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我平生第二次跨入大学校门。这回是做研究生。那年我18“公岁”。也许因为遗传，也许由于十年“文革”的颠沛焦虑，头上依稀已现华发，自称“白发老童生”。班上共10人，我在年龄上排名第二。后来，排第一的老周“出师未捷身先死”，我自然地上升一格，从“二哥”变成“大哥”。所以，“老研”一说，在我是名副其实的：当年是痴长于同班同学的“老研”；如今30年过去了，学位还是“硕士”，没有努力上进修成博士、博士后，成了个真正的不长进的“老研”。

　　都说年轻人勇于开拓创新，秉性是向前看；老年人比较稳重守持，秉性是好回忆。所以有“老爷爷的故事”之说。回忆就是讲故事。

　　“老研”以前也不写回忆文字，觉得那是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才有资格讲做的事。但近两年居然也写了些，开始时不知不觉，猛地醒悟，不禁暗自心惊：呜呼！“老研”老矣！然转而一想，这是规律，地球人谁也逃脱不了，况“老研”乎！于是莞尔一笑。诚然，“老研”的故事不精彩，内涵浅，因为没有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那资历。

　　“老研”这次编了三则文字。一是新写的，讲一些当研究生时的琐碎逸事；二是两年前的旧稿，介绍1980年代初的西政法律史学科；三是1995年在学校更名大会上的发言稿。第三则不是回忆文字，只能算作供回忆用的资料。不过，那次更名来之不易，对学校的发展又很关键，堪称一桩佳话，值得回忆，故收录于此，望诸位校友万勿怪罪。

1、第一届研究生的故事

　　这篇回忆文字是应命之作，不是“老研”自动地不知不觉地写出来的。今年是西政招收研究生30周年，学校办庆祝，“老研”是第一届研究生，理当响应。校友会打电话来约稿，“老研”想，那就回忆一下当年的研究生生活吧。

　　于是翻出了这帧黑白老照片。

　　这是我们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的留影。

　　当时，手照机并不普及，更谈不上有数码照相机了。这张合影是跑到童家桥一个小照相馆照的。照片上的人可能有的读者能认出来，多数读者，即便是我校的老师和同学恐怕是不认得或认不准了。那好，就先来个“对号入座”，介绍一下照片中的人物吧。

　　前排坐者4人，自左住右，两女两男。照国际惯例，女士优先，就从左边说起吧。

　　前排左1号，迟杰，东北姑娘，长自贵州六盘水矿区。开始时师从张序九教授，后改攻婚姻法学，师从杨怀英教授。她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小妹，饱受“文革”停课失学之苦，按说前学历并不扎实，但聪慧过人，又刻苦好学，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毕业论文《我国离婚制度的研究》。获硕士学位后一度留校任教，结婚后随先生调至河南郑州某高校。“老研”去山东曲阜参加孔子学术研讨会时，得在郑州转车。那年头火车票一票难求，亏好有迟杰小妹夫妇在郑州接送，少吃了许多中转排队购车夜半侯车之苦。后来他们夫妻双双南下珠海，迟杰小妹荣任警校副校长。2000年“老研”到珠海公干，得见他们夫妇，热情异常。迟杰个子高挑，人到中年，身材仍是那么匀称，一身戎装，煞是飒爽英姿。

　　前排左2号，陈素玉，老西政1967年毕业生。好象是成都姑娘，但从巴中山区考出来的。师从邓又天教授攻刑法学。这位学妹自我评价是“玻璃体”，颇有些大大冽冽，有话直说，不打心结，挺好相处。家境不错，却不显摆，不讲究，素面朝天，一如其名。读书用功，不乏己见，好与同学争辩，因她向不计较，同学亦奋自参与，你非我是，混战一场，为班上增添不少乐趣。大概是1981年，忽然闹起肝病恐慌，陈学妹自感不适，“老研”带她到传染病医院作了一番全面检查。她竟千恩万谢，逢人便说“大哥真好”，嘴快得制都制不住。不过，这也可见其之为人。

　　陈素玉学妹毕业后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为适应财经专业教学需要，她再一次离夫别子，北上中国政法大学进修经济法学，还获得了硕士学位，实现专业上的闪亮转身。一个年近四十的妈妈级女士，还这样的追求完美，寄情学问，“老研”当时闻知，敬佩之后自愧不如。随后，她一路高歌，由讲师、副教授晋升至教授，任职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无不得心应手。记得她任系领导职务时，为了取得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四处奔劳，还带了几位同事，东至重庆，求助母校老师，并专访舍下，命我献计，那种精心尽意，今犹历历在目。

