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0月16日晚，“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系列讲座第四讲在明法楼602教室举行，我院法理学教研室朱景文教授以“我看人大法学院三十年发展”为题，结合自己自30年来在法学院学习、工作的经历，为同学们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人大法律人团结奋斗，最终取得学院今日辉煌成就的历程。我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活动并点评，活动由院党委副书记郑小敏主持。 郑小敏副书记首先向同学们介绍朱景文教授于1979年考入人大法学院，亲身经历了30年法学院从平稳发展、快速发展到走向辉煌的历程。朱景文教授所亲历的这30年是法学院60年发展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而朱景文老师作为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幅生动形象的人大法学院的发展画卷。 在介绍法学院30年发展历程之前，朱景文教授首先特别强调了学院老一辈法学家在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所起的开创作用，指出法学院今天的辉煌成就离不开老一辈法学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接下来，朱景文教授结合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朱教授将这30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法学院依靠老一辈法学家50年代以来奠定的扎实基础，各学科都得到了发展。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2005年，人大法学院抓住各种机遇，在中国法学教育界取得了非常突出、骄人的成就。第三个阶段从2005年至今，人大法学院在国内法学院之间的竞争中狠抓队伍建设，练内功，在新的时期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讲述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朱景文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作为复校后法律系第一届研究生考入人大时，在十分艰苦的学习条件下，学生们珍惜时间，刻苦阅读的场景，而自己现在的理论基础就是在当时通过扎扎实实阅读经典著作打下的。他还介绍到，在当时为法律系学生授课是孙国华教授、高铭暄教授、许崇德教授、王作富教授、张晋藩教授等非常著名的法学家，自己非常有幸在成长过程中直接接受这些中国法学界泰斗的教育。 谈到人大法学院在当时全国法学界地位，朱景文教授为大家展示了他特地带来的一套80年代初由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法学教材。在这套教材中，许多教材的主编、副主编都是人大法学院的教师或者毕业生。从当时这套统编教材就足以看出人大法学院80年代在中国法学界的地位。在提到人大法学院的学术地位时，朱景文教授讲到博士点是现在衡量一个法学院的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在当时设立博士点完全依靠一个学院的学术实力。1984年法学院就设立了第一个博士点——刑法学博士点，由高铭暄老师作为带头人，而高铭暄老师也于1983年在法律系第一个被评为教授。到1986年时，法律系又拥有了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三个博士点，分别由孙国华教授、许崇德教授和佟柔教授领衔。朱景文教授强调，老一辈法学家作为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奠基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始终以书为生，勤勤恳恳，法学院今天的成就是与他们当年的开创性贡献分不开的。 朱教授还提到，老一辈法学家对学生十分关心，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提携与培育，使得今天法学院的中青年法学家能够迅速成长。此外，中青年法学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有较多的机会出国进修，开拓了眼界，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当时要求教授到一线为学生授课为这个时期法律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谈到第二个阶段，朱景文教授指出这是人大法学院在已有基础上向前跨越的关键15年。这个时期各个学校都在进行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学院采取以老带新的策略，特别是在曾宪义教授的带领下，人大法学院取得了一些关键的成就，抢占了一些制高点。此外，在这个各法学院校激烈竞争的时期，人大法学院还为其他学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对其他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朱景文教授还强调，人大法学院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一种合力，大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学院的利益为依归，形成了一种整体优势。说到学科发展情况，他介绍到，这个时期法学院延续了80年代中青年力量迅速成长的势头，在刑法和民法两个学科形成了相对明显的学科优势，而其他学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得人大法学院在国内法学院当中建立起齐全的学科体系和整齐的教师队伍。朱教授还提到，在这个时期，法学院除了军事法学之外拥有了所有的法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并在04年教育部全国第一次学科评比中取得了全国第一的成绩，这些都实实在在反映了人大法学院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地位。 并且，在这个阶段，人大法学院在外事活动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就。我们先后举行了中美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欧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日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特别是2000年，人大法学院举行了21 世纪世界百所著名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出席。 随后谈到法学院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他说，为提升竞争力，法学院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法学院积极引进人才，许多学科都引进了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了学科的实力。另一项措施是提高国际化的水平，法学院从国外一流大学博士中引进人才，打开了眼界，学科的梯队结构也发生了有益的变化。此外，朱景文教授还介绍到法学院近几年来打破了“近亲繁殖”的状况，在一个教研室中有来自不同学校、师从不同导师的教师。而教师之间由于研究的方向和理论的不同，相互沟通，观念互相碰撞，这对学科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这个阶段法学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和成就。人大法学院在04年和09年两次教育部评比中获得第一，07年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刑法、民法、宪法行政法、法理学被评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在此基础上法学被评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我们拿出了一些在国内相对认可的“拳头产品”。他还提到，05年以来，70后的人大青年学者开始初露锋芒，这是令人兴奋的，他们是人大法学院未来的希望。 接下来，胡锦光教授进行点评。他回顾了朱景文教授的演讲，并将朱景文教授对人大法学院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总结为三点，即师生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和传帮带传统；积极思考学院发展，把“蛋糕做大”；学院内部相互团结，形成一种合力，大家积极向上。胡锦光教授还希望在座的同学给学院多提宝贵意见，使法学院能够在未来真正成为“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学院。 最后，胡锦光副院长代表韩大元院长和林嘉书记向朱景文教授赠送了纪念品，主持人郑小敏副书记总结活动并希望在座同学从讲座中吸取营养，获得收获，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珍惜机会，努力成才，和人大法学院共同发展。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今后一定要继续奋发努力，争取为学院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曹昊辰）
第四讲朱景文：我看人大法学院三十年发展
主讲人：朱景文教授
时间：2009年10月16日
地点：明德法学楼602模拟法庭
特邀嘉宾：法学院长副院长胡锦光教授
主持人：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小敏
郑小敏：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是我们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的第四讲，我们荣幸的邀请到朱景文教授给大家讲30年在人大的经历，他是79年考入人大法理学研究生，到现在正好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法学院60年里发展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法学院从平稳发展到快速发展，到走向辉煌的阶段，朱老师是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朱老师的介绍我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幅生动形象的人大法学院发展的画卷，现在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朱老师做报告。
朱景文：谢谢小敏书记，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讲台上，谈谈人大法学院的发展。小敏和我讲的时候，本来我想，我这个人何德何能在这里讲人大法学院的历程呢？老一辈的法学家多得很，讲座的第一讲孙国华教授是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是人大法学院刑法学科的奠基人，对人大法学院的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还有许多老教授。后来他说，我们需要找不同类型的人物。我想，我能代表的只能是改革开放后，或者说我们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现在说新一代，实际也不新了，我在人大已经30年了，进校的时候30岁，现在已经过了60岁，马上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我也想借此机会把我在这30年当中，自己的经历，我在人大学习以及工作期间自己的一些感受，特别是我自己在我这个学科法理，往大了说是整个法学院，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一谈。
确实，我们人大到现在有许多东西值得自豪的，罗列起来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50年代的时候，老一辈的法学家开创的。没有这个起点和基础，你谈现在的辉煌，从何谈起？一个法学院发展到现在，没有过去根本不可能。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点都不假。我后面会谈老一辈法学家怎么奠定了人大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基础的。
我想就这30年，是不是可以大体上分三个阶段，从70年代末，我们人大复校，招第一届本科生、第一届研究生，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这个阶段由于有50年代的基础在那里，各个学科的发展，依赖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在50年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1990年以后，到2005年，大家如果了解人大法学院历史的话，是曾宪义老师做我们法学院院长，从90年到05年15年的时间，法学院在各个方面，由于各种机遇抓住了，在整个法学界、法学教育界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这不仅我们自己骄傲，其他法学院也承认正是这个时期人大发展起来；然后是05年以后，曾老师退下去了，做我们法学院的名誉院长，王利明院长上来了，09年韩大元院长上来了，这就是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有新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某些优势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显眼了，所有的学校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大家凭实力竞争。以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成为过去，必须在新的时期做新的贡献。我们不说什么国际领先，在国内，真正在各个法学院的竞争中能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
