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和官员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做学问的学者能走过去实现一下自己的从政抱负；让从政的官员也能走过来享受一下学者更多的言行自由，去满足治学的理想

　　赵旭东，1982年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自198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民商法，尤其是法人制度、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8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赵旭东

　　2006年7月，我和另外两位高校教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挂职的副厅长。任命高校学者担任高检院副厅级的领导职务，是高检院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开创之举。

　　“文怕翰林武怕辖”

　　学者挂职，通俗地说就是学者从政或当官。我们三位此次被任命副厅级的领导职务，职级又比较高，由此自然引起了人们关于做学问还是当官价值选择的思考和议论。

　　古往今来，做学问、当学者通常都是十分清苦的，但现时的中国，作为大学教师的学者生活条件已经彻底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学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的独立，不必无条件地接受上下级规则的约束，有比官员更多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可以口无遮拦地对时政品头论足，可以周游讲学，自定行程。学者还可以佳作传世，青史留名，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如此，学者确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然而，必须承认，在中国，当官一定是更多人的追求。从历史到现在，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的国家。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早在两千年前就成为读书人奋斗的轨迹。记得在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的伯父虽读书不多，小学都没毕业，但却对我说过一句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文怕翰林武怕辖”，虽然此话文意与伯父话意并不完全切合，但其话意是无论文武，都要有实权，不可做教师。

　　其实，官本位在中国处处可见，大学要展示自己培养学生的成就首先端出的就是那些高级官员，在各种各样的会议、宴会、仪式、合影等位次安排中，官员总是位居尊要，有时甚至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泰斗级学者的位次安排还不及一位学生辈的年轻官员，只因其省部级或司局级的身份。在高等学府这块学术的园地，也同样充溢着官本位的浓烈气息，学校的行政化现象已是十分突出，学术资源的争取常常要借助一定的行政地位，一定的行政地位又会形成或强化学者的学术声望，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学者通常就被委任或争任相应的行政职务。

　　而在近些年出现的国家公务员热中，亦可看到当代大学生从其前辈和社会承继过来的官本位意识。在大多数文科学生的就业选择中，国家机关通常是首选的目标。为几个国家公务员的职位，动辄有数百上千的学子赤膊竞争，足见官员职位对他们的强大吸引力。

　　官本位的深厚背景必然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职业选择。古往今来，虽不乏对官场不屑一顾的清高雅士，但多数人还是不能免俗，当官还是人们趋之若鹜的追求，虽终能任官者寥寥，但却不能掩住多少人对官场的那份心底的向往和从政的抱负。

　　因此，这些年间，不少学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离开学术岗位，走向政坛。有的是通过干部调配被任命，还有的是参加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而当选。学者挂职其实还不算是正式的从政当官，只是短期性的任职。但也确有一些学者经由短期的挂职而转为长期的留任，人事关系完全转移。而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学者们对来自机关任职的机会和邀约多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在对我们三人挂职高检院的一篇媒体评论中，也曾有以下的评述：“时代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始终没有改变。贺卫方先生曾感慨，现代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在校园里面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守住自己的一点尊严。然而，再怎样自命清高、安贫乐道的学者，一旦接到中枢伸过来的橄榄枝，也是引以为荣，欣然接受的。”其实，对学者从政是不应见怪和不必贬责的，撇开我本人属当局者的利害关系外，作为中立的旁观者，我也会认为官本位既为中国社会之基本现实，除对高校行政化这种恶性发展的现象等应给予必要遏制和改革外，一般学者顺势而为，在与人、与己、与社会都有益无害时改行从政就是完全正常合理的，虽然不一定要鼓励大家群起仿效，但完全可以投以赞许和支持。

　　其实，立功、立言应无所谓先后顺序和位阶上下。站在更高的境界观察，学者、官员都是高层次的社会职业，都要求很高的知识素养和专业能力，也都各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无所谓高下，也不应分优劣，但如前所述，作为不同的职业和角色，学者和官员又确有其各自的职业要求和规则，人们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其自身的特点和专长，出色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称职的官员，而优秀的官员不一定能做出学问。