　　前排左3号，田平安。老田仁兄是我们年级的骄骄者。历任中共西政党委书记、西政校长，乃首批入围的中国当代法学名家，荣膺高校名师，一头的耀眼光环。考取研究生时，他是贵州省纳雄县法院的一名副庭长，也在这个县的公安局干过，在政法系统阅历不浅。西政的新老校友对田平安教授大多耳熟能详，网上关于他的资料一大堆，十分详尽。对于这位老同学，“老研”的介绍已属多余，不必赘笔。这里只讲点外人或不甚知的往事。

　　田仁兄与“老研”除了在西政同班，还是北大校友。他是法律系65级高才生，“老研”在哲学系62级附骥尾。“文革”中，我们都上了“井岗山”。 “井岗山”是一个与“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头头的“新北大公社”“对着干”的红卫兵组织。关于这段住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前不久鹤驾道山的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忆》，其中第六章有一节叫“自己跳出来”，写到当年北大的派斗，很有趣。“老研”和老田虽同校同“山”，却无缘相识，不曾打过什么交道，真乃憾事一桩。不过，北大当时校园不阔，人多拥杂，或许在学生食堂打饭时踩过对方的脚，或许在东操场看露天电影时挤掉过对方的鞋，亦未可知。然而，我们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却是真的，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牛辉林。老牛与老田同系同级，是正宗八儿的同窗好友。可“老研”为什么能认识老牛呢？因缘还在那个“井岗山”。这个牛辉林就是我们一派的组织—“井岗山”的总勤务员之一。而且，就是因为他姓牛，“新北大公社”管我们“井岗山”叫“牛头山”，大喇叭里成天喊“宰牛杀猴”。“猴”是“候”的谐音，因为“井岗山”还有一位“勤务员”姓候。这“牛头山”的“牛勤务员”是不是真如“新北大公社”大喇叭里说的，象个“青面獠牙”的“牛魔王”，这在当时还颇激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心。我所在班上也有位同学在那个叫“勤务员”的领导班子里，我就是这样认得这位“牛勤务员”的，挺英俊的高个子，身材偏瘦。他后来去了山西。1986年我们在太原再见面时，老牛官拜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老“井岗山”相见，格外热情，牛常委专程陪我去晋祠，亲自当解释员。因有此一节人脉，所以，“老研”敢说，在有幸与老田做西政研究生的同学前，就与他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当然，与牛辉林熟悉的程度，“老研”远不如田仁兄。

　　前排右1号，雷震。雷仁兄也是老西政毕业生，1967届的，永川人士，从康定一带考来，师从王洪俊教授攻诉讼法学，擅长证据制度研究。学位论文《论刑事诉讼证据材料的判断》。老雷毕业后一直在西政工作，在法律系副主任任上派到保加利亚做访问学者一年，回校后历任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等职，为西政发展倾注心力。

　　“老研”与老雷仁兄是真正的“同窗”—同在一扇窗户底下读书、睡觉。那间房子如今还在，就是烈士墓校区东山大楼正楼东侧楼道的东边第一间，现早已改为锅炉房了。雷仁兄的刻苦勤奋是出了名的，夜以继日，手不释卷。但有个习惯不好：抽烟，烟瘾还不小。有支《康定情歌》，唱的是“跑马遛遛的山上”。老雷仁兄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那个“山上”工作，搞公安，艰苦啊！又累。他的烟就这样抽会了，十多年的烟龄，改不了。但这可苦了“老研”。“老研”不得不被动吸烟，受不了时，就半当真半开玩笑地叫雷仁兄付“赔偿费”。所以，我俩少不了伴嘴。书读累了，倦了，就伴伴嘴，换换气氛，活跃心身。

　　雷仁兄还有一个能让“老研”开他玩笑的地方是他的名字。“雷震”！那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高官。“你这名字一定是‘文革’改的。怎么改成这么个名字？有何居心？”“老研”总是拿雷仁兄名字说事。雷是忠厚人，每每“嘿嘿”一笑，不了了之。雷仁兄的名字还真是“文革”时改的，本名叫雷通林。但他的这个本名更成为大家的谈资。“通林”与“通灵”谐音。老雷的爱人叫陈德玉，学校的财务处老处长，那可是一把理财好手。他们夫妇的名字就与《红楼梦》挂钩了。“通林”“德玉”者，“通灵宝玉”也！别看我们班上大多是“奔四”老学生，嘻嘻哈哈的玩笑还真不少。