下面我先从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谈起，谈谈法学院的发展情况。这个时期，就法学院的领导来讲，经历了三届。我刚进校的时候，李焕昌做法律系主任，之后就是高铭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是谷春德教授。我是79年作为法律系的第一届研究生入校的。当时就学生来说，情况各式各样。大家知道，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积累的毕业生有多少，77年、78年，中间停了十几年，一下子积压下来了许多学生。我过去是北京四中毕业的，文革当中恰恰是北京四中，这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当时高三五班就是我们学校的周孝正所在的班，他比我大一届，我是高二2班的。当时是高三五班和女一中的高三1班两个班共同写了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后来由66年开始一下到77年，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是多少人，一代一代，我们叫做“老三届”，文革期间高中三年，初中又是三年，就是六届的学生，然后加上老三届之外的，69届、70届的，可以想像，一届一届。大家现在都知道高考竞争厉害，在当年77届、78届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当时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也好，还是研究生也好，他们的那种心情，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对学生真可谓如饥似渴，因为机会非常难得。就我们研究生来讲，当时研究生的情况更复杂了。报考研究生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有所谓老大学生，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大学的那部分大学本科生，从66届一直到70届，还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这是一批人，这些人考研究生时都是40多岁，最年轻的70届的本科生考研究生时也都快35岁了。还有一部分就是文革期间上大学的所谓工兵大学生。再有一批当年考上大学的本科生，大学一年级，刚刚考上，当时有政策，刚录取的大学生作为同等学力允许报考研究生；还有就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当时也30岁左右了，作为同等学力报考。我们同一个班里，年龄差距很大，研究生的差别更大了，有20多岁的，有40多岁的，老婆孩子也都有了，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在那种情况下，好容易得到一次学习深造的机会，非常非常珍惜。
我记得刚进校的时候，当时人大的校园环境和现在根本没法相比。我们进校的时候，住在现在的灰楼里，我记得是217教室是我们法学院（当时叫法律系）的学生和农经系、国政系的学生，当时住了十几个人，上下铺，条件非常艰苦。从学习的情况来讲，尽管条件很苦，但是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非常珍惜时间。书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多，现在是知识爆炸，很多东西你从网上搜吧，研究一个问题，打上一个关键词，文章都出来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最发愁和最欣喜的就是书。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人大新华书店购买黑格尔的《小逻辑》时人头攒动的情景，也还记得经过反复辗转终于找到达维德的《当代世界法律体系》的英文本一书时的那种欣喜。现在回顾当年的情况，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我现在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条件下一本书一本书的抠出来的，书不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些马列的东西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习的。当时安排的课程，哲学原著，包括《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济学原著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三卷，老师一本一本地讲。现在我们好像这类课不再上了。当时确实给自己打了一个很好的扎扎实实的读书的基础。我还特别记得，我们是法理的学生，第一届一共就2个研究生，各个专业学生一共7个人，人很少，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我们学校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停了十年，十年间到干校去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机会，重新上讲台，那种心情和我们学生如饥似渴学习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现在被称为法学界的泰斗的人，他们不但是人大法律系的台柱子，而且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泰斗。给我们上法理的是孙国华教授，讲刑法总则的是高铭暄教授，讲刑法分则的是王作富教授，宪法是许崇德教授，民法是佟柔教授，法制史是张晋藩教授，人大的这些台柱子全都在这里。非常有幸，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法学界最有权威的这些教授直接给我们上课。
当时人大的水平怎么样？在全国法学界的地位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辉煌和过去的底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想在那个年代，怎么客观地评价一个法学院？在80年代初期，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委员会曾经编辑了一套法学的统编教材，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建国以来第一套法学的教科书。谁做主编、谁做副主编，是凭学问说话的，并不是现在和谁有什么关系就做主编，绝非如此。当时各个大学除了个别学校自己有教材之外，法学各个学科都没有教材，要保证法学教育的质量，司法部决定集中全国各个高校的最好的师资，编写第一套统编教材。从主编的情况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大法律系的实力。这里我带来了当时的一些统编教材。这是81年编的《民法原理》，我系佟柔教授主编，赵中孚教授是副主编，可见当时人大的民法在法学界的地位；《法学基础理论》，就是现在的法理学，主编是我们的孙国华教授，副主编是沈宗灵教授，是北大的，非常有名的教授，沈宗灵教授的特长是现代西方法哲学，是比较法，孙老师的特长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是人大的优势所在；《刑法》的主编是高铭暄教授，我国刑法的台柱子，人大的一级荣誉教授，副主编是马克昌，是50年代和孙老师一届的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终身教授，王作富教授是撰稿人之一。现在所形成的刑法学科上的优势地位，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的，虽然我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北高南马”，所谓“北高”就是高老师，“南马”和人大的渊源关系非常深。前几年我们刑法学科发生了一些变动，似乎刑法基地放在哪儿都成了问题，陈兴良讲了一句公道话，高王在哪儿，刑法基地就在哪儿。这是凭实力，大家公认的。没有公认的实力，单靠搞关系是不成的，不是那回事。《宪法》吴家麟是主编，同样也是我们人大的毕业生，50年代最早的毕业生。许崇德老师是副主编。《中国法制史》的主编是张晋藩，当时还在人大，后来调到法大，做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
不仅仅是核心课程，刑法、民法、法理、宪法、法制史这样的核心课程是人大的老师做主编、副主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课程，《劳动法学》主编是关怀老师，国内最早研究劳动法的就是他。《婚姻法》的主编杨大文老师，也是民法教研室老一代的教师。还有《继承法》，主编仍然是佟柔老师。《继承法》在80年代初期还没有，是在86年编写的，主编是佟柔，撰稿人佟柔、刘素平，还有当时年轻一代的龙翼飞老师。这是客观的、实实在在地反映学科实力的材料。人大法学院，如果没有底蕴的话，没有原来的基础，何来现在的辉煌？我想当时这套统编教材足以看出人大法学院在80年代那个时期的实力究竟怎么样。我们现在说我们取得了国内领先的地位，但基础的东西、根子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人大法学院的学术地位还可以从博士点的情况来衡量。博士点是现在衡量一个法学院的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的指标。过去的博士点很少，凤毛麟角。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体现自己的学科实力，利用各种关系跑博士点，甚至省里的大员都出面帮忙，为此还打起了官司。当时绝非如此，如果不拿出真货，绝对不可能。法律系的第一个博士点是刑法，是84年评的。当时人大法律系就这一个博士点，带头人是高铭暄老师和王作富老师。高老师也是我们系第一个评的教授，是83年评的教授，现在评一级荣誉教授的一个条件就是83年的教授，我们法学院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博士点就是刑法，人大刑法人特别骄傲，有这个本钱。到了86年，第二次评博士点，这个时候，法理，当时是孙国华教授，我们现在介绍法学院的各个学科情况，法理学科博士点的创始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宪法是许崇德教授，民法的佟柔教授。第二批的时候，即86年，已经有了四个博士点：宪法、法理、民法、刑法。为什么现在人大是这四个重点学科，8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博士点了。我好几次和我们韩大元院长说，就是他们几位人大的荣誉教授，确实对我们学校法学院的发展取得优势地位，在学术上有奠基性的作用。今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种成就，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开创性的贡献的话，根本不可能。
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靠什么搞关系，而是扎扎实实做学问，这是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和他们接触，和我们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奠基人的接触，共同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孙老师和我是师生关系，他是我的导师，我过去经常到他家去，他不会和你说别的话，拉家长里短，说两句话，马上就转到学问上来，他的兴奋中心始终是学术。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虽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时候也和高铭暄教授有接触。几次接触比较长的时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学讲课。城市大学的学员水平，理论水平、汉语水平都有问题，在一些人看来，这么大牌的教授，对付这样的一些学生，讲稿都不用看的，完全就可以把教学应付下来了。但是我们一起在城市大学讲课的时候，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屋子里，我发现老人家在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到外面买东西什么的，根本不去，根本不关心，这些事他一点都不关心，整天就是看书、备课，认认真真去准备，一个一个案例，一个一个最新的知识在那里研究。这是一种人品上的榜样，人格的魅力。
话又说回来，人大的这些老师们，包括老一代在内，我发现没有几个做官的。从老一代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这样，真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始终以教学科研为生，教书育人。这一点，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过去讲，身教胜于言教，你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学生自然会看到。不在于你说什么，而是看老师的兴奋点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学生说，朱老师一天这跑那跑，飞来飞去，心思不在教学科研上，你自己就这样，你给你的学生、给你的下一代是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学风问题、院风问题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风，自己就浮浮躁躁，自己就不看书，怎么培养出好的弟子？我觉得我们法学院老一代的教授给我们的就是“他们在做学问”，他们靠做学问而成大家。
还有一个我的体会，一个学校学科能够发展起来，科研能够发展起来，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梯队结构。而我们的梯队结构，我们说老一代教授，刚才说的佟老师、孙老师、许老师、高老师、王老师等等，他们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那里，怎么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能够传承下来？这是一个问题。现在一些外校的老师也深有感触，他们说，你们人大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那样一种提携、培植是我们都羡慕的。比如佟老师对王利明、刘春田、史际春这样一些人的提携，高铭暄老师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大之所以强，第一届、第二届所谓的四大博士，赵秉志、陈兴良、周振想、姜伟等，许崇德老师对韩大元、胡锦光的提携。我在《法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孙老师一起，他对自己的弟子是非常关心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人大法学院中青年这一代，或者说80年代前后毕业的这样一代，相对来讲，这些老的教授给我们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确实是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前进。前几年，朱苏力他们搞了引证率的调查，其中一个结论是，看来人大的这些中青年一代的学者出道比较早。为什么出道比较早？这和老一代教师的提携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家也知道，孙老师那一代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基本上都退休了，现在站在第一线的或者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大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一批人，而这样一批人正是在他们直接的提携、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据说前些年有人还专门研究人大人才的培养计划，人大的人才为什么能够起来？