有多重姻亲关系的安徽寿州孙家的孙多钰（夫人李国筹）。孙多钰也是美国留学生，原先在上海，任沪宁、沪杭铁路管理局总办，后来到了北京和天津，当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开滦煤矿总经理、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是孙氏家族集团的后期主持人。他认为张福运是个人才，于是向李家老太爷推荐。李经沣与之见了一面，印象不错，竟一次性通过。1924年，已经35岁了的张福运，娶了22岁的李国秦为妻，两人相差13岁。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组织班底时，张福运喜得高升。那时财政部下属三大署：税务署（管税收）、关务署（管海关）、盐务署（管盐务），张福运当上了关务署署长，主管全国海关，顿时成了灼手可热的大人物。那时全国最大的海关就是上海的江海关，所以尽管财政部设在南京，而关务署却设在上海；第二大的是天津的津海关，所以天津他也经常要去。

因此张福运夫妇就在上海和天津两地都买了地，造了房子。在天津的房子是在常德道2号，占地六亩（解放后成为天津市委第二招待所）；在上海的房子建在复兴西路140号，一栋小楼，三亩多地，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解放后由政府代管，成为上海警备区部队首长宿舍），李国秦就成了这两栋豪宅的女主人。

李国秦与她妹妹李国邠的性格绝然不同。妹妹性情温和，遇事总是谦让，谋求大家一团和气，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而李国秦性格豪爽，快人快语，办事麻利，说一不二，遇事很有主见，除了婚姻必须由父亲作主外，其他一切事情均自己说了算。当上关务署署长太太的李国秦，并没有像一般的阔太太那样整天打麻将，摆弄首饰，泡咖啡馆。她很好学，上进心很强，深以没能获得中学学历为憾，于是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多读书，勤补课，还跟人学写字、学画国画，每周有好几次请老师来家授课。日子久了，她的一手毛笔字已经很漂亮了，惹得不少朋友都来向她求字。到她1949年离开上海时，她认为比较好的字画已经积至好几大箱，存在妹妹家，可惜在“文革”中全部化成灰烬。

当年张福运因海关工作需要，常携夫人出席一些有洋人参加的聚会，李国秦总是打扮入时，顾盼有仪，落落大方地用英语跟那些洋太太周旋，与丈夫的风度相辅相成。有时他们还要去香港办交涉，港督总是把他们请进当时最叫绝的半岛酒店，李国秦毫不怯场，进退有据，不几年就把香港世面上的人头也弄熟了。这对于那些没能娶上大家闺秀为妻的国民党高官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张福运官做得大了，风头出得足了，前来巴结的人家自然也多起来了，跟海关业务有关系的、没关系的，瞅准机会都喜欢往张家跑，靠不上张福运的，能把夫人“粘住”也是好的。那些年头，复兴西路140号那三亩多地，显得并不是太宽敞。

在来来往往的朋友当中，有一家人住在离张家不远的范园（华山路江苏路路口，现为解放军八五医院），主人是一家外国银行的买办，这家的女儿正在大学读书，长得聪明伶俐，也喜欢画画，画画得挺好，很能讨李国秦的欢心。两家相距不过两条马路，走动十分方便，小姑娘有时在张家玩得晚了，李国秦就留她住在家里。时间长了，李国秦就认她作干女儿，反正李国秦自己没有孩子，有个干女儿比没有女儿要强，出门总爱带着她。为她买吃的、穿的、用的，更是不在话下。

意想不到的事情渐渐发生了，认了干女儿并不见得比没有女儿强。问题出在张福运身上。张福运虽说是美国留学生，但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还很重，总觉得自己没有孩子，在人前脸上无光。日子久了，竟和妻子的干女儿粘乎上了。当干女儿怀上孩子后，他就安排她到老家山东福山去生养，他大概想，等孩子生下来既成事实，妻子也会承认这个事实的。

可是他想错了，他的妻子不是小家碧玉，不是可以随意摆弄的，平时日子过得很体面，夫妻相敬如宾，但是事情一旦超过了心理“警戒线”，那就成了怒目金刚。李国秦非但不承认这个事实，反而直截了当，宣布离婚！

那些日子不知有多少亲戚朋友前来劝说，劝李国秦要谨慎从事，主要理由是：“你若离开了张福运，吃饭靠谁去？你又从来没有工作过！”

而李国秦认为人活着不是光为着吃饭的，还有别的，还有精神生活。夫妻关系也是如此，精神死了，这桩婚姻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坚持离婚，谁说也不听。

张福运不想离婚，他不过是想孩子想得发疯而已。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对国秦说：“我离了婚生活没有问题，而你怎么办？你今后靠什么生活？”他知道按国秦的性格脾气，不会再嫁人。而国秦说：“我离开了你，照样能活下去。”

有趣的是，事实正如她所说。张福运后来活到95岁，无疾而终，已算高寿，据说是坐在一个沙发椅子上，永久地睡过去了。而李国秦，如今已经105岁了，还健在！

当然人们无法预料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李国秦的一再坚持下，在几个朋友的主持下，他们还是协议离婚了。按照协议，他们在天津的房子归张福运，在上海的房子归李国秦。可是事后张福运还是放心不下她，把天津的房子也划在她的名下了，时间在1947年。但是李国秦连上海复兴西路的房子也无兴趣再住，宁肯搬到愚园路久安村，跟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后来张福运的日子也不好过。1949年1月李宗仁上台当总统后，宋子文辞职，张福运也随之辞职了。后来宋子文要他一起去美国，他不去，那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争取他，海关里有很多地下工作者，联系张福运的是原先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的中共地下党员骥朝鼎。骥朝鼎把他介绍到新中国的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北京。他去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无法适应，出于种种考虑，最后还是去美国了。

出国时要办手续，填表格，在填“配偶”一栏的时候，张福运又为难了，毕竟二十多年的夫妻旧情难舍。犹豫来犹豫去，他再次找到李国秦，对她说：“只要你认下这个孩子，我的配偶仍旧是你。”但是李国秦冷冷地说：“现在你有配偶，而我没有配偶了！”

其实张福运的那个孩子很不错，长大后在美国爆得大名，成了美籍华人中著名的外交官。

——节选自《上海滩名门闺秀》，作者宋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