　　毕业后，我们同在一系，不久，家属先后调进学校，两家关系不错。雷仁兄做事一向认真尽职、任劳任怨，回避矛盾、推三阻四、利用职权给自己捞好处这一套技巧，他想都不曾想过。当系副主任那阵，他全心全意辅佐系主任卢云教授，读书做学问上不能不有所耽误。我俩见面叙旧，他对此不无感慨，每每叮嘱我好好做学问，说是“你老兄这方面有发展可能”，话不多，意味重。他也没有少给我关照。那时经费紧张，外出开会有一定限制，但我的学术活动，他尽量开绿灯。记得雷老兄从保加利亚回来时，向我介绍了不少那边的情况，还特意带来些礼品，其中有一个木制香水工艺瓶，小巧精致，我至今还收藏着。

　　现在轮到说说后排师兄弟了。

　　后排左1号，黄泽林。正宗重庆渝中半岛人士，当时家住校场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师从邓又天教授攻刑法学。学位论文《论杀人罪和伤害罪》。

　　“老研”与泽林兄缘分不浅，不但同窗三载，还两次成为同事。一次是西政毕业后留校工作，一次是在重庆社科院。泽林兄在学校任教不久就去了重庆市公安局，从事他的老本行。那时公安系统的干警平均学历不高，载有硕士头衔的泽林兄已是凤毛麟角，领导颇为倚重。无奈书读多了，学问情节太重。重庆社科院建院时，市里格外重视，院级干部超规格高配，又向全国网罗人才。当时的市委书记廖伯康先生有句名言：“就是脱裤子卖也要办好社科院。”那种氛围是很鼓舞人心的。泽林兄就被吸引了去，筹建并负责法学所。1997年重庆升直辖市，水涨船高，重庆社科院由经济单列市院成了省级院，阴差阳错，“老研”被调去任院长。这段时间，泽林兄从各方面关心院里的发展，支持“老研”当院长、当个好院长，用“披肝沥胆”几个字来形容并不过分。仅举一个例子。泽林兄在各级公安机关有广泛的人脉，在渝中区也颇有声望。他以渝中区公安分局、检察院的一些热心理论研究的干部为基础，搞起了一个法制研究所，然后又扩大影响，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他和一些朋友的共同运作，经过协商，完善相关手续，成立起重庆社科院渝中分院，这也是重庆市的第一家区级社科研究组织。渝中分院成立后，有人员、有课题、有经费，每年至少开一次研讨会、出一本研究文集。泽林兄是重庆社科院与渝中分院的联系人，也是分院工作的指导者。他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泽林兄有个好脾气，处事沉稳冷静，待人友善厚道，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也不固持己见，随遇而安，活得轻松自如。缘分所至，“老研”与这位老同学能过知心话。“老研”发现，泽林兄世事洞明，观事察人，入木三分，但从不当面给人难看，总是阳光待人。有人曾误以为他缺乏主见，不懂他内涵着大智若愚。

　　泽林仁兄后来去了南山的重庆邮电大学，他喜爱那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他60大寿那年，专门来电话，叫“老研”夫妇“去聚聚”。他告诉我，尿糖偏高，天天打乒乓球。他是个放得下、放得开的人。

　　前排左2号，王威。王仁兄也是“文革”改的名，本名王玉明。他也是老西政1967届的，在老西政学生中有“笔杆子”之称。王兄从大熊猫的故乡雅安考出来，师从卢云、黎国智等先生专攻法理学，学位论文《论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法律目的论”》。

　　王同学六分文气，四分武气。后者是从事公安工作带来的。有一次我们班上聚餐，什么原因记不得了。10个同学济济一堂，喝酒聊天，好不热闹。邓又天老师不知怎么知道了，特意送来一瓶他珍藏的好酒。

　　话说这位邓老师，可是西政的功勋级元老，人们尊称为“邓大人”。他学历正宗，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真资格的“三八式”老干部，1950年代就是县级法院的院长，西政刑法学科的创建人和领军人物。邓老师特别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经常来东山大楼看望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学刑法的，他都一概予以关爱。那时候的师生关系，正如窖藏几十年的好酒——醇厚！