王利明、赵秉志怎么起来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从学校、法学院，尤其是从导师这一级上，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总之，人才的培养计划，中青年这一代之所以能够起来，和人大这样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和老一代也是有差别的。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机遇，碰到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些机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去出国进修，从而打开了思路。能够跳出国门，把中国放到世界当中去研究，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大家想一想，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不仅仅是人大，包括其他学校，50岁、60岁左右这样一批人，在各个领域中有所建树的，基本上有这样的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在国外进修，了解世界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中的发展。当然在80年代，我们的机会相对还不多，当时的机会主要是一个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这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美比较好的大学法学院的交流，派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学习。我们法学院也有不少的老师参与了。与此同时，到欧洲和日本也都有类似的项目。这确实给我们打开了眼界，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就我个人来讲，我82年毕业，一直在法理教研室工作，做过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没有资格在人大的讲台上去上课，和现在不一样。当时那些讲课的位子基本上是老教师的，要保证质量。而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先到其他的学校去，我当时到石家庄的一个学校讲，之后又到深圳大学讲，说得通俗点，先把嘴皮子练溜了，再回到人大讲课，保证人大一线教师的教学质量的问题。我记得毕业不久，还做过一段助教。而现在，这些环节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件憾事。现在一方面，要求教授第一线教学，一个教授不给本科生讲课，按照教育部的某些文件规定不能做教授。但是另一方面你让教授到本科的第一线讲课，那些副教授怎么办？讲师怎么办？他们的课上哪上？现在不一样，学生成十倍的增长。当时我们研究生7个人，本科生50人，现在人大法学院各个层次的学生3000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拿旧的方法套到今天就合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无论过去、现在都是如此。
70年代末到90年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说人大在法学各个领域当中的地位、基础，基本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确实是靠老一代的法学家多年辛勤的努力，在学术上的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我们的基础。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人大法学院现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再讲讲第二个阶段，从90年到2005年。这十五年就是曾宪义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后来到了96年以后，做法学院院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个班子延续了15年的时间，这15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无论是对个人来讲，对法律系来讲，都不是短的时间，这是人大法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15年，尤其是90年代，各个学校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但是由于各个学校采取的政策不同，有的老的下去了，到了年龄就退，然后新的上来了，北大差不多就是这样，法大、其他学校都差不多，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学院采取的是一个相对新老交替，以老带新的这么一种策略。
一些外校的朋友经常说，你们人大上来就是这个时期，其他的学校都是以老换新，你们是曾老师带着一帮年轻人，而别人在不断的换，而人大年轻的换一些，曾老师一直在这里。曾老师在，那些老的关系，比如说司法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学会经常和他接触，所以就使人大有了在队伍上，在管理机制上等等方面的优势。在一些关键的岗位上，人大争得了先机，或者抢得了一些制高点。90年代刚刚建立的法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曾老师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还有一个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曾老师当时也是委员会的主任。再有就是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的主任，这样一些非常关键的岗位。
人大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实质上，我们觉得人大对其他学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他学科我不太熟悉，就我们法理而言，吉林大学现在很强了，是基地所在地，重点学科所在地，在当时起步的时候，现在的一些学科带头人，如法学院的院长姚建宗，基地的副主任黄文艺，当时都是我们的研究生，张文显现在是NO1，他之前在人大法理学兼任博士生导师。南师大也是法理学专业的重阵，但是他的老师最好的基本都是来自人大，前任校长公丕祥，现在是江苏高院院长，现任副校长夏锦文，校科研处长刘旺洪等都是人大的研究生；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丰是人大的兼职博导，政法室副主任张恒山是我们的博士。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黄建武是我们的博士。社科院法学所这些年不少人调到人大，但是我们的一些优秀毕业生也到那里工作，比如现在法理学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员胡水君，副研究员冉井富、陈根发等都是我们的博士。在全国法理学发展中，我们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兄弟院校对我们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再有，这个时期，从90年到05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曾老师过去多次讲的，人大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各个学科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一种合力。大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学院的利益为依归，把自己做大做强。无论是从一个学科而言，还是从整个法学的发展而言，都是如此。在一个学科领域当中的学科带头人可能强一点，但是不是所有研究方向他都强呢？未必，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强，但是未必在所有的方向都强。就整个法学而言，更是这样，从全国来讲，人大可能在某一些学科领域比较好一些，但绝不是说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比如说法理学，我们比较强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法社会学、比较法等领域，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强？未必，人家服你吗？不一定。你现在想找一种全能的Super Power式的领军人物，时代不一样了。曾老师讲得非常好，强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克服下去。在这个时期，曾老师的班子也换了好几届，我在93年到96年做过法律系的副主任，兼任过党总支的书记，也了解一些事情。曾老师这个人看重的事情、看好的事情，会非常用心去谋划、狠下工夫、很下本钱去做，把法学院的荣誉问题、发展的问题看成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作为他的副手帮助他工作，觉得有些地方不尽情理了，有时候半夜二三点给你打电话说事，早上5点多给你打电话，有时候尽管有怨气，觉得不公平什么的。现在回头来想，都是为法学院好，这是最终的目的。相比较而言，有些学校被内耗所拖累了。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牵制我，我牵制你，没有把学校的利益、法学院的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利益，你自己都没有拧成一股绳，说争第一是不可能的事。
从90年到05年这个时期，我们延续了80年代的中青年的力量迅速成长的势头。在刑法和民法当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学科优势。其他学科，宪法、法理、诉讼法、经济法、知识产权、国际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时期，在国内法学院当中，我们相比是学科最齐全、队伍最整齐的学校，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法学领域。我们说看一个学校队伍是否有实力，往往要看老中青三代人。有的学校的发展完全是靠调人，这个学科不行我调一个大腕过来。实际上，绝不是这么简单。现在你拿一个教研室作为麻雀来解剖，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教研室，尤其是传统法学领域的教研室，三代的力量很明显，没有断层。尽管，我们说我们法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风波，大的或者小的风波，但是我们各个学科领域的基本队伍没有断档，绝不是像有些学校人才大量的流失，一个人走了，这个学科一下垮了。在人大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基本队伍在那里，老中青三代人的基本队伍在那里，这是人大法学院强盛的重要表现。
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学术上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一个是在原有的那几个学科的基础上，在80年代我们有4个博士点：法理、宪法、民法、刑法；到了90年代，所有的学科，首先是法史、诉讼法、经济法取得了博士点，之后有了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在国际法和环境法上，也取得了博士点，除了军事法学之外我们都有了博士点。后来教育部04年做了全国第一次学科的综合评比，人大法学院取得了全国第一。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结果，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人大法学院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人大法学院在外事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后举行了中美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欧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日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特别是到2000年，人大法学院建院50周年，举行了世界百所大学法学院院长会议，李鹏委员会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个法学院能够把李鹏请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当时人大是风光无限，好事基本上是我们拿了。
我93年到96年做法律系副主任，分管外事这一块。有一次我陪哈佛大学法学院现在的副院长安守廉教授参加人大法学院的聚会。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节目，把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员请到台上来，给他们献花，做大蛋糕。结束之后，安守廉激动地对我说说，这实在让我感动。你知道，退休在我们美国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人慢慢的退出舞台，没人理了，而你们这里给他们很高的荣誉。我不是说人大的一切都是好的，人大官僚主义的东西，或者官气的东西也是很厉害的，社会上的批评也很多，但是这一点，尊老爱幼，团队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人大的法律人，我们感到很骄傲。
我在96年、97年到美国去，做富布莱特的访问教授，之后就不做行政工作了，专心理论研究。行政工作花费精力很大，不可能全身心地研究学术问题。从美国回来后02年写了一本《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获得了北京市和司法部的两个一等奖，以后也获得了不少科研奖项。当时很感慨，如果我继续做行政工作，我是不可能认真写出这本书的。做行政工作，很多的东西都要投入，要真正认真做的话，对自己做学问肯定会有影响。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阶段，2005年到现在。
这是我们王利明院长和韩大元院长主政的时期，就是当下。曾老师退据二线以后，说句实在话，所有的学校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各个学校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为此，我们法学院采取了许多的措施。
