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按：2001年8月3日，杨景凡先生仙逝，林向荣先生怀着对自己这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36年的老领导、老朋友的笃厚友谊和深切怀念写下了这则记念文字。在文中，他从三个方面高度概括性地总结了杨景凡先生的一生，用饱蘸深情的笔浓墨重彩地讴歌杨景凡先生“以书为伴”、“不仅勤于读书，也善于读书”、“正人先正己”、“言传身教”、“仗义直言，为民请命”、“不卑不亢，秉公行事”、“倍受白眼，但处之泰然，无怨无悔”以及“荐贤让能”等高尚人格与品质，赞扬他“是非曲直都分得一清二楚，从不和稀泥”，同时在教师、研究生遇到困难时“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帮助解决”的领导风格，抒发了自己“士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处世原则和“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事业精神。全文朴实无华、逻辑清新、句句到位、没有虚词和空话，体现了“林氏风格”。林先生惜墨如金，恪守古老的“文章千古事，不写一字空”的传统信条，不轻易为文，圈内同行无人不知。就我所知，这则记念文字是他离休后仅见的作品，所以尤显宝贵。文章是为记念杨先生写的，字里行间处处可以读出记念者本人的情怀和风骨，真可谓是“记念者，记己所记，念己所念哉！”

杨景凡教授是教研室的老领导，至今人们仍亲切地称他为杨主任。从1965年起，我就在杨主任手下工作，三十六年的交往使我们结下了笃厚的友谊。如今老友溘然仙逝，怎不叫人悲痛！生老病死乃不可抗拒之自然规律。好在他走得那么平静安详，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家人都守候在身边，而且是在子女的怀抱中安然长眠的；人活七十古来稀，八十有四的人生旅程也算是长寿了。想到这些，心里似乎觉得平静一些。然而，内疚和惆怅的心情总是抹不掉的。内疚的是，在杨主任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因腿脚不好未能到医院见上一面，引为莫大憾事。惆怅的是，杨主任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不断浮现在我的面前，可我们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促膝长谈，真是无可奈何。

在和杨主任共事的期间，我曾得到他许多宝贵的帮助，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十年动乱时期，我们被关进牛棚里，可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我从他坚定的眼神和自若的态度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在学校恢复之后，他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为我解决了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使我得以安心工作。特别是在我的台湾问题还没有取得直接证明材料之前，他单凭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帮我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所有这一切，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感人肺腑。而对这一切，我当铭记在心，没齿不忘。复校后的最初几年间，我之所以能在教学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绩，被省、市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老实说是同杨主任多方面的教育、帮助与关照分不开的。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需要的时候，我应该而且必须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嘛。

在和杨主任的接触当中，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他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杨主任没有别的爱好，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当他离休之后，摆脱了繁杂行政事务的干扰，就更是以书为伴了。杨主任不仅勤于读书，也善于读书，常在日记当中分析和评述所读到的内容，用以抒发自己的心得和体味。他留下来的日记足有一大摞，现已成为难得的资料了。他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计有《论语》、《称量正义的天平——法律卷》、《权力论》、《西方哲学史》、《忏悔录》、《资治通鉴》、《史记》、《四书集注》、《诸子集成》、《日知录集解》等。此外，《鲁迅全集》、《巴金选集》、《傅雷译文集》、《谈艺录》等，他也爱不释手。杨主任还常看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的小说。不是说麻将之类的东西不可以玩，只要不超出法律允许的限度，本无可厚非，但同爱读鸿篇巨著、名家名作相比，品位却有高下之分。本来，杨主任对孔子的法律思想是早有研究的，而且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徜徉于古籍的字里行间，反复揣摸推敲。在他年逾古稀，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戴上老花镜伏案精读《论语》，直到他住院前夕，几乎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这就是为什么在安葬杨主任的骨灰时，他的家人把那付老花镜和读过的《论语》一书也放入墓穴之中的道理所在。

第二，是他严格要求的工作态度。杨主任在工作中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有的人不愿或不敢到法史教研室来，就因为经不起他的敲打。这种严格要求不光是对别人，也包括对自己。正人先正己。让人们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成了他的座右铭。在学校复校之初，教研室面临百废待兴之际，硬是靠着杨主任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格要求的态度，加上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师的拼搏努力，才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按时完成了开课的任务，而且效果还不错。杨主任是位原则性很强的人，是非曲直都分得一清二楚，从不和稀泥。他说话不多，言简意赅，对人的批评往往能一语中的，击中要害。而受到批评的人又欣然接受，心悦诚服，毫无怨言。批评归批评，老师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却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帮助解决。杨主任象是一块磁铁石，强烈吸引着教研室的每一个人，他善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老师们工作起来感到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杨主任的严字当头，还表现在他当科研处长期间主管研究生的工作上。他从不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而是管理得具体入微，他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得力的指导。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研究生吃苦认真的学习精神是非常感人的，指导教师的工作也是很负责任的，这就充分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几位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研究生曾向我表示，杨主任的严格要求使他们获益匪浅，终生受用不尽。

