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同辉，表里俱澄澈；孤光自照，心魂皆冰洁”——这是王人博教授给其导师林向荣先生献出的挽联。林向荣先生生于1928年，河北昌黎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1948年就读于台湾大学，1950—195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1961年开始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工作，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后平反。1981年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被评为教授。曾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林向荣先生精通日文、俄文、英文，对外国法制史有着卓越贡献。先生去世已近两年，为怀念先生，特转发一篇当年记者对林先生的一篇访谈。以飨读者，纪念先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解放后废除“六法全书”的时候，您应该是在大学读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林向荣(以下简称“林”)：“六法全书”废除的时候，我还在台湾大学读书。 1948年我高中毕业，就考到台湾去了。这有两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难考，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又上不起，三流大学又不想念，怎么办呢?我就到北京来，北京的几所学校我都看过了，最后还是决定到台湾去。当时去台湾念书的人并不多，到了1949年人就多了起来。

记：那您何时回到大陆的?

林：1949年4月底。

记：那您回来后又到哪所大学学习呢?

林：1949年5月中旬我回到了北京。当时全国学联就介绍我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1948年我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借读，所谓借读就是听课，并且要参加考试。我没有听从安排，1949年6月我就到东北去了。我原来在东北读书，高二、高三就是在吉林读的。当时我在北京，连铺盖和行李都没有，我在吉林有一套铺盖和行李，就到吉林去拿。回到北京，全国学联又介绍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即新中国法学研究院)三部(本科部)学习。195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被并人中国人民大学，从1950年9月份开始，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1954年本科毕业。毕业后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了四年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叫副博士研究生，跟苏联一样。当时，我们国家选一部分人到苏联读副博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国内培养，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操作。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再也没被调动过。

记：那您读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哪位啊?

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导师，一个是校内导师，一个是校外导师。我的校内导师是陈时正，我的校外导师是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林亨元。林亨元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曾经救过很多共产党员，他跟周总理比较熟，周总理就把他引进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担任副庭长。校外导师给我指定一些资产阶级的参考书，校内导师则给我指定一些苏联的参考书。我跟校外的导师一个月见一次面。见面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信封交给校外导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信封里装了30块钱，是指导费。在那个时候(1955、1956年)，30块钱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我的论文题目就是校外导师定的，论文题目叫《上诉审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和实践》。1954年，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待了四五个月，在那里主要帮助整理稿子。当时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刑事诉讼法》，我当时没敢发表意见，好多发表意见的人都被打成“右派”了。我导师的意见正好跟政法委书记彭真的意见针锋相对，政法委书记彭真的意见是：要实事求是，该加刑就加，不该加就不加。如果该加就加的话，给上诉权做什么呢?因此导师给我定的这个论文题目我并不敢写，于是我就到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方去调查。

记：那当时您的毕业论文写的什么?

林：当时承认我是副博士研究生毕业，但不授予学位。因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被批判为“一本书主义”，我们就是“一本书主义”的牺牲品。中央就决定，这一批研究生只毕业不答辩，不写论文，所以1957、1958届这一批研究生就没有写论文，没有答辩。没有答辩就没事，所以1957年就没有被划为“右派”。

记：那对于改造旧法人员的情况您了解吗?

林：当时西南政法学院就有一些学过旧法的人员被送到新中国法学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接受改造，究竟批判了他们哪些观点，我也搞不清楚。

记：您亲身经历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吧?

林：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并不关心这些，就知道北京政法学院是在院系调整过后于1953年成立的。

记：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也来了不少苏联专家，当时苏联专家给你们上过课吗?

林：苏联专家来了不少，上课时一般先由苏联专家讲一个小时，然后再由翻译讲一个小时。当时苏联专家中最出名的就属西米利亨了，中国人民大学里很多人都知道他。西米利亨跟何思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的关系很好。

记：那当时苏联专家给你们上过哪些课?

林：苏联专家的妻子教我们俄文。至于苏联专家的名字，现在都记不大清楚了。当时开了三十几门课，包括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与法权理论通史等。按照苏联那一套，不能单独讲法律，必须与国家合在一起讲。

记：苏联专家在中国呆了多长时间?