一个是王利明院长上来以后，采取了一个措施，即引进人才。我们不是像其他学校一样完全没有基础，我们是锦上添花，把某一个学科搞得更大更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许多学科都引进了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法理我们引进了张志铭教授，曾经是社科院法学所法理室的主任，后来调到检察官学院做副院长，法史也是从社科院引进了马晓红教授。刑法前几年发生了一个变故，原来刑法实力非常强，变故后我们引进了戴玉忠教授，国家的大检察官，刘明祥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的嫡系弟子；民商法曾老师做院长的时候就把杨立新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引进来，还有张新宝，这是社科院的，是佟柔老师的学生；诉讼法引进了陈桂明，这是民诉法中的NO1，《中国法学》的主编。国际法我们引进了余劲松，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国际经济法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公法的朱文奇教授、邵沙平教授。这些措施在许多的学科领域确实加强了学科的实力。
然后的一项措施是提高国际化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王利明院长、韩大元院长这些年反复强调的，也是落实学校提高人大的国际化水平的战略。我们主要是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博士中引进人才，从而使学科的梯队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他学科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以法理学科为例。我们引进了余履雪，北大博士，法国巴黎一大博士后；最近我们引进了张龑，德国吉尔大学博士，再加上范愉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法学博士，叶传兴是美国天普大学硕士。我们教研室的许多教员都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研究经历，所以我们说打开了眼界，你不走出去，走向世界，永远在国内范围内，在学术上很难做出更大的成就。
再有一个，我们觉得这些年的一个发展是打破了“近亲繁殖”的状况。刚才说我们好的地方，人大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传帮带，教研室的梯队结构非常明显，而且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看很清楚。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近亲繁殖”，教研室的结构大部分都是人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在许多教研室里都是这种情况。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不存在学术上不容易沟通的问题，都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但是现在，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法理学科现在12个人，4个是北大的，张志铭、余履雪、张龑和曹磊，8个人大的，这样的一种结构，相互沟通，相互碰撞，观念很可能不一致，研究的方向和理念可能不同，但是这种碰撞对我们学科今后的发展只有好处，尤其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过去我们总有一个观念，觉得我把我的东西传给我的弟子，能够保持我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在这个教研室以后传承下来。实际上，我真是想，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呢？更不必说弟子和你的观点不一致、乃至反对你的情况多得很，何苦呢？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从学科本身的发展来看，你把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流派集中在一起，大家共同的努力创造新的更好的学术环境，有什么不好呢？利明院长、大元院长都强调这个。在教育部的评估指标中也有是否是“近亲繁殖”。对法理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人大、北大都是很强的碰到一起，有什么不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引进的国外的一些人，洋博士回来，国内我们也想把符合条件的引进了，比如说搞中国法律思想史、新儒学的。
05年以后，我们法学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就。04年的时候教育部第一次评估，人大法学院获得了第一。0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评估，我们同样名列第一，人大第一，法大第二，然后是武大和北大第三，大体上是这样的格局。同样，从我们法理学科来讲，我们也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在国内比较能够站得住脚的。比如《比较法的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研究》、《集团诉讼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立法学》等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各奖项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我想，理论历史的学科，更多的是需要你坐冷板凳，你坐得下来，不被外面的形势和吸引人的东西所左右，要坐得住。我们看人的标准也主要是看这些方面。你坐不住，尽管你口若悬河，尽管你在短期内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但也就是昙花一现。现在外边吸引人的东西很多，从政从商，总比你整天“爬格子”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我自己感触很多。在抗战的时候，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个比喻可能不好，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给学者，不能给我们的学生创造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尽管这不仅仅是老师的问题，是社会风气，但也与老师相关。不唯书不是不看书，尤其是对一个学校，不看书怎么能行？人大要发展，人大法学院要发展，没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读书、研究问题的氛围和风气，别的都扯淡。有的外地的学校，法学院整个的氛围，包括一些很好的法学院，整个教师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怎么做研究，吸引他的东西是怎么打官司，怎么到律师事务所挣钱。但是你做教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我们在05年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重点学科80年第一次评比，02年第二次评比，07年人大被评为一级重点学科，现在全国有三个，北大、人大、法大。我们的二级重点学科的数量和北大一样，法理、宪法、民法、刑法，北大是法理、经济法、国际法和刑法。近年来人大青年学者开始初露锋芒，这是我们很兴奋的，是人大法学院未来的希望，当然路还很长，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人大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传统继承下去。
我拉拉杂杂的讲了很多，很多都是个人的一些感受，一些材料不见得准确，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郑小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副院长胡锦光教授，胡老师也是79级的本科生，二位教授肯定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故事，也有很多话要说，请胡老师点评。
胡锦光：朱老师好，各位同学好，刚才朱老师很谦虚的说，他没有资格讲人大法学院的30年，我觉得朱老师是最有资格来讲的，他是79年入学，当时已经而立之年了，在30岁之前是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在人大念书之后到法学院，一度是我的领导，他是法律系的副主任、党总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比小敏要高一个级别，小敏是副书记，朱老师当过书记，以前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最有资格对人大法学院30年来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概括的。
恰恰是我没有资格对他今天所述的内容进行点评，我虽然也是79级，但是我读的是本科，而且我在念书的时候年龄比较小，19岁，他是30岁，和他差了十几岁，我当时见到他应该叫叔叔。朱力宇和我同班，也是30岁，他经常让我叫他叔叔。他18岁当兵，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一个小学生见到解放军肯定叫叔叔，这么一看也是成立的。
今天朱老师讲得很好，我不是点评，谈点感想。今年也是我到人大法学院30年。人大法学院为什么强大，并保持到现在，原因在哪里？朱老师今天概括了其中一些原因。一个原因是人大法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优良的传播是传帮带。刚才朱老师也讲到了“近亲繁殖”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你不“近亲繁殖”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刚刚大学复校，中国大学刚开始恢复招生的时候，人大法律系教出来的学生，优秀人才不留在人大法学院，法学院从哪里要人才呢？中国没有地方有人才了，都在人大法学院，他不可能不留自己的学生。我们今天的中国法学院已经有630所，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大批的优秀人才远渡重洋到其他国家去学习，我们到德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到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当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人大法学院的老教师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优秀，传帮带。刚才朱老师讲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的统编教材，我到人大念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教材，书店里买不到教材，人大法律系也没有教材。所谓有教材，就是老师自己编的油印的教材，我们学的很多的课程都是油印的教材。民法当中，最有名的教材是佟柔教授编的《民法原理》，在中国学民法的人这本书是当做圣经一样学的书。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由司法部统一编的教材，在这上面有你的名字出现你就是权威了，更不要说是主编或者是副主编了，尤其是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如果在这里有名字，将来肯定是大牌。我们法学院，王利明副书记是最早在这里出现名字的，我们都万般羡慕，这是以后备干部接班人的姿态出现的。刚才朱老师讲，主编有多少，副主编有多少，在这里当个作者、撰稿人就了不得了。我们法学院的老教师对自己看中的有培养潜质的学生提供机会，现在有学术成就的人都得到了老师大力的提携，没有老师的提携没有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老师的态度，也能够看出老师当年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佟柔老师的塑像就在旁边，这个塑像是王利明当院长的时候立的吧，也说明了王利明对导师的一份恩情的表达。韩大元当院长还没有立他的导师，他的老师还在，身体还不错。没有立别人的，就是佟柔一个人的，校长也可以说是有点以权谋私，也是表达他内心里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赵秉志走了，如果他在人大，对高铭暄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对高铭暄老师是全方位的照顾，高老师喜欢唱京剧，赵老师在北师大，高老师唱的时候，赵秉志请一个班子来给他伴奏。当时赵秉志老师在人大不是院长，说了不算，高老师只能在这里清唱。从这里可以反衬出来，老师对学生怎么培养，学生才有感恩之情。正是因为有传帮带，人大法学院的中坚力量在国内同代人当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这是人大法学院保持强大的经验。
第二个经验，人大法学院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做强做大。把蛋糕做大，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人大法学院也不例外。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不同的帮派，也有矛盾。矛盾怎么化解？年轻人之间当然也是有矛盾的，评职称早晚、得到的好处多少，但是这里如何化解矛盾，最主要的是做强做大，把蛋糕做大，大家分的份额就多起来了。如果蛋糕还是这么大，有很多人来分，肯定会打起来。所以朱老师讲了，在曾宪义老师当院长的时代，人大法学院的蛋糕突然做大了，而且很大，不仅仅在中国法学界里大，因为曾老师的辈份、声望和政治谋略，使得曾老师在法学界领域里取得了无人代替的地位，一个领军的统帅的地位，不仅使得中国法学的蛋糕做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中国法学的蛋糕做大了，法学院在中国法学的蛋糕里相应就大了。大了不仅是我们法学院在全国法学界里的蛋糕大了，我们也可以看出，人大法学院从我的经历的过程来看，在人民大学的蛋糕里也大了。我念书的时候，人大法律系在人民大学里是不怎么样的一个系，最牛的是当年的工经系，相当于现在的法学。现在的法学牛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一个人给我讲一个事情。有个人劝另外一个人好好读书，争取考上人大法学院。什么好处呢？考上人大法学院的研究生之后，你在人民大学里就可以横着走路，这就是好处。为什么今天这么牛？我问讲笑话的人，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横着走路，我是教横着走路的人，我要怎么走？抬着走。
人大法学院的蛋糕做大了，在人大里绝对是王牌学院。在当年，做不到这一点，在曾宪义院长时代，人大法学院不仅在全国影响扩大，而且在人大的影响扩大了。这是第二个经验，怎么能够把蛋糕做大。