　　邓老送来的好象是董酒。“老研”缺乏酒力，所以对是什么酒也印象不深。我们几位男同学中，田仁兄、雷仁兄等都没什么酒量，唯有王威仁兄独占鳌头，他那以文气加武气为内涵的豪气有了用武之地。可能是喝杂了，喝急了，王仁兄渐渐地说话不清，舌头变大。一见情况不妙，“老研”与二、三同学一起，七手八脚把他弄回房间躺下。那天“老研”无课也无事，怕出事，就守在那里。果不其然，王仁兄来了个“现场直播”，“老研”赶紧清扫洗抹，让他喝些热茶，直到他平静睡去方才撤出。此后好长一段时日，“王威醉酒”便成了我们最热的谈资。我们把他的醉态添油加醋，表演给他看，还唬他说了什么什么特别私密的醉话。没想到这位老兄却沉得住，你笑他不笑，“嘿嘿”两声，挑逗不起来。不过，王兄倒是不止一次地对“老研”说：“真不好意思！”

　　王仁兄思维敏锐，学术情结重，资料工作做得很扎实，有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观点，而且比较自信，不轻易改变，也难以被说服。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好品格。他留校后不久调入科研处，称得上是用人有方，得其所长。王仁兄出任科研处长还兼着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为正在科研上爬坡上坎的西政出力不少。然而，在西政科研处，王兄大概算得上是年头最长的处长了，从管理之道、用人之道看，这对他本人和对学校却不能说是最好的安排。王威兄对此倒很淡然，后来回到教研室教书，带研究生，平常心处之。据说西政青年教师亲热地称呼其为“威哥”，可见他的人气。王威兄活得真实！自在！

　　后排左三号，“老研”是也。从略。

　　后排左4号，陈学明。学明兄是我班男生中的小老弟。重庆南岸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一步跨进川大中文系，大二时又破格考取西政研究生。凭这经历，足资证明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学明兄师从黎国智教授、卢云教授等治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学位论文《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观及法律思想初探》。此文被《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刊登，乃西政复办后在此刊物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们首届研究生中唯一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正刊的论文。这一成绩，向世人展示了西政研究生的质量，雄辩地说明西政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成功。学明兄为校争光，一时饮誉西政，传为美谈。

　　1983年6月，我们毕业留校刚满一年，学校不拘一格，将学明兄升为讲师。那次升讲师的名单中，也列有“老研”。当时，研究生毕业升讲师要两年，我们才一年，所以叫“破格”。其实，“老研”时己年届40，且此前曾从教6年，大学毕业已经16个年头。“老研”的大学同学，未读研究生，调入高校后，早在1、2年前已是讲师。试想，如果包括“老研”在内的所有“文革”前大学毕业的首届研究生同学是直接调入高校的，任教1、2年后也该是讲师职称。不过，这是制定规定，“一刀切”的结果，怨不得谁。所以，“老研”的讲师不足道，学明兄才是真正的破格。当然，也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不过，“老研”的其他几位同学有点亏，他们的讲师还得等一年。

　　接着，学明兄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眼界大开，学问更加炉火纯青，回校后所开课程，应听者如云，好评如潮。当时，若有学生来问应选修何种课程，“老研”必竭诚推荐学明兄开的课。“老研”觉得，听学者讲课，重在领悟其治学之方，不在记取多少具体知识。因而，从“老研”而学的研究生，“老研”必赶他们去听几位老师的课，其中包括学明兄的。“老研”的要求是，指定的这几位老师的课，能选修则选修之，不能选修则旁听之，有时间则全听之，上课时间有冲突则选听之。他们听过后都说，受益不浅。

　　学明兄毕竟年轻有为，见多识广，极富开拓精神。任教几年后，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行列，展翅南渡，落脚改革开放的前沿、创业者的“天堂”——深圳，办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据看到他的人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

　　说到这里，牵出一个老话题，西政的人才流失问题。从西政的角度讲，学明兄他们是第一批“流失”的人才。但从全国讲，他们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况且也扩大了西政的影响。说实话，留校任教的大多经过精心挑选，还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这么多优秀人才挤在一堆，僧多粥少，西政又划转地方，处在西部，平台有限，东部地区需要法律人才和法学教师，年轻教师谋求发展，无可厚非，毕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虽然也很无奈，但无奈档不住精彩以及对精彩的憧憬。再说，西政为什么生生不息？优秀人才象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说好听点，是因为学校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这是带不走的，再加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原来的学科带头人、教授走了后，腾了位置，促进排老二、老三的上台阶、上台面，也上水平。他们原来没有机会，现在可以去与国内外同行高手交流、对话，甚至过过招，见多了识广，识广了胆增，胆增了魄大，学术就会有新的气象，不过几年，他们就又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当然，也有接不上气的学科，从此可能一蹶不振。至于学校如何拓展办学空间，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好平台，以及如何以事业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等等，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话题，非“老研”这篇小小杂忆能胜任的。