林：两年多吧。1954年我本科毕业时，苏联专家差不多都回国了。1954年 9月我读研究生时，就没有苏联专家上课了。

记：那当时苏联专家跟学生的关系如何?

林：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语言沟通上的问题，苏联专家不懂中文，而我们的俄文又不行。

记：苏联专家上课时对你们要求比较严格吧?

林：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记：前面您也提到当时有一部分人到苏联留学，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林：我那一年级选了两个人去苏联留学。其中一人是蒙古族，现在在北京大学。当时的挑选主要是看出身、成分，主要是贫下中农。我们那一批人民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总共招了三十几个人，一般来讲，出身都不好。家庭出身最好的是自由职业者。

记：1957年“反右”斗争中，很多教师和学生都被划成“右派”，那您当时被划成“右派”了吗?

林：没有，当时我还在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现在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实习。

记：那您知道人民大学有哪些老师被划成“右派”了?

林：被划成“右派”的老师比较多，不下十几个，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被划成“右派”。

记：那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划成“右派”的?

林：出风头等。

记：那这些人被划成“右派”后就被送去劳动改造了吧?

林：有的人被送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有的人则在学校里监督劳动。

记：那1958年您毕业后就被分到西南政法学院了。

林：1958年10月，我首先被分到四川省高教局，3天后第二次分配，我就来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西南政法学院也被停办，老师都被分配出去了，但都没有走，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人因为吃不饱饭还种自留地。当时我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双料反革命，让我到重庆大学，我怎么去啊?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自西南政法学院被停办到1978年复校这段时间内，我一般都不做什么事情，成天就这样晃着。当时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撤销西南政法学院”，至今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撤销西南政法学院”呢?西南政法学院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记：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复校后您就恢复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了吧?

林：1961年内部整风的时候，组织上对我说：林向荣，你可以选一门课，重新走向社会主义讲坛，尽管你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组织相信你会有所交代(那时候台湾问题是个重大问题。当时朱及群老师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我在台湾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组”，简称“台工组”。这个证明材料落实得比较晚，一直到1986年才予以落实)。我就想了半天，到底选什么呢?选一个离现实比较远的，不是中国的，外国的总可以嘛，讲讲外国的，讲讲历史上的，讲讲希腊、罗马的，于是就选了外国法制史这门课。其实我本来不是学外国法制史的，我对历史感兴趣。我读副博士研究生时学的是刑事诉讼法专业。

记：那当时您上课有没有受到限制?

林：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历史问题不清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搞得厉害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什么叫历史反革命?我搞不清楚。什么是现行反革命?我更搞不清楚。我当时就问他：我为什么是现行反革命?我没有搞什么活动啊。他说：你是不是到清华去过?你是不是给清华大学政法学院里的一些人送过粮票?当时重庆有两派，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八一五派整人，整反到底派，我是反到底派的，所以就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

记：1978年以后您一直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工作吗?

林：对，一直教外国法制史。我读副博士研究生时学的是刑事诉讼法，毕业后连法院都进不去，一个是出身的问题，另外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清理积案的时候，清理什么呢?我出身又不好，接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教育，在大连我接受了10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教育，读的是日本人的小学和中学，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时期(1946、1947年)我又在吉林读了两年高中，相当于高二、高三。

记：您的人生经历也是充满坎坷，曾经遭受了不少磨难，您对新中国的法治发展有何感想?

林：要治理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非要法治不可。过去不讲法治，搞人治搞了几十年。后来才提出“依法治国”。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走了很大的弯路，吃了很大的亏，搞人治是不行的啊。现在我们国家的法治逐渐走向正规，但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进程比较缓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记：从1978年开始您重新从事外国法制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您能否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作一个总体上的评价?

林：对于外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有的学校将其作为主科，而有的学校则将其作为副科，应当将外国法制史作为主学科。在过去，西南政法大学也比较重视这个学科，在我做教授的时候，在我们教研室的主任还活着的时候，也比较重视这个学科。这几年来就不大重视了，这是不对的。固然我们不能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但是西方的一些制度也值得我们很好地去研究。