第三是因为蛋糕做大了，内部相互团结，形成一种合力，大家积极向上，整个学院的教职员工，大家共同能够把法学院做好，这样一个合力，这样一种同心协力，是以前不具有的。正因为有同心协力的精神，刚才朱老师讲，开的很多大型会议，我们知道搞一个会议是很费力的事情，那么一个大型的会议，所有的法学院的教师参与会议是一分钱报酬都不要的。有人出主意，有人拉关系。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的50周年的院庆，我们从人大东门出发，到人民大会堂，沿线两条道路是北京的警方全部开通。有的老师有这种关系，主动的去找，有的老师在中央通天，就找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有的老师没有关系，卖苦力，做各种具体的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主意的出主意，大家形成了合力，团结的气氛，这是人大法学院之所以有今天的一个原因。
从05年以后，曾老师当了名誉院长，我们法学院在人脉资源方面，依靠他个人得魅力去获取资源，在这个角度上，可能得到的比以前少多了，现在曾老师还担任委员会和一些机构的头，当然和以前相比，完全依赖于他，应该说得到的资源没有以前那么大，如果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也是不正常的。人大法学院将来怎么发展？朱老师也担心，将来人大法学院怎么越来越强，保持国内领先的地位。今年4月份领导班子换届，韩大元教授担任院长，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谋略和担当的人，要做一番大事业。他上任以来，我感到很疲惫，每天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韩院长烧了不止三把了，三十把都有了，心意我非常理解，前几任院长非常出色，到这里不能不行了。韩院长为了把法学院做好，一些理念和一些做法和思维是充分肯定的。在学校里无非两个东西，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科研，把这两个东西弄上去，法学院就强大了。科研主要是老师的研究能力，一个是有研究素质，一个是人才，人才哪里来，我们今天可以从海外引进。我们已经做出规定，本校的研究生不允许留下，你厉害也没有关系，你先到外面去厉害去，实践证明你很厉害，再调进来。我们有条件可以从外部引进，朱老师引进了一个，很优秀。我们今年也引进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我们引进了一个女性，他们引进了男性。我看他们那个比我们那个优秀一点。我们现在从海外引进人才，青年人里从海外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占到一半左右，将来继续还会引进。
韩院长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不折腾老师，减少老师日常琐碎的工作，积极化缘，让老师有研究经费。我们今年三节，去年一个人2000元，今年是4000元。老师这一部分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老师到外国去进修，鼓励大家到外国去交流，参加会议。总而言之，在教师这一块，首先我们在留人上，给他成才的条件，院里创造条件。另外就是教学部分，怎么让学生成才，给学生创造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条件，由教授来给本科生上课，老师对学生的指导，怎么能够保证鼓励学生创作出更好的学术作品，特别是博士生怎么能写出优秀的论文。韩院长就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法学院保持优势，在此前提下强化内在的品质，靠实力去竞争，而不仅仅是靠个别教授经常上电视，或者经常讲一些走钢丝的话，而是完全靠实力。我相信，我们下次在教育部的评选当中仍然会获得第一名。
这是我人大法学院之所以能够强大，我听了朱老师的话的一些感想。未来我们怎么保持优势，朱老师提出了一些想法，以韩院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也有一些体系化的想法，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然后把这个想法实施下去，人大法学院将来会越办越好。在座的各位过几年毕业了，再回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给院里多提宝贵意见，使法学院能够在未来真正成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学院，谢谢大家。
郑小敏：谢谢，我们院里给每位口述历史的老师准备了小礼品，请胡院长代表韩院长和林书记赠送礼品。
（赠送礼品）
刚才两位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在人大法学院求学工作的人和事，介绍了法学院这30年的发展，大家的心情和我的心情一样，非常的激动和自豪。同时在两位老师的报告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做人和治学的道理，发人深省，希望各位同学从中吸取营养，获得收获。希望你们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和人大法学院共同发展。
第四次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第四讲朱景文：我看人大法学院三十年发展
主讲人：朱景文教授
时间：2009年10月16日
地点：明德法学楼602模拟法庭
特邀嘉宾：法学院长副院长胡锦光教授
主持人：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小敏
郑小敏：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是我们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的第四讲，我们荣幸的邀请到朱景文教授给大家讲30年在人大的经历，他是79年考入人大法理学研究生，到现在正好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法学院60年里发展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法学院从平稳发展到快速发展，到走向辉煌的阶段，朱老师是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朱老师的介绍我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幅生动形象的人大法学院发展的画卷，现在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朱老师做报告。
朱景文：谢谢小敏书记，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讲台上，谈谈人大法学院的发展。小敏和我讲的时候，本来我想，我这个人何德何能在这里讲人大法学院的历程呢？老一辈的法学家多得很，讲座的第一讲孙国华教授是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是人大法学院刑法学科的奠基人，对人大法学院的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还有许多老教授。后来他说，我们需要找不同类型的人物。我想，我能代表的只能是改革开放后，或者说我们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现在说新一代，实际也不新了，我在人大已经30年了，进校的时候30岁，现在已经过了60岁，马上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我也想借此机会把我在这30年当中，自己的经历，我在人大学习以及工作期间自己的一些感受，特别是我自己在我这个学科法理，往大了说是整个法学院，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一谈。
确实，我们人大到现在有许多东西值得自豪的，罗列起来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50年代的时候，老一辈的法学家开创的。没有这个起点和基础，你谈现在的辉煌，从何谈起？一个法学院发展到现在，没有过去根本不可能。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点都不假。我后面会谈老一辈法学家怎么奠定了人大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基础的。
我想就这30年，是不是可以大体上分三个阶段，从70年代末，我们人大复校，招第一届本科生、第一届研究生，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这个阶段由于有50年代的基础在那里，各个学科的发展，依赖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在50年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1990年以后，到2005年，大家如果了解人大法学院历史的话，是曾宪义老师做我们法学院院长，从90年到05年15年的时间，法学院在各个方面，由于各种机遇抓住了，在整个法学界、法学教育界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这不仅我们自己骄傲，其他法学院也承认正是这个时期人大发展起来；然后是05年以后，曾老师退下去了，做我们法学院的名誉院长，王利明院长上来了，09年韩大元院长上来了，这就是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有新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某些优势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显眼了，所有的学校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大家凭实力竞争。以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成为过去，必须在新的时期做新的贡献。我们不说什么国际领先，在国内，真正在各个法学院的竞争中能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
下面我先从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谈起，谈谈法学院的发展情况。这个时期，就法学院的领导来讲，经历了三届。我刚进校的时候，李焕昌做法律系主任，之后就是高铭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是谷春德教授。我是79年作为法律系的第一届研究生入校的。当时就学生来说，情况各式各样。大家知道，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积累的毕业生有多少，77年、78年，中间停了十几年，一下子积压下来了许多学生。我过去是北京四中毕业的，文革当中恰恰是北京四中，这是北京市最好的学校，当时高三五班就是我们学校的周孝正所在的班，他比我大一届，我是高二2班的。当时是高三五班和女一中的高三1班两个班共同写了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后来由66年开始一下到77年，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是多少人，一代一代，我们叫做“老三届”，文革期间高中三年，初中又是三年，就是六届的学生，然后加上老三届之外的，69届、70届的，可以想像，一届一届。大家现在都知道高考竞争厉害，在当年77届、78届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当时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也好，还是研究生也好，他们的那种心情，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对学生真可谓如饥似渴，因为机会非常难得。就我们研究生来讲，当时研究生的情况更复杂了。报考研究生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有所谓老大学生，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大学的那部分大学本科生，从66届一直到70届，还有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这是一批人，这些人考研究生时都是40多岁，最年轻的70届的本科生考研究生时也都快35岁了。还有一部分就是文革期间上大学的所谓工兵大学生。再有一批当年考上大学的本科生，大学一年级，刚刚考上，当时有政策，刚录取的大学生作为同等学力允许报考研究生；还有就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当时也30岁左右了，作为同等学力报考。我们同一个班里，年龄差距很大，研究生的差别更大了，有20多岁的，有40多岁的，老婆孩子也都有了，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在那种情况下，好容易得到一次学习深造的机会，非常非常珍惜。
我记得刚进校的时候，当时人大的校园环境和现在根本没法相比。我们进校的时候，住在现在的灰楼里，我记得是217教室是我们法学院（当时叫法律系）的学生和农经系、国政系的学生，当时住了十几个人，上下铺，条件非常艰苦。从学习的情况来讲，尽管条件很苦，但是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非常珍惜时间。书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多，现在是知识爆炸，很多东西你从网上搜吧，研究一个问题，打上一个关键词，文章都出来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最发愁和最欣喜的就是书。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人大新华书店购买黑格尔的《小逻辑》时人头攒动的情景，也还记得经过反复辗转终于找到达维德的《当代世界法律体系》的英文本一书时的那种欣喜。现在回顾当年的情况，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我现在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条件下一本书一本书的抠出来的，书不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些马列的东西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习的。当时安排的课程，哲学原著，包括《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济学原著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三卷，老师一本一本地讲。现在我们好像这类课不再上了。当时确实给自己打了一个很好的扎扎实实的读书的基础。我还特别记得，我们是法理的学生，第一届一共就2个研究生，各个专业学生一共7个人，人很少，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我们学校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停了十年，十年间到干校去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机会，重新上讲台，那种心情和我们学生如饥似渴学习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现在被称为法学界的泰斗的人，他们不但是人大法律系的台柱子，而且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泰斗。给我们上法理的是孙国华教授，讲刑法总则的是高铭暄教授，讲刑法分则的是王作富教授，宪法是许崇德教授，民法是佟柔教授，法制史是张晋藩教授，人大的这些台柱子全都在这里。非常有幸，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法学界最有权威的这些教授直接给我们上课。