　　已经扯远了，还是回到学明兄的话头上来。此后，“老研”与学明兄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在重庆相聚的仅两次。一次是1997年6月，卢云教授因病谢世，他赶来悼念，在追思会上作了很好的发言，情深意切。其时，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及叙旧。另一次是2000年，学明兄回重庆老家办事，专门寻我到社科院，令“老研”喜出望外，见面抱成一团，畅叙旧情，细说别后，品味人生。“老研”听得出，学明兄当年弃其所爱，另辟蹊径，亦无奈之举，内心不胜其痛。虽然饱尝创业艰辛，但毕竟大展才智，日子充实，言语间挺有成就感，“老研”着实为之高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信哉！是言。

　　后排右1号，杨再明。再明仁兄是老西政1968届毕业生，师从董鑫教授治刑法学，学位论文《论量刑的原则》。再明兄农家子弟，勤奋扎实，朴质无华，木纳其表而明理于里，节礼自重而宽厚待人。

　　再明仁兄研究量刑问题，遍及古今中外，自觉对中国古代法律史料掌握不够，不耻下问，跑来与“老研”讨论。在同班同学中，就毕业论文所涉资料和学术问题互相切磋商讨的，在“老研”经历中，还只与再明兄之间有过。后来，“老研”也带了研究生，每每提倡他们互相帮助、多做交流、切磋学术、启发思路。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并不是要求研究生之间搞学术封锁，即使是研究同一个学术方向，甚至同一个学术专题，由于思路有别、方法各异、运用资料切入点不一，写出来的论文仍是各有千秋，可以相得益彰，不会相互遮蔽。这些体会，是从与再明仁兄的交流中得来的。

　　基于有这样推心置腹的学术切磋，留校后我们俩家也走得近。再明兄夫人在财务处工作，每次见我去报账，总是耐心指导，能快则快。再明夫妇是川西人，家有老人需要孝敬。权衡再三，最后去了四川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搬家时，我们去帮点小忙，道别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照片中的人物介绍，到此已完。但还有一位，“老大哥”周京东，不能不提。

　　京东仁兄是1962年进老西政读书的，是与“老研”同年同科的高考生。那年共和国还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全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校招生紧缩，大批高中生回乡或下乡务农。京东兄能在此年考入大学，而且进的是政审特严属于保密专业的西政，真不简单。西政是四年制本科，“老研”读的是五年制本科，所以京东兄1966年毕业，“老研”晚一年才毕业。在他将毕业时，“文革”发生了，一直持续了10年。故尔，京东兄与我们一样，都推迟分配，直到1968年才陆续离开学校。京东兄分到贵州省基层做公安工作，读研前，好象已做到了科长一级。若继续做下去，一定前途无量。1980年代初，中央有文件，在经过基层锻炼的大学生中选拔二梯队、三梯队领导干部，前两三年活跃于各省市，甚至中央部、委、办、局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是在那个文件的大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凭京东兄的德识才智，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读书。在我校首届研究生中，66届毕业生就他独一个。说明这个年龄段的老大学生很少选择走这条路。

　　京东仁兄入学后，就做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这也是众望所归的事。他把大家团结得很好。譬如，一日三餐前，他会准时在走廊上招呼我们：“走得啊！吃饭--”于是我们开门出来，一手提1、2个热水瓶，一手拿着碗筷，反身锁上门，跟着他下东山，去教师食堂。教师食堂原址就在现在教师住的高层楼那里。饭后，我们又一起去招待所的锅炉房打开水。招待所在现在的老年活动中心往食街方向的途中左侧，即网球场的场外大路旁，后来划拨给川外，川外在招待所原址上建起幢大楼，并修了一道围墙。打完开水，我们一队人马又沿着现在去岭南厅旁的小路返回东山大楼。每天三趟，有规则地绕上一圈，齐进齐出，曾是西政的一道风景线。有时晚饭后，我们也会去爬歌乐山，不过不一定是全体出动，三三两两自由组合较多，不过，也是老周招呼的次数多。京东兄很注重建设团队精神，是一位有亲和力、协调力和统筹力的好大哥。当时，“老研”还不是党员，京东兄在一起爬山散步时与谈过几次，大意是鼓励“老研”积极争取在读研阶段入党。