　　从功利的角度考量，学者与官员也是各有其长短得失、酸甜苦辣，拥有官员的地位和荣耀就要约束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要彰显个性和强调自由，就不能企望官员的地位和荣耀(不同于学者的地位和荣耀)，有所得必有所失，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多少学者因此生与官场无缘而抱恨，也有多少官员眼见学者的自由和潇洒而羡慕，“这山望着那山高”可以勾画出学者与官员相互向往的无奈心态，此事自古以来都难两全。

　　在学者和官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由此心生一希冀，为何不在学者和官员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做学问的学者能走过去体验一下为官的感受，去施展一下政务管理的能力，去实现一下自己的从政抱负。让从政的官员也能走过来享受一下学者更多的言行自由，去满足治学的理想。中国人太过追求单一事业的成就，太过看重终极的价值和目标，而往往忽略了多元价值和目标的追求，轻视了对人生经历本身的过程体验和享受，既往的传统都是一定终身，或者从政，或者为学，一经确定，往往终身不变，一条路走到底，生怕错走弯路，政界与学界、官员与学者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何我们社会的许多角色都已解脱终身制的枷锁，都实现了较为自由的流动，而学者与官员事实上的终身制却难以打破，学界与政界之间的藩篱却不能拆除。学者与官员间的角色互换，其实在西方国家早成惯例，习以为常。君不见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原来就是斯坦福大学的老师，跟随小布什进了内阁从政8年，任期届满又回到斯坦福去当她的教授，学者和官员的感受让她体验了个淋漓尽致。

　　当然这些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学者改行从政，甚至官至国家领导人的也有多位，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种流动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单向流动，而非可以再反向回流的双向流动。学者一旦从政，除非异常情况，否则就很难回头再做学者，虽然实践证明其完全不适合或不喜欢官员的角色。而官员改行当学者的更是稀少，不是其不想，而是一旦离开职位，就几乎断绝了再回返官场的路径。因此，一个学者或一个官员的改行就成为非同小可的前途选择，一次选择几乎就是终生的抉择，让学者改行从政也许不难，而让官员弃官治学，那多是走投无路的无奈选择。

　　改革干部制度的有益尝试和贡献

　　就此而言，学者挂职确是建立学者与官员之间身份互换、合理流动的一个积极尝试和探索。当然这种探索并不是从我们挂职才开始的，早在几年前，陈兴良、黄京平、阮齐林等教授就开始了挂职的尝试，只不过当时都是在基层检察院，而此次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层次上实行学者挂职。在我挂职过程中，也常有同事朋友问过是否有弃学从政的打算，不能说从没有这样的念头，但从各方面考虑，我都不认为这是适合于我的选择。对于挂职，我欣然应聘，但从未有过就此终止学者生涯的计划和安排。我想，这种身份的回转也许正是挂职最独特的价值。

　　我们三人的挂职任期初定一年，后又延长一年，任期届满各自都返回学校，继续做自己的教授，也不保留或享受什么副厅级的待遇。这的确是建立学者、官员身份转换机制的实质突破，开启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又一扇大门。在继续尝试和保持这种形式的同时，如果把它往前再推进一步，加以完备，将挂职期限与一般机关干部任期同步确定，并且实行全职而非兼职工作，任职期间和任职后给予合理待遇等，这种挂职完全可以演变成一种新式的领导干部任用制度和机制。它与一般的改行从政不同，它不再只是学者向官员的单向流动，也不是只能上不能下，职级确定就终身享受，更不是一定终身的永久性改变。

　　当然，这种身份转换和合理流动并不只是为个人发展进行的制度设计，就干部制度改革的制度价值而言，这种机制至少可以发挥两种主要的功效和作用：其一，建立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建立学者参政议政的多种渠道，实质性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二，选择具备政务能力和优良专业素质的专家学者进入国家机关，可以有效地改善国家机关的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其三，让长于理论思考、热爱教学科研的官员来到高校，给他们一个自由的学术平台和充足的研究时间，将其从政中的所思、所行及所得进行法理上的整理和提炼，弥补高校实务研究的不足并形成与其他学者互补性的交流，对己是另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于国家、社会何尝不是一种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