当时人大的水平怎么样？在全国法学界的地位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辉煌和过去的底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想在那个年代，怎么客观地评价一个法学院？在80年代初期，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委员会曾经编辑了一套法学的统编教材，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建国以来第一套法学的教科书。谁做主编、谁做副主编，是凭学问说话的，并不是现在和谁有什么关系就做主编，绝非如此。当时各个大学除了个别学校自己有教材之外，法学各个学科都没有教材，要保证法学教育的质量，司法部决定集中全国各个高校的最好的师资，编写第一套统编教材。从主编的情况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大法律系的实力。这里我带来了当时的一些统编教材。这是81年编的《民法原理》，我系佟柔教授主编，赵中孚教授是副主编，可见当时人大的民法在法学界的地位；《法学基础理论》，就是现在的法理学，主编是我们的孙国华教授，副主编是沈宗灵教授，是北大的，非常有名的教授，沈宗灵教授的特长是现代西方法哲学，是比较法，孙老师的特长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是人大的优势所在；《刑法》的主编是高铭暄教授，我国刑法的台柱子，人大的一级荣誉教授，副主编是马克昌，是50年代和孙老师一届的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终身教授，王作富教授是撰稿人之一。现在所形成的刑法学科上的优势地位，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的，虽然我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北高南马”，所谓“北高”就是高老师，“南马”和人大的渊源关系非常深。前几年我们刑法学科发生了一些变动，似乎刑法基地放在哪儿都成了问题，陈兴良讲了一句公道话，高王在哪儿，刑法基地就在哪儿。这是凭实力，大家公认的。没有公认的实力，单靠搞关系是不成的，不是那回事。《宪法》吴家麟是主编，同样也是我们人大的毕业生，50年代最早的毕业生。许崇德老师是副主编。《中国法制史》的主编是张晋藩，当时还在人大，后来调到法大，做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
不仅仅是核心课程，刑法、民法、法理、宪法、法制史这样的核心课程是人大的老师做主编、副主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课程，《劳动法学》主编是关怀老师，国内最早研究劳动法的就是他。《婚姻法》的主编杨大文老师，也是民法教研室老一代的教师。还有《继承法》，主编仍然是佟柔老师。《继承法》在80年代初期还没有，是在86年编写的，主编是佟柔，撰稿人佟柔、刘素平，还有当时年轻一代的龙翼飞老师。这是客观的、实实在在地反映学科实力的材料。人大法学院，如果没有底蕴的话，没有原来的基础，何来现在的辉煌？我想当时这套统编教材足以看出人大法学院在80年代那个时期的实力究竟怎么样。我们现在说我们取得了国内领先的地位，但基础的东西、根子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人大法学院的学术地位还可以从博士点的情况来衡量。博士点是现在衡量一个法学院的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的指标。过去的博士点很少，凤毛麟角。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体现自己的学科实力，利用各种关系跑博士点，甚至省里的大员都出面帮忙，为此还打起了官司。当时绝非如此，如果不拿出真货，绝对不可能。法律系的第一个博士点是刑法，是84年评的。当时人大法律系就这一个博士点，带头人是高铭暄老师和王作富老师。高老师也是我们系第一个评的教授，是83年评的教授，现在评一级荣誉教授的一个条件就是83年的教授，我们法学院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博士点就是刑法，人大刑法人特别骄傲，有这个本钱。到了86年，第二次评博士点，这个时候，法理，当时是孙国华教授，我们现在介绍法学院的各个学科情况，法理学科博士点的创始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宪法是许崇德教授，民法的佟柔教授。第二批的时候，即86年，已经有了四个博士点：宪法、法理、民法、刑法。为什么现在人大是这四个重点学科，86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博士点了。我好几次和我们韩大元院长说，就是他们几位人大的荣誉教授，确实对我们学校法学院的发展取得优势地位，在学术上有奠基性的作用。今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种成就，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开创性的贡献的话，根本不可能。
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靠什么搞关系，而是扎扎实实做学问，这是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和他们接触，和我们法学院各个学科的奠基人的接触，共同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孙老师和我是师生关系，他是我的导师，我过去经常到他家去，他不会和你说别的话，拉家长里短，说两句话，马上就转到学问上来，他的兴奋中心始终是学术。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虽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时候也和高铭暄教授有接触。几次接触比较长的时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学讲课。城市大学的学员水平，理论水平、汉语水平都有问题，在一些人看来，这么大牌的教授，对付这样的一些学生，讲稿都不用看的，完全就可以把教学应付下来了。但是我们一起在城市大学讲课的时候，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屋子里，我发现老人家在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到外面买东西什么的，根本不去，根本不关心，这些事他一点都不关心，整天就是看书、备课，认认真真去准备，一个一个案例，一个一个最新的知识在那里研究。这是一种人品上的榜样，人格的魅力。
话又说回来，人大的这些老师们，包括老一代在内，我发现没有几个做官的。从老一代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这样，真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始终以教学科研为生，教书育人。这一点，对我们这一代来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过去讲，身教胜于言教，你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学生自然会看到。不在于你说什么，而是看老师的兴奋点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学生说，朱老师一天这跑那跑，飞来飞去，心思不在教学科研上，你自己就这样，你给你的学生、给你的下一代是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学风问题、院风问题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风，自己就浮浮躁躁，自己就不看书，怎么培养出好的弟子？我觉得我们法学院老一代的教授给我们的就是“他们在做学问”，他们靠做学问而成大家。
还有一个我的体会，一个学校学科能够发展起来，科研能够发展起来，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梯队结构。而我们的梯队结构，我们说老一代教授，刚才说的佟老师、孙老师、许老师、高老师、王老师等等，他们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那里，怎么把这样的一种优势能够传承下来？这是一个问题。现在一些外校的老师也深有感触，他们说，你们人大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那样一种提携、培植是我们都羡慕的。比如佟老师对王利明、刘春田、史际春这样一些人的提携，高铭暄老师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大之所以强，第一届、第二届所谓的四大博士，赵秉志、陈兴良、周振想、姜伟等，许崇德老师对韩大元、胡锦光的提携。我在《法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孙老师一起，他对自己的弟子是非常关心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我们人大法学院中青年这一代，或者说80年代前后毕业的这样一代，相对来讲，这些老的教授给我们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确实是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前进。前几年，朱苏力他们搞了引证率的调查，其中一个结论是，看来人大的这些中青年一代的学者出道比较早。为什么出道比较早？这和老一代教师的提携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大家也知道，孙老师那一代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基本上都退休了，现在站在第一线的或者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大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一批人，而这样一批人正是在他们直接的提携、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据说前些年有人还专门研究人大人才的培养计划，人大的人才为什么能够起来？王利明、赵秉志怎么起来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从学校、法学院，尤其是从导师这一级上，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总之，人才的培养计划，中青年这一代之所以能够起来，和人大这样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和老一代也是有差别的。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机遇，碰到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些机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去出国进修，从而打开了思路。能够跳出国门，把中国放到世界当中去研究，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大家想一想，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不仅仅是人大，包括其他学校，50岁、60岁左右这样一批人，在各个领域中有所建树的，基本上有这样的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在国外进修，了解世界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中的发展。当然在80年代，我们的机会相对还不多，当时的机会主要是一个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这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美比较好的大学法学院的交流，派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学习。我们法学院也有不少的老师参与了。与此同时，到欧洲和日本也都有类似的项目。这确实给我们打开了眼界，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就我个人来讲，我82年毕业，一直在法理教研室工作，做过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没有资格在人大的讲台上去上课，和现在不一样。当时那些讲课的位子基本上是老教师的，要保证质量。而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先到其他的学校去，我当时到石家庄的一个学校讲，之后又到深圳大学讲，说得通俗点，先把嘴皮子练溜了，再回到人大讲课，保证人大一线教师的教学质量的问题。我记得毕业不久，还做过一段助教。而现在，这些环节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件憾事。现在一方面，要求教授第一线教学，一个教授不给本科生讲课，按照教育部的某些文件规定不能做教授。但是另一方面你让教授到本科的第一线讲课，那些副教授怎么办？讲师怎么办？他们的课上哪上？现在不一样，学生成十倍的增长。当时我们研究生7个人，本科生50人，现在人大法学院各个层次的学生3000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拿旧的方法套到今天就合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教学质量，无论过去、现在都是如此。
70年代末到90年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说人大在法学各个领域当中的地位、基础，基本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确实是靠老一代的法学家多年辛勤的努力，在学术上的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我们的基础。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人大法学院现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再讲讲第二个阶段，从90年到2005年。这十五年就是曾宪义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后来到了96年以后，做法学院院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个班子延续了15年的时间，这15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无论是对个人来讲，对法律系来讲，都不是短的时间，这是人大法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15年，尤其是90年代，各个学校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但是由于各个学校采取的政策不同，有的老的下去了，到了年龄就退，然后新的上来了，北大差不多就是这样，法大、其他学校都差不多，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学院采取的是一个相对新老交替，以老带新的这么一种策略。