　　“老研”估计，京东兄在干公安工作时已经积劳成疾，只是当时尚未明显发作，后来又被超强度的工作、入学考试、入学后的紧张学习掩蔽住了。入学后，他显得很瘦，脸面有点青黄。后来回想，这些不是正常身体的信息，可是我们都不懂，大意了。等到发病，已经晚了，而且是要命的肝癌晚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已是骨瘦如柴，进食艰难。当时，其他同学都外出做论文调研去了，“老研”是治法史的，基本史料已经有了，就没有再往外跑，受同学之托，去医院多看了京东兄几回。京东兄住在袁家岗的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那时交通不便，来去一趟得大半天。他什么都不想吃，不舒服，疼痛。“老研”无措手足，一些安慰的词汇已苍白无力。“我给你推拿按摩一下吧！”他点点头。“老研”在中医学校呆过几年，听说过怎样推拿按摩，但从未实践过。于是，拾起残存的记忆，认真地在京东兄那皮包骨的身上做起最蹩脚的推拿按摩。没想到京东兄竟说好，我知道是为了感谢说的。这样也好，探望他时，就给他拿捏拿捏。

　　周京东仁兄已走了28个年头有多。记得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4、5岁的儿子跪在那里哭喊着不肯起来。这一幕特别令人辛酸。他都已经坚持到撰写论文阶段，离获得学位仅一步之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在纪念西政研究生招生30周年之时，“老研”特别忘不了这位好大哥！

　　说实在的，我们这届研究生挺不容易的。其时，西政刚复办，条件差，图书资料不足，这些都还在其次。我们都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岁月蹉跎，重进大学殿堂，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问学，真可谓夜以继日，专心致志。30多岁的人了，毕竟比不得20左右读大学那阵，可我们的读书任务比读大学那阵还重，时间安排得更紧凑。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周京东实际上就是“过劳死”。还有“过劳病”的。记得雷震兄就病得不轻，亏得王洪俊教授与夫人张老师爱生如子，接到他家里细心调养，才康复如初。

　　当年，西政的管理很严，校风淳朴，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师德高尚，爱生敬业。他们在平时关心学生无微不至，但在考场、答辩场上一丝不苟，决不放水。拿我们这届研究生来说，毕业时还有9人，竟有2名未授予学位，占比达22％。第二届研究生只有3人，有1人未授予学位，比例更是高达1/3。“老研”以为，西政真正的忧患，不在一时的人才流失，而在于这些优秀传统的流失。

　　人们都仰慕名师，自古有“名师出高徒”之说。但师之名与不名，当世之时，恐难定论。固然，我们现在，有定期的“名师”推荐、评定、命名制度，学生知道谁是名师，可以景从。然即便如此，名师也只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现在，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里，硕士研究生半万，博士生上千，90％还得非名师带，难道还能守着“名师出高徒”的陈说过日子？！“老研”以为，“名师”其实是“高徒”造的，徒的成就越高，师的名气就越大。“老研”还以为，高徒是由严师造的，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严师出高徒”。严师带出了高徒，高徒造就了名师，于是严师成了名师。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老研”在这里说的“严师”之师，不仅仅指李师、张师、王师这些身为自然人之老师，而更指一学科之师德、师品、师格、师识、师风之师，还包括一校之校制、校纪、校风、学德、学统之师。也就是说，是严校、严学科、加上治教治学严格的老师培养高徒，高徒造就名校、名学科、名老师。

　　诸君以为善乎？！

　　 2009-8-1

2、介绍一帧老照片

——1984年我校法律史教研室合影

1984年秋，西政建校三十周年，在图书馆举办校史展览，法律史教研室的老师和在读研究生合影留念。是时，学校复办初期，条件艰苦，百废待兴，然校风纯正，师生和谐，上下齐心，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那是一个出成果、出人才的时期，也是一种出成果、出人才的氛围，令人怀念！记忆犹新！特将这帧老照片公诸博客，与诸君共享之。

现将照片中有关人士介绍如下：

　　前排：

　　右4：杨景凡先生，四川渠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我校法律史学科创始人，复办后首任教研室主任，时任校科研处(加挂研究生处牌子)处长、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学科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等。