第三，是他一心为公的人格力量。说到杨主任一心为公的人格力量，也是有口皆碑的，在一些吊唁挽联中都讲到了这一点。学校恢复之前，为了纠正上级错误的撤校决定，杨主任约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为保全学校和争取早日复校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一马当先，奔走呼号，仗义直言，为民请命，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心系学校存亡之大事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是何等难能可贵啊。复校之后，杨主任参加过一系列重要会议，为学校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在会上，他不卑不亢，秉公行事，从不违心地顺水推舟，更不看上面的脸色，而是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为此得罪过一些人，甚至被诬为异类，倍受白眼，但处之泰然，无怨无悔。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从来青松傲霜雪，下联——自古超凡多孤直，横批——西政一人。这用在杨主任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据我所知，杨主任在法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而这种声望的形成大都来自他的人格魅力。杨主任离休之后，因为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曾几度请求辞去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学术顾问的职务，以便让更多的优秀年轻人进入学会的决策层，但都因没有先例而未被接受。法史学界的老一辈人在对杨主任的举动感到惊讶之余，莫不对他荐贤让能的高尚境界给予高度评价。

1987年杨主任离休的时候，他的一位学生曾写下一首诗：

曾播马列渠江东，
又向学园作耕翁，
道德会通孔颜乐，
文章直追魏晋风。
拳拳师心化慈雨，
铮铮铁骨屹傲松，
是非毁誉寻常事，
不为一己但为公。

写得铿锵有力，寓意深远，可以说是对杨主任光辉一生的最好写照。

可以告慰杨主任的是，你的有关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教导，已为教研室的同志们所牢记，老师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你的遗志并加以发扬光大。

谨以此文献给杨主任的在天之灵。杨主任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注：

1、作者林向荣，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外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对日本外制史有很高的造诣，精通日、俄、英文，是杨景凡先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

2、所谓“台湾问题”，指林向荣先生早年赴台湾求学的一段经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度被当作重大的历史问题被怀疑、审查。林向荣于1948年考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赴台北求学，并在台湾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年组织，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1949年3月，林向荣先生转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由于他在台大的这段历史一时得不到证明，在历次运动中长期被怀疑，文革中更是无端被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杨景凡先生筹建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邀请林向荣先生到教研室任教，并力排众议，自任介绍人介绍林向荣先生参加中国共产党。1986年，由于林向荣先生在台湾求学期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人尚健在，他在台湾的历史得以证明，才最终落实了政策，享受离休待遇。

附：杨景凡先生简介

杨景凡先生，四川渠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我校法律史学科创始人，复办后首任教研室主任，时任校科研处(加挂研究生处牌子)处长、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学科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组成员等。

先生乃川东地下党员，在西康一带从事军阀部队的策反工作，极获成功。西政建校时主动膺命，弃官从教。有独立见解，又秉性刚直，从不违心说话做事，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文革”更是第一批打倒的“牛鬼蛇神”。“文革”中，西政被宣布撤销，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上告上访，开展护校斗争。对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学业要求报严，但对他们的生活无微不至，自已在家从不问柴米油盐，但却主动考虑教师、学生的生活细节。复办之初，知张警先生将到校，年届60的他亲自带杨和钰老师去磁器口替张先生买煮饭的煤炭炉子并背回来。研究生顾培东、江必新结婚，原想在学生宿舍因陋就简。他认为学生宿舍不能作新房，不能开这个头，同时向后勤部门借了一套东山刚修好的教师宿舍给他们作临时新房，并亲自为他们操办喜事。先生在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有很强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所领导的法史学教研室内得人心、外有形象，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一时称盛于全国法史学界。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法专业属绝秘专业，按党校性质办学，教师不评职称。1979年，学校自建校以来第一次评了首批副教授4名，杨先生为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黎国智、周应德、罗世英。这以后多次评高级职称，先生均以自己不够教授水平谢辞。1988年杨先生已退休，按政策可以评为教授，且不占学校的高级职称指标，但他仍以水平不够推托。后来是评委会“强加”给他一个教授头衔。这事曾在学界传为美谈。

好读书思考，治学严谨，德高望重，慎撰文，精招生。1979-1986年的8年中只带了三名研究生：愈荣根、胡泽君、唐忠民。

有合著《论孔子》(内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传世。先生鹤驾周年时，学生和家人将其部分论文、读书笔记、日记等收录于《景凡文存》。

2001年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