一些外校的朋友经常说，你们人大上来就是这个时期，其他的学校都是以老换新，你们是曾老师带着一帮年轻人，而别人在不断的换，而人大年轻的换一些，曾老师一直在这里。曾老师在，那些老的关系，比如说司法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学会经常和他接触，所以就使人大有了在队伍上，在管理机制上等等方面的优势。在一些关键的岗位上，人大争得了先机，或者抢得了一些制高点。90年代刚刚建立的法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曾老师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还有一个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曾老师当时也是委员会的主任。再有就是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的主任，这样一些非常关键的岗位。
人大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实质上，我们觉得人大对其他学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他学科我不太熟悉，就我们法理而言，吉林大学现在很强了，是基地所在地，重点学科所在地，在当时起步的时候，现在的一些学科带头人，如法学院的院长姚建宗，基地的副主任黄文艺，当时都是我们的研究生，张文显现在是NO1，他之前在人大法理学兼任博士生导师。南师大也是法理学专业的重阵，但是他的老师最好的基本都是来自人大，前任校长公丕祥，现在是江苏高院院长，现任副校长夏锦文，校科研处长刘旺洪等都是人大的研究生；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丰是人大的兼职博导，政法室副主任张恒山是我们的博士。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黄建武是我们的博士。社科院法学所这些年不少人调到人大，但是我们的一些优秀毕业生也到那里工作，比如现在法理学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员胡水君，副研究员冉井富、陈根发等都是我们的博士。在全国法理学发展中，我们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兄弟院校对我们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再有，这个时期，从90年到05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曾老师过去多次讲的，人大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各个学科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一种合力。大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学院的利益为依归，把自己做大做强。无论是从一个学科而言，还是从整个法学的发展而言，都是如此。在一个学科领域当中的学科带头人可能强一点，但是不是所有研究方向他都强呢？未必，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强，但是未必在所有的方向都强。就整个法学而言，更是这样，从全国来讲，人大可能在某一些学科领域比较好一些，但绝不是说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比如说法理学，我们比较强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法社会学、比较法等领域，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强？未必，人家服你吗？不一定。你现在想找一种全能的Super Power式的领军人物，时代不一样了。曾老师讲得非常好，强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克服下去。在这个时期，曾老师的班子也换了好几届，我在93年到96年做过法律系的副主任，兼任过党总支的书记，也了解一些事情。曾老师这个人看重的事情、看好的事情，会非常用心去谋划、狠下工夫、很下本钱去做，把法学院的荣誉问题、发展的问题看成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作为他的副手帮助他工作，觉得有些地方不尽情理了，有时候半夜二三点给你打电话说事，早上5点多给你打电话，有时候尽管有怨气，觉得不公平什么的。现在回头来想，都是为法学院好，这是最终的目的。相比较而言，有些学校被内耗所拖累了。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牵制我，我牵制你，没有把学校的利益、法学院的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利益，你自己都没有拧成一股绳，说争第一是不可能的事。
从90年到05年这个时期，我们延续了80年代的中青年的力量迅速成长的势头。在刑法和民法当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学科优势。其他学科，宪法、法理、诉讼法、经济法、知识产权、国际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时期，在国内法学院当中，我们相比是学科最齐全、队伍最整齐的学校，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法学领域。我们说看一个学校队伍是否有实力，往往要看老中青三代人。有的学校的发展完全是靠调人，这个学科不行我调一个大腕过来。实际上，绝不是这么简单。现在你拿一个教研室作为麻雀来解剖，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教研室，尤其是传统法学领域的教研室，三代的力量很明显，没有断层。尽管，我们说我们法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风波，大的或者小的风波，但是我们各个学科领域的基本队伍没有断档，绝不是像有些学校人才大量的流失，一个人走了，这个学科一下垮了。在人大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基本队伍在那里，老中青三代人的基本队伍在那里，这是人大法学院强盛的重要表现。
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学术上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一个是在原有的那几个学科的基础上，在80年代我们有4个博士点：法理、宪法、民法、刑法；到了90年代，所有的学科，首先是法史、诉讼法、经济法取得了博士点，之后有了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在国际法和环境法上，也取得了博士点，除了军事法学之外我们都有了博士点。后来教育部04年做了全国第一次学科的综合评比，人大法学院取得了全国第一。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结果，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人大法学院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人大法学院在外事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后举行了中美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欧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中日法学院院长的联席会议。特别是到2000年，人大法学院建院50周年，举行了世界百所大学法学院院长会议，李鹏委员会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个法学院能够把李鹏请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当时人大是风光无限，好事基本上是我们拿了。
我93年到96年做法律系副主任，分管外事这一块。有一次我陪哈佛大学法学院现在的副院长安守廉教授参加人大法学院的聚会。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节目，把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员请到台上来，给他们献花，做大蛋糕。结束之后，安守廉激动地对我说说，这实在让我感动。你知道，退休在我们美国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人慢慢的退出舞台，没人理了，而你们这里给他们很高的荣誉。我不是说人大的一切都是好的，人大官僚主义的东西，或者官气的东西也是很厉害的，社会上的批评也很多，但是这一点，尊老爱幼，团队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人大的法律人，我们感到很骄傲。
我在96年、97年到美国去，做富布莱特的访问教授，之后就不做行政工作了，专心理论研究。行政工作花费精力很大，不可能全身心地研究学术问题。从美国回来后02年写了一本《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获得了北京市和司法部的两个一等奖，以后也获得了不少科研奖项。当时很感慨，如果我继续做行政工作，我是不可能认真写出这本书的。做行政工作，很多的东西都要投入，要真正认真做的话，对自己做学问肯定会有影响。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阶段，2005年到现在。
这是我们王利明院长和韩大元院长主政的时期，就是当下。曾老师退据二线以后，说句实在话，所有的学校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各个学校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为此，我们法学院采取了许多的措施。
一个是王利明院长上来以后，采取了一个措施，即引进人才。我们不是像其他学校一样完全没有基础，我们是锦上添花，把某一个学科搞得更大更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许多学科都引进了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法理我们引进了张志铭教授，曾经是社科院法学所法理室的主任，后来调到检察官学院做副院长，法史也是从社科院引进了马晓红教授。刑法前几年发生了一个变故，原来刑法实力非常强，变故后我们引进了戴玉忠教授，国家的大检察官，刘明祥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的嫡系弟子；民商法曾老师做院长的时候就把杨立新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引进来，还有张新宝，这是社科院的，是佟柔老师的学生；诉讼法引进了陈桂明，这是民诉法中的NO1，《中国法学》的主编。国际法我们引进了余劲松，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国际经济法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公法的朱文奇教授、邵沙平教授。这些措施在许多的学科领域确实加强了学科的实力。
然后的一项措施是提高国际化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王利明院长、韩大元院长这些年反复强调的，也是落实学校提高人大的国际化水平的战略。我们主要是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博士中引进人才，从而使学科的梯队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他学科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以法理学科为例。我们引进了余履雪，北大博士，法国巴黎一大博士后；最近我们引进了张龑，德国吉尔大学博士，再加上范愉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法学博士，叶传兴是美国天普大学硕士。我们教研室的许多教员都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研究经历，所以我们说打开了眼界，你不走出去，走向世界，永远在国内范围内，在学术上很难做出更大的成就。
再有一个，我们觉得这些年的一个发展是打破了“近亲繁殖”的状况。刚才说我们好的地方，人大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传帮带，教研室的梯队结构非常明显，而且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看很清楚。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近亲繁殖”，教研室的结构大部分都是人大自己培养出来的，在许多教研室里都是这种情况。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不存在学术上不容易沟通的问题，都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但是现在，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法理学科现在12个人，4个是北大的，张志铭、余履雪、张龑和曹磊，8个人大的，这样的一种结构，相互沟通，相互碰撞，观念很可能不一致，研究的方向和理念可能不同，但是这种碰撞对我们学科今后的发展只有好处，尤其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过去我们总有一个观念，觉得我把我的东西传给我的弟子，能够保持我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在这个教研室以后传承下来。实际上，我真是想，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呢？更不必说弟子和你的观点不一致、乃至反对你的情况多得很，何苦呢？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从学科本身的发展来看，你把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流派集中在一起，大家共同的努力创造新的更好的学术环境，有什么不好呢？利明院长、大元院长都强调这个。在教育部的评估指标中也有是否是“近亲繁殖”。对法理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人大、北大都是很强的碰到一起，有什么不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引进的国外的一些人，洋博士回来，国内我们也想把符合条件的引进了，比如说搞中国法律思想史、新儒学的。