　　先生乃川东地下党员，在西康一带从事军阀部队的策反工作，极获成功。西政建校时主动膺命，弃官从教。有独立见解，又秉性刚直，从不违心说话做事，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文革”更是第一批打倒的“牛鬼蛇神”。“文革”中，西政被宣布撤销，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上告上访，开展护校斗争。对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学业要求报严，但对他们的生活无微不至，自已在家从不问柴米油盐，但却主动考虑教师、学生的生活细节。复办之初，知张警先生将到校，年届60的他亲自带杨和钰老师去磁器口替张先生买煮饭的煤炭炉子并背回来。研究生顾培东、江必新结婚，原想在学生宿舍因陋就简。他认为学生宿舍不能作新房，不能开这个头，同时向后勤部门借了一套东山刚修好的教师宿舍给他们作临时新房，并亲自为他们操办喜事。先生在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有很强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所领导的法史学教研室内得人心、外有形象，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一时称盛于全国法史学界。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法专业属绝秘专业，按党校性质办学，教师不评职称。1979年，学校自建校以来第一次评了首批副教授4名，杨先生为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黎国智、周应德、罗世英。这以后多次评高级职称，先生均以自己不够教授水平谢辞。1988年杨先生已退休，按政策可以评为教授，且不占学校的高级职称指标，但他仍以水平不够推托。后来是评委会“强加”给他一个教授头衔。这事曾在学界传为美谈。

　　好读书思考，治学严谨，德高望重，慎撰文，精招生。1979-1986年的8年中只带了三名研究生：笔者、胡泽君、唐忠民。

　　有合著《论孔子》(内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传世。先生鹤驾周年时，学生和家人将其部分论文、读书笔记、日记等收录于《景凡文存》。

　　2001年逝世，享年83岁。

　　右5：张警先生，浙江余杭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司法部二级英模，我校法律史学科创始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学科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等。

　　先生早年毕业于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解放初即成为国内自己培养而非吃洋面包出身的政治学教授。1958年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继而在深挖漏网右派中未能逃脱厄运，被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劳动改造之余，分配做一些政治法律史的资料工作。“文革”时学校强令解散，先生被迫退休回浙江老家赋闲。1977年，杭州大学创办法律系，请先生出山执教，当此时，我校复办请他回校的信函亦到，先生毅然放弃杭大优越的环境，立刻返回学校投入复办工作，从头备课并当年即为1978级开设“中国法制史”。先生治学严谨，熟读中外经典，《尚书》、四书等倒背如流；版书一丝不苟，一手漂亮谐书，令人叫绝。先生惜墨如金，然宏论一出，无不叹服。怀效锋、江必新、叶峰、莫家齐、吕志兴等均出张先生门下。退休后经反复修改才出版《<晋书刑法志>注释》，乃传世之佳典也。先生无子女，夫人因受政治运动刺激，神智失常，晚景不免凄然。

　　2004年逝世，享年86岁。

　　右3；孙守煌先生，四川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我校法律史教研室第二任主任，曾兼任多种校内外职务。已退休。

　　右2：杨联华先生，江苏无锡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我校法律史教研室第三任主任，曾兼任多种校内外职务。已退休。

　　右1：钱大经先生，重庆市合川人，副教授。已退休。

　　左4：胡星桥先生，重庆市渝中区人。2007年逝世，享年99岁。

　　左3：谢风钊先生，重庆市人，后调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左2：郭惠芬先生，女，四川崇州市人，教授，后调四川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任教。

　　左1：杨和钰先生，女，四川成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和司法部“三八”红旗手。早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并送北京政法学院诉讼法研究生班深造。回校后赶上反右运动，其丈夫黄涛先生被划为右派，她由于“不能划清界限”，也一起打入右派行列。学校复办，杨景凡先生组建法史教研室，诚邀她加盟。她以诚报诚，放弃诉讼法而改攻中国法制史，并不久就给七八级开课，一举成功，深受学生爱戴。此后在法制史领域耕耘20余载，成绩斐然。现已退休。

　　后排：

　　左1：曾代伟，教授，博导，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曾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校教务处处长等，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左2：王人博，教授，山东人，西南政法学院1979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现代法学》主编。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导、《政法论坛》主编等。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向荣教授。

　　左3：舒扬，教授，四川人，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广州大学副校长，现为广州市社科院党委书记。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孙守煌教授。