05年以后，我们法学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就。04年的时候教育部第一次评估，人大法学院获得了第一。0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评估，我们同样名列第一，人大第一，法大第二，然后是武大和北大第三，大体上是这样的格局。同样，从我们法理学科来讲，我们也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在国内比较能够站得住脚的。比如《比较法的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研究》、《集团诉讼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立法学》等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各奖项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我想，理论历史的学科，更多的是需要你坐冷板凳，你坐得下来，不被外面的形势和吸引人的东西所左右，要坐得住。我们看人的标准也主要是看这些方面。你坐不住，尽管你口若悬河，尽管你在短期内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但也就是昙花一现。现在外边吸引人的东西很多，从政从商，总比你整天“爬格子”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我自己感触很多。在抗战的时候，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个比喻可能不好，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给学者，不能给我们的学生创造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尽管这不仅仅是老师的问题，是社会风气，但也与老师相关。不唯书不是不看书，尤其是对一个学校，不看书怎么能行？人大要发展，人大法学院要发展，没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读书、研究问题的氛围和风气，别的都扯淡。有的外地的学校，法学院整个的氛围，包括一些很好的法学院，整个教师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怎么做研究，吸引他的东西是怎么打官司，怎么到律师事务所挣钱。但是你做教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我们在05年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重点学科80年第一次评比，02年第二次评比，07年人大被评为一级重点学科，现在全国有三个，北大、人大、法大。我们的二级重点学科的数量和北大一样，法理、宪法、民法、刑法，北大是法理、经济法、国际法和刑法。近年来人大青年学者开始初露锋芒，这是我们很兴奋的，是人大法学院未来的希望，当然路还很长，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人大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传统继承下去。
我拉拉杂杂的讲了很多，很多都是个人的一些感受，一些材料不见得准确，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郑小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副院长胡锦光教授，胡老师也是79级的本科生，二位教授肯定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故事，也有很多话要说，请胡老师点评。
胡锦光：朱老师好，各位同学好，刚才朱老师很谦虚的说，他没有资格讲人大法学院的30年，我觉得朱老师是最有资格来讲的，他是79年入学，当时已经而立之年了，在30岁之前是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在人大念书之后到法学院，一度是我的领导，他是法律系的副主任、党总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比小敏要高一个级别，小敏是副书记，朱老师当过书记，以前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最有资格对人大法学院30年来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概括的。
恰恰是我没有资格对他今天所述的内容进行点评，我虽然也是79级，但是我读的是本科，而且我在念书的时候年龄比较小，19岁，他是30岁，和他差了十几岁，我当时见到他应该叫叔叔。朱力宇和我同班，也是30岁，他经常让我叫他叔叔。他18岁当兵，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一个小学生见到解放军肯定叫叔叔，这么一看也是成立的。
今天朱老师讲得很好，我不是点评，谈点感想。今年也是我到人大法学院30年。人大法学院为什么强大，并保持到现在，原因在哪里？朱老师今天概括了其中一些原因。一个原因是人大法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优良的传播是传帮带。刚才朱老师也讲到了“近亲繁殖”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你不“近亲繁殖”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刚刚大学复校，中国大学刚开始恢复招生的时候，人大法律系教出来的学生，优秀人才不留在人大法学院，法学院从哪里要人才呢？中国没有地方有人才了，都在人大法学院，他不可能不留自己的学生。我们今天的中国法学院已经有630所，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大批的优秀人才远渡重洋到其他国家去学习，我们到德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到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当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人大法学院的老教师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优秀，传帮带。刚才朱老师讲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的统编教材，我到人大念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教材，书店里买不到教材，人大法律系也没有教材。所谓有教材，就是老师自己编的油印的教材，我们学的很多的课程都是油印的教材。民法当中，最有名的教材是佟柔教授编的《民法原理》，在中国学民法的人这本书是当做圣经一样学的书。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由司法部统一编的教材，在这上面有你的名字出现你就是权威了，更不要说是主编或者是副主编了，尤其是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如果在这里有名字，将来肯定是大牌。我们法学院，王利明副书记是最早在这里出现名字的，我们都万般羡慕，这是以后备干部接班人的姿态出现的。刚才朱老师讲，主编有多少，副主编有多少，在这里当个作者、撰稿人就了不得了。我们法学院的老教师对自己看中的有培养潜质的学生提供机会，现在有学术成就的人都得到了老师大力的提携，没有老师的提携没有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老师的态度，也能够看出老师当年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佟柔老师的塑像就在旁边，这个塑像是王利明当院长的时候立的吧，也说明了王利明对导师的一份恩情的表达。韩大元当院长还没有立他的导师，他的老师还在，身体还不错。没有立别人的，就是佟柔一个人的，校长也可以说是有点以权谋私，也是表达他内心里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赵秉志走了，如果他在人大，对高铭暄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他对高铭暄老师是全方位的照顾，高老师喜欢唱京剧，赵老师在北师大，高老师唱的时候，赵秉志请一个班子来给他伴奏。当时赵秉志老师在人大不是院长，说了不算，高老师只能在这里清唱。从这里可以反衬出来，老师对学生怎么培养，学生才有感恩之情。正是因为有传帮带，人大法学院的中坚力量在国内同代人当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这是人大法学院保持强大的经验。
第二个经验，人大法学院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做强做大。把蛋糕做大，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人大法学院也不例外。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不同的帮派，也有矛盾。矛盾怎么化解？年轻人之间当然也是有矛盾的，评职称早晚、得到的好处多少，但是这里如何化解矛盾，最主要的是做强做大，把蛋糕做大，大家分的份额就多起来了。如果蛋糕还是这么大，有很多人来分，肯定会打起来。所以朱老师讲了，在曾宪义老师当院长的时代，人大法学院的蛋糕突然做大了，而且很大，不仅仅在中国法学界里大，因为曾老师的辈份、声望和政治谋略，使得曾老师在法学界领域里取得了无人代替的地位，一个领军的统帅的地位，不仅使得中国法学的蛋糕做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中国法学的蛋糕做大了，法学院在中国法学的蛋糕里相应就大了。大了不仅是我们法学院在全国法学界里的蛋糕大了，我们也可以看出，人大法学院从我的经历的过程来看，在人民大学的蛋糕里也大了。我念书的时候，人大法律系在人民大学里是不怎么样的一个系，最牛的是当年的工经系，相当于现在的法学。现在的法学牛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一个人给我讲一个事情。有个人劝另外一个人好好读书，争取考上人大法学院。什么好处呢？考上人大法学院的研究生之后，你在人民大学里就可以横着走路，这就是好处。为什么今天这么牛？我问讲笑话的人，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横着走路，我是教横着走路的人，我要怎么走？抬着走。
人大法学院的蛋糕做大了，在人大里绝对是王牌学院。在当年，做不到这一点，在曾宪义院长时代，人大法学院不仅在全国影响扩大，而且在人大的影响扩大了。这是第二个经验，怎么能够把蛋糕做大。
第三是因为蛋糕做大了，内部相互团结，形成一种合力，大家积极向上，整个学院的教职员工，大家共同能够把法学院做好，这样一个合力，这样一种同心协力，是以前不具有的。正因为有同心协力的精神，刚才朱老师讲，开的很多大型会议，我们知道搞一个会议是很费力的事情，那么一个大型的会议，所有的法学院的教师参与会议是一分钱报酬都不要的。有人出主意，有人拉关系。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的50周年的院庆，我们从人大东门出发，到人民大会堂，沿线两条道路是北京的警方全部开通。有的老师有这种关系，主动的去找，有的老师在中央通天，就找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有的老师没有关系，卖苦力，做各种具体的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主意的出主意，大家形成了合力，团结的气氛，这是人大法学院之所以有今天的一个原因。
从05年以后，曾老师当了名誉院长，我们法学院在人脉资源方面，依靠他个人得魅力去获取资源，在这个角度上，可能得到的比以前少多了，现在曾老师还担任委员会和一些机构的头，当然和以前相比，完全依赖于他，应该说得到的资源没有以前那么大，如果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也是不正常的。人大法学院将来怎么发展？朱老师也担心，将来人大法学院怎么越来越强，保持国内领先的地位。今年4月份领导班子换届，韩大元教授担任院长，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谋略和担当的人，要做一番大事业。他上任以来，我感到很疲惫，每天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韩院长烧了不止三把了，三十把都有了，心意我非常理解，前几任院长非常出色，到这里不能不行了。韩院长为了把法学院做好，一些理念和一些做法和思维是充分肯定的。在学校里无非两个东西，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科研，把这两个东西弄上去，法学院就强大了。科研主要是老师的研究能力，一个是有研究素质，一个是人才，人才哪里来，我们今天可以从海外引进。我们已经做出规定，本校的研究生不允许留下，你厉害也没有关系，你先到外面去厉害去，实践证明你很厉害，再调进来。我们有条件可以从外部引进，朱老师引进了一个，很优秀。我们今年也引进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我们引进了一个女性，他们引进了男性。我看他们那个比我们那个优秀一点。我们现在从海外引进人才，青年人里从海外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占到一半左右，将来继续还会引进。
韩院长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不折腾老师，减少老师日常琐碎的工作，积极化缘，让老师有研究经费。我们今年三节，去年一个人2000元，今年是4000元。老师这一部分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老师到外国去进修，鼓励大家到外国去交流，参加会议。总而言之，在教师这一块，首先我们在留人上，给他成才的条件，院里创造条件。另外就是教学部分，怎么让学生成才，给学生创造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条件，由教授来给本科生上课，老师对学生的指导，怎么能够保证鼓励学生创作出更好的学术作品，特别是博士生怎么能写出优秀的论文。韩院长就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法学院保持优势，在此前提下强化内在的品质，靠实力去竞争，而不仅仅是靠个别教授经常上电视，或者经常讲一些走钢丝的话，而是完全靠实力。我相信，我们下次在教育部的评选当中仍然会获得第一名。
这是我人大法学院之所以能够强大，我听了朱老师的话的一些感想。未来我们怎么保持优势，朱老师提出了一些想法，以韩院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也有一些体系化的想法，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然后把这个想法实施下去，人大法学院将来会越办越好。在座的各位过几年毕业了，再回来的时候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给院里多提宝贵意见，使法学院能够在未来真正成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学院，谢谢大家。
郑小敏：谢谢，我们院里给每位口述历史的老师准备了小礼品，请胡院长代表韩院长和林书记赠送礼品。
（赠送礼品）
刚才两位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在人大法学院求学工作的人和事，介绍了法学院这30年的发展，大家的心情和我的心情一样，非常的激动和自豪。同时在两位老师的报告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做人和治学的道理，发人深省，希望各位同学从中吸取营养，获得收获。希望你们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和人大法学院共同发展。
第四次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