　　左4：陈金全，教授，博导，四川渠县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等。

　　左5：蒋庆，教授，贵阳人，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获法学学士学位。当代儒学研究者，阳明学院创办人、山长。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后调深圳市行政学院。

　　左6：江必新，大法官，湖北人，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副院长，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留影时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张警教授。

　　左7：本文作者。

　　右6：夏勇，教授，博导，湖北人，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向荣教授。

　　右5：李竹，研究员，云南人，西南政法学院1979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国家安全部处长，现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向荣教授。

　　右4：胡泽君，重庆人，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等，现任中共十七届中央侯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助教、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杨景凡教授。

　　右3：罗鸿瑛，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人，196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致力于古代简牍研究，成绩颇丰。现已退休。

　　右2：杨玲，副研究馆员，现为行政法学院科研秘书。留影时为法史教研室资料员。

　　因事未能参加那次留影的还有几位老师和研究生，特别是林向荣先生，是我校师生永不能忘怀的。

　　林向荣先生，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昌黎人，我校法律史学科创始人，曾任法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员委员，司法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市、司法部先进工作者等，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学科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等。

　　1947年考入台湾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大陆解放前回大陆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又入苏联专家任课的诉讼法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由于他在台湾大学的这段历史找不到证明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被怀疑为台湾特务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横遭批判。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国安局才找到他，证明他确是台大地下党组织成员，这桩使他背了近40年“台特嫌”的黑锅才真相大白。50多岁的他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先生精通日、俄、英三门外语，学识渊博而精湛，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师德高厚，深受广大学生爱戴，亦为国内外学界称道，夏勇、王人博、李竹等皆出自其门下。80年代就应日本一桥大学邀请赴东京参加法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学术讲演，是我校最早受邀去国外讲学的学者。

　　现已退休 。

　　这帧老照片留住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极盛时期历史信息，极其宝贵。回忆过去，传承精神，开拓未来，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我国法学和法治发展已进入繁荣时期，因之而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而这理论决非抄搬外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业已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业已创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创立还会远吗？！回采法的历史，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固有元素势在必然，势在必行。这无疑将是法史学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诸君准备好了吗？！

　　写于2007年11月

3、在我校更名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我校由学院更名为大学。从此以后，我们就将以“西南政法大学”屹立于大西南！屹立于政法战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就将以“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名载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史册！就将以“西南政法大学”的身份步入国际间高等学校友好交往的行列。从此，我们“名正言顺”了！作为一名西政人，我们理所当然地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骄傲！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欢呼！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鼓掌！

　　我校更名为大学，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四十二年办学成绩的一个检阅！一个肯定！这一更名，凝结着我校几代师生员工的辛劳和汗水！积聚着我校五万多名校友和近万名在校教职员工、各级各类学生的热切企盼！反映了我校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司法部、各级教委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政法教育的丰硕成果。

　　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西政的老前辈们在五十年代初期，背负着党和人民的期望，来到歌乐山下这块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发扬延安抗大精神，披荆斩棘，白手起家，创办了这所社会主义政法大学！我们也不能忘记，老一代西政人在那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顶着“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狂风黑浪，不怕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怕坐牢，不怕挨批挨斗，团结奋斗，不屈不挠，保卫了这所社会主义的政法大学。从而使我校能在1977年领先于全国所有的政法院校而得到复办，并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重点大学之一。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是怎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东山再起”，艰苦办学，发展了这所社会主义政法大学。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党！也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所有的把一生的光和热献给了这所大学的老领导！老前辈！老教师！老职工！老校友！属于我们在座的广大的辛勤的园丁和奋发向上的学子们！

　　我校更名为大学，不但给我们带来了一份荣光，也同时给我们增添了一份责任。它意味着我们学校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要求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政法专门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它要求我们在教学上更上一层楼，在科研上更上一层楼，在管理上更上一层楼。它标志着，一个以政法类专业为主体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大学的蓝图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使我们学校稳稳地跨上这一个新台阶，再跨上一个更新的台阶。

　　作为一名政法教育战线上的老兵，我将和全校所有教师、职工一起，把更改校名作为一种动力，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一如既往地为政法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为一代一代新人的成长甘当人梯，给他们送去道德人格，送去最新知识，送去温暖，送去希望。

　　老师们！同学们！西南政法大学是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她！爱护她！培育她！发展她！使她早日建设成为一所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愿我们的西南政法大学扬起风帆，乘风破浪，顺利前进，驶向明天！

　　谢谢大家！

　　

1995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